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西班牙民兵部队纪实【1】

1936年底，我加入了马联工党【2】的民兵部队。我加入这支民兵部队而不是别的民兵部队，情形是这样的。我本来打算去西班牙收集素材写点报道，心里隐约有参军这么一个想法，要是这么做有意义的话。但我心里没什么底，因为我的健康状况很糟糕，而且没有多少在民兵部队服役的经历。在我动身前，有人告诉我得有某个左翼组织的文件才能过境（在当时这并不是实情，但有党员证什么的无疑会方便一些）。我向约翰·斯特拉奇【3】申请，他带我去见波利特【4】。盘问完我之后，波利特显然觉得我在政治上不可靠，拒绝给我帮助，还说了一大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白色恐怖的事情，试图把我吓退。最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国际纵队。我回答说除非我亲身了解过情况，否则我是不会加入任何组织的。于是他拒绝帮助我，但建议我去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申请安全通行证，我按他说的做了。离开英国之前我还给独立工党打了电话，我和它有一点私人关系。我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他们给在巴黎的我寄来一封写给在巴塞罗那的约翰·麦克奈尔的信。过境的时候检查护照的人和其他人——当时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很在意我的安全通行证，但似乎对那封有独立工党抬头的信印象很深刻，显然，他们都见过这样的信。正是这件事让我下定决心把这封信带给麦克奈尔（我和他素不相识），并通过这个关系加入了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在走马观花地考察了西班牙的部队后，我发现自己相对来说已经接受过足够多的军事训练，于是决定加入民兵。那时候我对各个政党之间的区别只有非常模糊的了解，英国的左翼报刊掩盖了它们的真面目。要是当时我完全了解情况，我或许会参加国工联【5】的民兵。

那时候民兵部队虽然理论上正在进行正规军化的重新整顿，但他们仍然以小分队、百人团和中队进行组织。百人团的人数大概是100人，以某个人为指挥核心，经常被唤作“某某某的旗下【6】”。百人团的指挥官大致上等同于上尉军衔，在此之下除了下士和普通士兵之外就没有明确的军衔了。巴塞罗那的部队佩戴条纹等装饰作为军衔的标志，但在前线佩戴这些东西“不大得体”。理论上说，晋升取决于选举，但事实上军官和士官都是由上面指派的。稍后我会解释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士兵可以选择他愿意归属的队伍，而且按照规定，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从一个旗下换到另一个旗下。那时候士兵们只接受几天在练兵场上的操练，许多人甚至连步枪都没开过就被派往前线。我怀着正统的英国军队理念，对纪律的散漫感到十分震惊。当然，要让征募的士兵服从命令总是很困难，而当他们发现自己被推入战壕，不得不忍受他们还未能习惯的严寒等苦楚时，情况更是如此。在他们对武器不熟悉的时候，他们对子弹怀着不必要的恐惧，而这也是纪律散漫的原因之一。（顺便提一下，左翼报纸刊登的那些谎言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说什么法西斯部队使用的是会爆炸的子弹。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什么会爆炸的子弹，法西斯部队并没有配备这些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士兵服从命令靠的是对党派的忠诚和人格的力量，在头两个星期，我成为很不受待见的人。大约一个星期过后，一个士兵干脆拒绝去某个地方，他说那里正在交火。我动用武力强迫他服从命令——当然，这么做总是错误的，和西班牙人打交道时更是如此。我立刻被一群人包围起来，他们骂我是法西斯分子。我们激烈地争吵了一番，但大部分士兵站在我这一边，我发现人们争着要加入我的队伍。这件事过后，一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西班牙人和前线少数几个英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部队里纪律散漫，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革命行为”争吵不休，但大体上的共识是，部队里必须纪律严明但地位平等。关于士兵当逃兵或不服从命令是否应该枪毙这个问题有许多争论，大体上人们同意这么做，但有的人不愿意执行。过了很久，大概是三月份的时候，在韦斯卡附近，200个国工联的士兵决定离开前线。你很难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在那里驻守了五个月，但这种事情显然是不被允许的，马联工党的部队奉命去阻止他们。我自愿参加，但心里觉得不是很高兴。幸运的是，他们被政委或别的人劝回去了，因此没有动用武力解决。这件事引发了很多争议，但大部分人还是同意如果必要的话，枪决做出这种事情的士兵是合情合理的。那段时期，即1937年1月至4月，纪律在逐步改善，原因几乎都是因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即无休止的争辩和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或那么做是必须的。每个人都怀着无比的热情保持军官与士兵之间社会地位平等，不用军衔，伙食没有区别对待等等。这种情况经常被贯彻到很滑稽的地步，不过它们在前线就显得没有那么滑稽了。在那里条件稍有改善一些士兵们就会感恩戴德。当民兵部队理论上被整编归入人民军时，全体军官都能多领点钱，一天大概有10比塞塔作为津贴，每个人都同意这么做，但是否真的得以贯彻实施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不能肯定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被整编之前真的有人开始领到额外的津贴。不过，当我第一次到达前线时，不服从军令的惩罚正被采纳。要惩罚已经身处前线的士兵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除了把他们枪毙，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比已经身处的状况更加痛苦。常用的惩罚是把岗哨巡逻的时间加倍——但效果很差，因为每个人都已经缺乏睡眠。时不时有人会被枪毙。有个士兵试图跑到法西斯阵地那边去，他应该是一个间谍，被枪毙了。另一个被逮到偷其他士兵东西的人被遣送回去，估计也会被枪毙，但我想他并没有真的被处决。军事法庭应该由一位军官、一个士官和一个士兵组成，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军事法庭开庭。

政党会定期派遣政委到前线看望士兵，如果可能的话，会进行政治教育。此外，每个百人团有一两个人担任政委。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些人原本在履行什么职责——显然，一开始他们所履行的职责后来不需要了。和英国独立工党的党员在一起时，我被指定为他们的政委，但那个时候政委只是一个中间人，被派到总部投诉物资分配什么的，因此对于英国人来说，政委只是一个在几人中推举会说西班牙语的人担任的职位。比起西班牙人，英国人在推选军官时要严格得多，有一两回还通过选举换掉了士官。他们还组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管理队伍的所有事务。虽然我被投票选进了委员会，但我反对组建这个委员会，理由是现在我们是部队的一分子，而部队通常是自上而下地执行命令，因此，这么一个委员会是起不了作用的。事实上，它并没有重要的职能，但偶尔在规定一些琐事上有点作用。与大部分人的想法刚好相反，马联工党的领导非常仇视组建委员会的想法，一心想阻止这个想法从英国人传播到西班牙人那里去。

在加入英国人的旗下之前，我在一个西班牙人的旗下待了几个星期。在里面80个人当中，有60个是完完全全的新丁。那几个星期纪律已经大有改善，从那时起直到四月底，整支民兵部队的纪律在缓慢而稳定地改善。到了四月，当一支民兵部队得行军出发时，它看上去仍像是莫斯科的残兵败将。但这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那些人只经历过阵地战。但到了这个时候，要让命令得到服从不再困难，不用担心你刚一转身命令就被士兵抛到脑后。表面上看，特别的“革命”特征仍然保留到五月，但事实上，那时候情况的变化已经有所体现。五月份的时候，当我在指挥一支中队时（现在它指的是一个排），那些年纪轻轻的西班牙人管我叫“长官”。我不让他们用这个称呼，但这个称呼显然已经回来了。这场战争早前几个月普遍使用的“汝”【7】无疑很矫揉造作，对于拉丁人来说似乎很不自然。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似乎突然间中止了，那就是朝法西斯部队喊革命口号。在韦斯卡没有这么做，不过在很多地方，阵地之间非常接近时就会这么做。在萨拉戈萨前线这种事情定期发生，或许是那里接纳了众多逃兵的原因之一（一处由1000名士兵把守的阵地一度每周有15个逃兵）。但大家普遍以“同志”相称的习惯和我们都应该平等相待的观念一直坚持下来，直到民兵部队被改组。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军的第一批来到前线的士兵也是这么做的。马联工党和加联社党的民兵部队，直到我在三月初看到后者时，在纪律和社交气氛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总体的组织在有些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些方面则糟糕得很，而且根本没有必要。这场战争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良好的伙食组织。直到1937年5月，当有些物资开始紧缺时，伙食还总是很不错，而且供应总是很规律，即使在一场僵持难下的战争中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厨师们很投入，有时候还冒着枪林弹雨把食物送过来。我对后方的伙食组织和农民们的配合程度很是感动。士兵们的制服时不时会被拿去洗，但洗得不是很干净，而且不是很规律。邮政服务挺好，从巴塞罗那寄出的信总是很快就送达前线，不过有许多寄到西班牙的信在送往巴塞罗那的路上会不知所踪。卫生观念基本上没有，气候干燥是唯一阻止流行病爆发的原因。你得到后方10英里的地方才能得到救治。当伤亡的规模很小时这并不是很碍事，但就算是这样，有很多生命还是就这么白白地丧失了。一开始的时候战壕修得很原始，但到了三月份工兵连成立了。这支队伍很有效率，能悄无声息地迅速构筑起长长的战壕。但是，直到五月份的时候还没有人想到构筑交通壕，即使在靠近敌人的前线也是这样，没办法在避开炮火的情况下把伤兵抬走。后方的道路没有人去修补，虽然做这些事情的劳动力无疑是有的。马联工党的医护兵既有志愿者也有义务兵，他们很会照顾医院里的伤兵。至于仓库，或许有一些侵吞公款和徇私舞弊的现象，但我想情况非常少。当香烟开始紧缺时，英国人的小分队分到了比他们应得的份额多得多的供应，西班牙人的性格就是这么慷慨。这场战争中不可原谅的大错，至少在阿拉贡前线这边，就是让士兵们毫无必要地长期驻守前线。到了1936年的圣诞节，这场战争几乎完全陷入了僵局，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有几段很长的时期只有零星的战斗发生。因此，原本是有可能进行四天上前线四天下前线的组织安排，甚至四天上前线两天下前线也行。按照这样的安排，士兵们休息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增加，但他们可以阶段性地有几晚睡在床上，至少有机会把他们的衣服脱掉。结果，士兵们有时在前线一连待上五个月。有时候，战壕离敌人很远，比方说有1000码，但这就更加无聊了，因此士气比距离敌人50到100码时更差。与此同时，他们睡在战壕里，条件恶劣得不堪忍受，身上长满了虱子，而且直到四月份天气几乎总是很冷。而且就算离敌人有1000码远，士兵们也置身于枪火之下，有时候还得面对炮火，承受了零星的伤亡，因此恐惧一直在积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勉力支撑下去之外很难做别的事情。从二月到三月，在韦斯卡周围没有发生战斗，这时我们会尝试训练士兵掌握许多技能：使用机关枪、打信号、作业流程（快速突进什么的）等等。这些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每个人都缺乏睡眠，累得没办法学习。当时我自己想掌握霍奇克斯机关枪的要领，发现缺乏睡眠已经剥夺了我学习的能力。而且，让假期变得频繁一些原本无疑是可行的，但是并没有这么做，或许并非只是出于效率低下这个原因。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让士兵出入战壕本来会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以为不在前线的部队提供某种便利。即使在巴巴斯特罗这样的后方，部队的生活也非常无聊，而这是没有必要的。只要稍作一点组织，本来是有可能立刻给后方提供热水、除虱、某种娱乐、咖啡厅（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尝试去做这种事情）和女人的。少数几个在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可以泡到的女人成了争风吃醋的因由。年轻的西班牙人当中有鸡奸的情况。我不知道部队能不能一边进行阵地战，一边训练士兵进行运动战，但要是能提供一些关怀让士兵们休整，本来是能够进行更多训练的。结果，在战争陷入僵持阶段时，他们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回顾那一时期，我看到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在当时那种不堪忍受的条件下他们没有陷入分裂或显露兵变的迹象让我信奉起（在某种程度上）“革命纪律”的理念。但是，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有一些其实并没有必要。

至于不同的民兵部队之间的嫉妒，就普通士兵而言，直到1937年5月我自己并没有看到严重的迹象。我想我们迟早会知道在何种程度上阿拉贡前线是因为党派之争而遭受破坏的。我不知道攻占韦斯卡有多重要，但在二月或三月，如果动用足够的大炮火力的话，原本可以将其攻下来。结果，它被包围起来，却留下一道宽约一公里的口子，由于大炮火力不足，根本不可能进行火力准备，因为它们的作用就是发出警报。这意味着进攻只能是最多几百人发动的突袭。到了四月初时，韦斯卡似乎已经没救了，但那道口子一直没有合拢，进攻渐渐减弱，过后不久，事情变得很清楚了，法西斯阵地的战壕修筑得更加稳固，而且他们已经加强了防御。到了六月底发动了针对韦斯卡的大规模进攻，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想以一场胜利为人民军争光，并贬低国工联的民兵部队。结果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损失惨重，局势变得更加不利。但就普通士兵而言，党派情绪顶多就是散播谣言，说“他们”（通常指的是加联社党）已经偷走了原本要分给我们的枪支。在马联工党和加联社党的民兵部队驻扎的萨拉戈萨前线，两者关系还算不错。当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接管驻扎韦斯卡的加联社党民兵部队的阵地时有猜忌的迹象，但我认为这纯粹是出于军事竞争。加联社党没能攻下韦斯卡，而马联工党夸口他们准备把它攻下。二月份的瓜达拉哈拉大捷可以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每个人都发自肺腑地感到高兴，事实上情绪非常热烈。过后不久，我们的一架飞机，应该是俄国的，在错误的地方扔了一颗炸弹，炸死了几个马联工党的民兵。后来无疑可以把这说成是“故意为之”，但在当时没有人会这么想。五月的时候，或许在巴塞罗那动乱之后，两者的关系变得糟糕了。在莱里达有大批新组建的人民军在进行训练，当一批批的人民军列队经过时，我看到不知道是哪支民兵部队的士兵递给他们覆盆子，模仿绵羊咩咩的叫声。至于对那些大家知道曾经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里服过役的人进行迫害，我想得等到那些所谓的间谍阴谋被发现之后才开始。这些事情过后不久发生了一两起严重事件。六月底的时候似乎加联社党的民兵部队的一支别动队不知是奉命还是自行其是，攻击了韦斯卡城外马联工党的一个阵地，后者的士兵不得不以机关枪保卫自己。我不知道具体是哪天，只知道大概的情况，但根据我收到的消息，这件事的的确确发生了。无疑，这是报刊对间谍活动和士兵开小差等情况不负责任的报道造成的结果，这在早些时候已经引发或几乎引发了麻烦。

民兵部队由不同的党派组建，向不同的党派效忠，过了一段时间，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一开始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充满热情时，党派之间的对抗或许并不是坏事——至少在战争的早期，当希塔莫等地方被攻占时，从那些民兵身上我得出了这么一个印象。但当民兵部队的规模比起人民军渐渐相形见绌时，结果就是每个党派都在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士兵总是无法放假的原因之一。到了六月份，凡是请假的士兵根本没办法重回队伍，而是被征召进了人民军，这是已经立法通过的（我忘记具体是什么时候通过的）；原本一个民兵一旦请假就可以回家，而当他领到了一大笔攒下来的兵饷时他更想回家。他可以加入另一个组织，而这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大部分人放完假后会回去，但有的人没有回去，因此每次放假都意味着人数在减少。而且，我很肯定保全士兵数目的动机让地区指挥官变得高度紧张，在无望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不想有伤亡发生。在萨拉戈萨前线，宝贵的细小机会——那些不会被登入报纸，但会对局势有所影响的机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失去了，而真正发生的伤亡则毫无意义。而且那些一无是处的流氓地痞占了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所有的部队里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这些人应该被无情地清除出去，却很少或从来没有被清除。一月份的时候我对纪律情况提出抱怨，一个军阶很高的军官对我说，他认为所有的民兵部队都在比谁纪律更散漫，为的是吸引其它部队的新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或者是因为吃饱了没事磨磨嘴皮子。

至于马联工党民兵部队的人员构成，我认为它和其它民兵部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体格标准方面，他们和加联社党大致相同。马联工党不会要求民兵对党派表示依附，这无疑是因为作为一个小政党他们发现很难吸引新兵。当士兵们上了前线后，他们就会做工作要求他们入党，但说句公道话，他们并没有施加压力。队伍里面的二流子比例和别的部队差不多，而且还有一些非常愚昧的农民和没有特定政治倾向的人，他们或许只是碰巧加入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而且有一些人参军只是为了谋一份差事。事实上，1936年12月在巴塞罗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面包紧缺，而民兵可以分到足够的面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管怎样，这些非征召的士兵当中有的人后来成为了优秀的军人。除了许多德国难民之外，还有零星的许多种族的外国人，甚至有几个葡萄牙人。德国人是最好的士兵，通常都会操作机关枪，他们以六个为一组，和别的人保持着距离。在这个阵地上，士兵们对他们的枪怀着迷信的态度，就像在供奉守护家庭的神明一样，非常有趣，值得去了解。有几个机关枪手是老兵，他们一直没有退役都是拜西班牙的休整更替制度所赐，但大部分人是“优秀党员”，当中有几个品格高尚，聪明睿智。我得出这么一个有点违背我的意愿的结论，那就是，从长远来看，“优秀党员”会成为最优秀的士兵。独立工党派来的由30个英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分遣队被截然分成没有特定政治依附关系的老兵和没有军事经验的“优秀党员”。由于我更接近前者，因此或许我可以不带偏见地说我相信后者会变得更优秀。当然，在战役的开始阶段，老兵更能派上用场，一旦战斗发生他们都很镇定，但他们在精神迟钝和身体疲惫的情况下更容易军心涣散。一个对某个党派完全认同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信赖。要是你在左翼圈子里这么说会惹来麻烦，但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政党的情感与一个死脑筋的公校毕业生对他的母校的情感非常类似。有的人没有特定的政治情感，他们也完全可靠，但他们通常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里，有一个轻微但可以察觉得到的苗头：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人会被选为军官。在现有的社会阶级结构条件下，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人通常在不熟悉的情景中更有自信，在没有推行征兵制的国家，他们比工人阶级有更深厚的军事传统。英国更是如此。至于年龄，前线的士兵大致上是从20岁到35岁。我不会信赖前线任何年龄在35岁以上的普通士兵或低阶军官，除非他的政治可靠程度已经为人所了解。至于年龄的下限，14岁的男孩通常都很勇敢且值得信赖，但他们经受不起睡眠不足的折磨，甚至在站着的时候都能睡着。

至于叛变和通敌等等这些罪行，有许多谣言，表明这种事情时不时就会发生，事实上在内战中是无法避免的。有人捕风捉影地说，某个时候在无人区举行过事先安排好的停战以交换报纸。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情，但曾经见过几份法西斯报纸，应该就是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共产党报刊宣扬的关于互不侵犯约定和士兵们可以在我们的阵地和法西斯部队的阵地之间自由走动的故事统统都是谎言。无疑，农民当中有的人是叛徒。为什么这边的前线当时没有展开进攻，一部分原因无疑是无力进攻，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几个小时就可能走漏风声，被那些法西斯部队获悉。那些法西斯部队似乎总是知道在和什么部队对峙，而我们只能通过巡逻的方式了解情况。我不知道间谍用什么方法把消息传进韦斯卡，但把消息发出去的方法是闪灯信号。每天晚上在某个时刻会有莫尔斯电码的信号在闪。这些信号总是被记录下来，但除了诸如“佛朗哥万岁”这样的口号外，信号总是进行了加密。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被成功破译。虽然经过许多搜查，但前线后方的间谍从来没有被抓到。逃兵很少，虽然直到1937年5月，要离开前线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冒一点险就能跑到法西斯部队那边去。我知道我们的队伍里和加联社党的队伍里有几个逃兵，但数量一直非常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兵部队的士兵对敌人怀有强烈的政治情感。而一支普通的军队是不会这样的。当我第一次来到前线时，被我们抓获的军官俘虏必须枪毙掉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据说法西斯部队会把全部俘虏都枪毙掉——这无疑是个谎言，但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了。直到1937年3月，我收到可靠的消息，说一个被我们俘虏的军官被枪毙了——而重要的是，似乎没有人认为这么做是不对的。

说到马联工党民兵部队的表现，我主要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因为我在前线的时候正是这场战争中最平静的时期。他们参加了攻占希塔莫的战役，进军韦斯卡，之后被分开，一部分在韦斯卡前线，一部分去了萨拉戈萨前线，还有一些人去了特鲁埃尔。我相信有一部分人去了马德里前线。在二月下旬，整个师团集中在韦斯卡的东边。从战略上说这不算是很重要的一边，从三月到四月马联工党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发动突袭和阻止进攻，战事的规模最多只有两百人，有几十个士兵伤亡。在几次战斗中他们表现很好，尤其是那些德国难民。六月底进攻韦斯卡的战斗中，这支部队伤亡惨重，有四百到六百人被杀。我没有参加这场战斗，但我听当时在战场上的人说马联工党的部队表现很不错。到了这个时候，报刊上的宣传开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到了四月，甚至连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除了他们自己的报纸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之外不会有关于他们的正面报道，无论他们实际的表现怎么样。在当时这只是激起了一些不满，但我知道后来当这支部队被改组时，有的士兵逃过了征召入伍，找到了普通人的工作，理由是他们厌倦了被贴上标签。有几个参加过攻打韦斯卡的士兵向我保证波扎斯将军故意让炮兵按兵不动，让马联工党的部队尽可能多地被杀——这无疑不是真实情况，但表明了共产党报刊所进行的宣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支部队改组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相信大部分人去了第二十六师。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他们的机会，我应该说马联工党民兵部队的表现还过得去，但算不上特别好。

【注释】

【1】成文于1938年，未发表。

【2】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西班牙语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简称“马联工党”（the P.O.U.M.），创立于1935年，是西班牙的左翼政党，西班牙内战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体，与发动政变的佛朗哥将军为敌。

【3】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1901—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左翼书社创建人之一，曾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参加作战，1946年曾担任“战时食物配给部长”。

【4】哈利·波利特（Harry Pollitt,1890—1960），英国共产党领袖，曾担任总书记一职长达20年。

【5】指国家工人联合会（The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简称“国工联”（C.N.T.）。

【6】原文是西班牙语“bandera”。

【7】原文是西班牙语“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