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海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一、上海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要回答“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这两个问题。“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关系到我国未来农业的兴衰，也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原因所在。

（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上海都市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尽管上海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逐年下降，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于上海农业创新。一是上海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500万人，居全国首位，相当部分农产品需要外省市支持。因此上海农业不应仅限于上海本地，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形成市场、消费在内，生产在外的两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上海农业发展模式。二是上海农业的定位是都市现代农业，这有别于传统农业，有别于目前农业现状，发展方向是现代农业。所谓现代农业是指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因此，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上海都市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二）上海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

经过30年来的发展，上海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农民的非农就业转移，农村承包地中大部分被流转出去，经营主体由本地青壮年农民变为本地老年农民和外地农民为主，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适应这些变化，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上海大都市农业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如何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由谁来运用现代经营理念、现代科学技术来经营农业，都需要超前试点、大胆探索。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显然，目前传统的农户以及外来农民所进行的低水平传统农业经营是无法适应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的，迫切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二、上海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紧迫性

上海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紧迫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1）回答谁来种地的问题。随着上海郊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目前种田以老年人及外来农民为主，这使得上海郊区与其他地区土地抛荒的情况不同，而是有大量外地农民在郊区种田。大量外来农民种田产生三种结果：一是社会治理难；二是对土地掠夺性经营的短期行为；三是农村环境恶化。因此，上海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尤其迫切。

（2）解决怎样种田的问题。上海郊区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生产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出现了明显的“兼业化”特征，而兼业经营的结果必然是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不够，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成为奢谈；二是土地产出率低，传统农户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农业机械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限制了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三是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在农产品销售、议价能力、信息获得等方面处于劣势，无法获得农产品流通、加工增值收益。所以，转变传统的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方式，解决怎样种田的问题，也是上海农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3）引领现代农业示范作用的需要。上海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源地，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在发展现代农业、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在探索改革方面大胆尝试，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方面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子，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启示，如松江的家庭农场探索。松江家庭农场的成功实践为上海其他区县和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它通过适度补贴和适度规模解决了种粮问题，在松江产生了农民抢地种的效应。家庭农场的根本意义是农民有了体面的收入，农业成为体面的职业，农村有了体面的生活。尽管对松江家庭农场的可复制性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最起码它解决了松江的种粮问题，让种粮农民看到了希望和前景，为其他地方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说的可复制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借鉴它的模式和制度设计，并结合各地的特点加以完善。

（4）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传统的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无法做到标准化生产，无法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在源头上就失去了控制。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人们基于对现阶段食品安全环境的担忧，对食品健康和安全的需求增加，使得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看到了优质农副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和可观的、长期的、稳定的利润空间。因此，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准化生产农副产品，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