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洲学统的影响

20世纪早期，管理教育在大学里刚刚起步，管理学还不成其为一门学科。是什么力量使得德鲁克放弃了在政治学领域隐约可见的前途而垂青于尚属幼稚的管理学呢？作家柳青曾说：一个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之处往往只有几步，尤其是在人年轻的时候。在游历求学的青年时代，德鲁克深切感到时事维艰、前途迷茫，每每扪心自问：我的归宿在哪里？多年以后回头望去，当初的选择却似乎不言而喻。正如德鲁克自己所说：事前展望，并非如此；事后回顾，庶几如此。可以说，德鲁克所处时代、所受教育和个人理想最终促使他选择了管理学，并创建了那样一种与科学管理迥然不同的管理学。其中，欧洲学术界的影响不可不提。

德鲁克在欧洲生活的时期，是一个“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时代，学术领域群星荟萃，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在哲学领域，存在主义方兴未艾，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正在创作的鼎盛时期。在经济学领域，继微观经济学领域的边际革命之后，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正与熊彼特一争短长。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正在大声捍卫自由主义传统[12]。德鲁克的家里，母亲正在聆听弗洛伊德讲精神分析。而他的祖国——奥匈帝国此时正面临瓦解。身处欧洲这个学术中心，成长的年代正值欧洲历史上一个最为动荡的时期，严峻的现实迫使他思考各种问题。因此，德鲁克不仅精通政治学、经济学，他还教过宗教，熟悉哲学。他对政治时局的见解，他此时提出的社会理论，追根溯源要和欧洲学术传统相联系。

尽管德鲁克很少申明自己的哲学主张，但是他的人生观接近于存在主义。德鲁克屡屡提及的奥古斯丁[13]、克尔凯郭尔[14]等人开创了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m）的源头。存在主义起源于德国，在法国发扬光大，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潮。存在主义的谱系十分芜杂，被归到这个旗帜下的思想家或文学家并没有一致的教条或信念，他们像是长相相似、血统却很可疑的家族。德鲁克在“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中，认为克尔凯郭尔只关心一个核心问题：个人存在何以能？（How is human existence possible？）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只能存在于个体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对公民的要求所产生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状态最终使他近乎疯狂。然而，这个19世纪的核心问题到20世纪已经不时髦了。20世纪关心的是：社会存在何以能？（How is society possible？）这个问题有人这样回答，也有人那样回答。无论如何回答，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但是，20世纪初期的流行答案强调了社会存在，而忽视了个人存在。这种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矛盾成为德鲁克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这个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没有给出答案的领域，德鲁克将来要尝试通过管理学来解决。他寄望于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借助组织管理的协调，减轻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张力，从而抑制社会动荡产生的根源。这种哲学观使德鲁克在观察劳资冲突的时候，超越事情的表象——劳资矛盾或阶级矛盾——这是所有其他人看到的“现象”，而德鲁克认为矛盾的本质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矛盾，是那个老命题——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这一对矛盾在工业社会的新表现。

存在主义哲学对德鲁克的个人生活态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无神论哲学，否认上帝是人类的主宰，强调个人自由与责任，所以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然而，个人自由面临着新的危险。随着在19世纪末以来大企业这种工业组织的兴起，个人价值面临被否决的命运。从社会角度来看，企业中的冲突是工业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如果个人沦为机器延长的手臂，那么个人自由将被工业化大生产方式所吞噬。人们对大企业充满了怨恨，对资本家和管理层充满了憎恶，渴望有一种力量来解救自己。德鲁克认为，这正是法西斯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所以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要证明或者要说服大企业，在将自己看作是经济组织的同时，认识到自己更是一个社会组织，在创造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赋予所有成员的个人存在以价值，使之获得一种有意义的身份。只有这样，工业文明才不至于毁坏西方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也只有这样，西方社会才能免于动荡，西方文明才能持久繁荣。

19世纪末20世纪期初也是经济学的重建时期。杰文斯（1835—1882）、门格尔（1840—1921）和瓦尔拉斯（1801—1866）在19世纪70年代发起的“边际革命”，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凯恩斯则在20世纪初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个人的声望随着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再版达到顶峰，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一代显学[15]。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国家建立了精密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来影响物价与就业，以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此同时，国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日益膨胀，迅速侵蚀着私人领域的权力。

西方学统的一个特点是不同时期总有多种流派，这些流派的并存和交锋，给了西方学术发展以生生不息的动力。每一个时期，在主流之外总有持异议者在旁观。即使在火刑柱的威胁下，仍有不思悔改的异教徒。每当主流理论与现实相背离而遭遇跌落之时，持异议者的价值便显现出来。在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博弈中，学界总是保持着提供多种思想武器储备的功能，避免了在主流理论遭遇失败时别无替代品的风险。

在凯恩斯理论如日中天之时，哈耶克与熊彼特等学者与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时期的主要学术论战对象就是凯恩斯。哈耶克坚持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认为极权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坚持工业社会应该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上。他不仅反对计划经济，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哈耶克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写道，“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凯恩斯的另一个亦师亦友的论敌是熊彼特。熊彼特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企业家和创新精神。熊彼特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6]的企业家理论发扬光大，认为古典经济学追求理想的经济均衡状态，忽视了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熊彼特认为，在有企业家存在的经济中，不均衡才是经济的正常状态。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均衡状态的“创造性的破坏者”，他们寻找变化、适应变化，并把变化看成发展的机会，正是企业家的这种创新精神带动了经济的不断发展。他强调企业家对于变化和增长、对于经济周期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重要性。企业家行为中的战略性因素是“创新”，创新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创新会打破静止经济的循环流，并且在较高的收入水平上的新均衡位置实现经济发展[17]。显然，在个人主义（以企业家精神为代表）这个基本价值观上，熊彼特是与奥地利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场论争中，德鲁克站在哈耶克与熊彼特这一边。前面已经谈到，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中表达了与哈耶克类似的观点，得到哈耶克的赞同。德鲁克十分推崇熊彼特，称熊彼特与凯恩斯是“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对凯恩斯的评价是“精明”，而将更高的赞美——智慧——留给熊彼特[18]。

熊彼特对德鲁克选择从事管理咨询和管理教育产生了重要作用。德鲁克作为目标管理的发明者，时刻不忘给各种事物寻找合适的衡量标准，而他自己检验人生成功的标准是在熊彼特的启发下确立的。熊彼特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早年才华出众，自负而且虚荣，后来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1950年元旦，熊彼特临终之前，德鲁克父子去看望他。熊彼特赠言道，一个学者仅仅凭借自己的著作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他自己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将许多优秀学生教育成了一流的经济学家。这番肺腑之言对德鲁克的影响极为深远。1995年德鲁克与日本企业家中内切谈话时再次强调说，“我一直未曾忘记这段谈话。我学到了三件事：第一，人必须要问身后希望别人记得你什么？第二，人应该随着年龄而有所改变，不仅是个人的成熟程度要有所改变，同时也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改变。第三，能让别人的生命变得有所不同是件值得后人记住的事情。”[19]

不仅如此，熊彼特及奥地利学派学者的命运也折射到德鲁克身上。哈耶克由于反对的目标是如此之多，处处树敌，以至于被欧洲知识界视为异端，一些著名学府拒绝聘请他任教，他不得不离开欧洲前往美国。1974年，哈耶克与缪尔达尔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居然建议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免经济学家由于获奖而变成权威，压制新的思想。凯恩斯与熊彼特同年出生，去世的时间也相去不过4年。1983年是两位经济学家诞辰100周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凯恩斯生极荣耀死亦哀荣，熊彼特却是身前身后两寂寞。德鲁克多次说《现代预言家：熊彼特还是凯恩斯？》是自己最得意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就是写于1983年，德鲁克有感于两位同辈经济学家身后凉热不均而作此文，也算是借两位先贤的不同际遇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大量的著作、文章、会议和演讲祝贺凯恩斯诞辰100周年。如果最终有人提起熊彼特诞辰100周年的话，也一定是在一个小型的博士研讨会上。”[20]

德鲁克自己也品味过这种寂寞，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自称为“旁观者”（Bystander）。这些思想领域的旁观者，其目光往往超越时代，看到了人所未见的未来景象，但是其观点却被斥为异端，往往遭受冷落甚至迫害。等到他们的思想成为常识，他们已经老去或被遗忘。在思想史中，一些旁观者往往被低估甚至难有一席之地。后学者即使再度发现了他们，最后可能只不过是在小圈子里欣赏。如果他们知道中国诗人李白在千年以前就高声吟唱“古来圣贤皆寂寞”，不知这些西方大贤是否会感到如遇知音。

一位英国的女性管理学家对德鲁克的影响也颇值得一提，她就是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Follett，1868—1933）[21]。玛丽·帕克·福莱特是管理思想史上少数几个杰出的女性管理学家之一，曾经被管理学界所遗忘。今天我们能够在管理思想史中找到她的一席之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德鲁克的努力。1951年，经过英国管理学家厄威克的介绍，德鲁克阅读了福莱特的作品。此时，福莱特已经离世18年。德鲁克对福莱特推崇备至，毫不吝惜地称之为“管理学的先知”。如果说上述先哲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引导德鲁克确立了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那么福莱特则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管理原则，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福莱特的影子。

在20世纪初期，几乎人人都认为企业不过是经济组织，管理不过是一个工具箱而已。对福莱特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企业是社会性组织，管理是组织的一种功能。在那个由阶级斗争的狂热信仰主宰的年代，在劳资冲突的巅峰时期，在美国劳动法及工会章程都以劳资冲突不可调和为基本假设的时候，福莱特强调了矛盾建设性的一面，并试图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解决矛盾。福莱特提出“建设性矛盾”的概念，主张以“和谐统一”的原则通过“创新”来解决各种冲突，主张解决矛盾冲突的唯一途径既不是“胜利”，也不是“妥协”，而是双方利益的平衡统一。福莱特认为，社会过程的核心不是相似性，而是大家的分歧通过相互渗透而达到和谐统一。自然界热切地渴望对立，正是通过对立而不是通过相似才取得了完美的和谐统一。福莱特管理不仅限于企业，而是在所有组织中甚至政府机构中都可以发挥作用。福莱特认为，民主制度的精髓在于创造，民主制度的技巧在于集体的组织。我们只能通过组织找到真正的人。个体的潜能除非在集体生活中释放出来，否则就只能是潜能[22]。集体或组织通过民主管理与自我管理的形式实现和谐统一。对于民主管理，管理者应当给工人们一个机会，去培养自己的能力，或者培养自己的权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应当作为合作者来工作。自我管理有助于个体以及个体所隶属的组织的发展，自我管理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以达到共同目的，个体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集体，无论它是大是小，无论是工厂还是社区，是工会还是行业协会。福莱特的根本目的是要重新塑造公民。“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心理的、伦理的以及经济的难题，我们有的只是人的问题，涉及心理、伦理以及经济各个方面，并且比你所愿意设想的还要多得多，还常常发生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整体来研究整体，而不仅仅通过对其组成部分的分析来研究整体。整体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组成部分，而且取决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23]

然而，福莱特所处的时代正是乱世之秋，强权国家正在企图通过制造矛盾和冲突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人们的心灵被恐惧与仇恨所笼罩。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氛围之中，任何理解对方的尝试都无异于对战友的出卖。因此，福莱特的观点无法得到当时人们的理解更不用说赞同。德鲁克十分欣赏她的观点，在《公司的概念》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福莱特思想的影子。德鲁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路线，以及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与福莱特的见解也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继承了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德鲁克在希特勒政权的鼎盛时期就预见到法西斯终将失败，未来的工业社会必将是一个围绕大公司形成的新社会。对这个新社会的领导性群体——大公司的关注，引导德鲁克最终进入了管理学领域，由于深受欧洲人文思想的熏陶，使德鲁克创立了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