王宁:边缘革命与边缘创新的力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助理、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
作者:成都高新区是成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火车头,它不沿海、不沿边,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资金优势,但经过30年的发展,在国家级高新区的综合排名一直位居前十,2016年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科斯教授是一直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多年前,您与科斯教授一同创作了《变革中国》,提出边缘革命的理论。您认为,成都高新区这样一个表现,可以理解为一种边缘力量吗?
王宁:成都高新区取得的骄人成绩可喜可贺。在全国如林的高新区中,成都高新区能够脱颖而出,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三甲,一定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边缘力量是相对的。在中国,相对北京和上海,成都代表的是边缘力量。在天府之国,与成都比较,达州、广元等代表了边缘力量。而且,边缘力量不一定是地理上的概念。改革开放初期,在国营经济主导的局面下,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城镇个体户和外资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控制之外,勃然而起,它们代表的是边缘力量。今天在汽车行业里,新能源汽车是边缘力量。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不久前成立的西湖大学代表的是边缘力量。
作者:相对于北上广深的高新区而言,成都高新区可看作是边缘力量,您认为,有哪些因素推动了成都高新区的发展?
王宁:成都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优秀的高校以及研究所和高科技企业。成都能够源源不断就地培养创新经济所需的各种高端技术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而且,成都的美食美景、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悠闲的节奏也吸引了国内外人才。人力资本是经济创新的基础,而且人力资本有很强的聚集效应。成都的人才优势一定是成都高新区成功的一个首要条件。
作者:人才是创新之魂,这30年,成都高新区的人才政策从“内培”到“外引”、从高校到城市再到海外揽才,实现了人才高地。请您谈谈,对于一个高新区的发展,人才起到哪些方面的作用?除了人才以外,对于成都高新区这样一个内陆型高新区,还有哪些方面需要重视?
王宁:吸引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安居是基本条件,乐业是关键。政府要做好服务,让企业家放心地在市场经济中打拼。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思想、观念和技术的竞争。与资本不同,人的追求是多方面、多层次、个性化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宽容的社会,宽松的社会。所以,吸引高技术人才,不是要给他们创造优惠落户条件。他们更需要的、更在意的是大的生活环境和创业环境。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个消费者至上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作者:成都高新区先后引进了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带动了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与此同时,成都高新区又孵化培养了大量的本土企业,如今在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您如何看待成都高新区的创新创业?
王宁:就创新而言,外引和内生相辅相成。在一个健康的创新产业园区,他们一定是互补的。厚此薄彼的特殊政策不是长久之计。在创新问题上,如何加强企业和高校及研究所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一盘重要的棋。孵化器是一个平台,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平台。
作者:谈到边缘力量,您是这个理论的提出者之一。您讲到的中国边缘革命与边缘力量,核心理念是什么?
王宁:就中国改革而言,边缘革命和边缘力量直指中国改革的双重性,揭示了中国改革的二元结构。一方面,中国改革当然离不开中央政府主导、依靠行政强制力量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我们政府文件和报刊媒体上所说的“改革开放”一般都指官方主导的各种搞活市场,鼓励竞争,吸引外资的经济政策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是中国改革显性的一面,广为人知。官方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国营企业改制”,这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国家政策,从改革早期的以“扩权让利”为主的经营责任承包制,到90年代末开始的“抓大放小”国企改革,从2003年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到延续至今的国企改革。
同时,中国改革还有较为隐性的一面,即科斯教授和我在《变革中国》中所言的边缘革命和边缘力量。与政府制定的官方改革不同,边缘革命带有明显的民间自发性,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中,“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城镇个体户和外资企业属于我们所说的边缘力量——它们都诞生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外,在改革之初是中国经济的边缘力量。也正是这些边缘力量的迅速发展和壮大让中国人民再次看到了市场的魅力,体验到经济自由的巨大创造力,逐渐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也正因为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在市场经济之路上高歌猛进,中国经济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边缘力量走在改革的最前沿,是改革的领头羊。边缘力量是破冰船,是试刀石。当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时,边缘力量降低了改革的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是改革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离不开边缘力量和边缘革命。继续在改革路上前行的中国在现在、在将来更离不开边缘力量和边缘革命。
访谈者简介:王宁,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200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自1998年担任科斯(Ronald Coase)教授的研究助理。现为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 Ronald Coase Institute), 《人和经济》执行主编(Editor in Chief, Man and the Economy),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
2012年与科斯合作,发表著作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该书目前已经翻译成8种其他语言,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1月发行,取名《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