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政治世俗化

中国政治制度同外国相比，基本上是一种“入世”型的制度体系。政治中没有给宗教留下支配性的地位。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神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神服务。有人把支配中国政治的儒家思想看作宗教，称为“儒教”。儒教是否成立且不论，即便成立，它的教义也是一种追求此岸世界的世俗教义，与那种追求彼岸世界以求解脱的宗教（如佛教）教义大不相同。

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重今世，重现实，务实不务虚。中国的政治制度讲实用，讲功利，体现了一种求实特色。有人以儒家的“重义轻利”来论证中国政治缺乏功利追求，其实是绝大的误会。儒家所谓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等，其实质是把“义”看作是更大的“利”和根本的“利”，要求人们弃小利而谋大利。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具体制度内容，都是出自于现实需要，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而不是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绝不允许出世型的宗教教义干扰世俗型的政治统治。

从西周开始，中国政治就走上了世俗化道路，宗教意识受到了世俗政治的压制。殷周相比，“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儒家的始祖孔子则把这种世俗化思想表达得十分明确：“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的弟子也明确指出：“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的历代皇帝制定政治统治制度的指导方针。

在政治中不讲宗教精神，起码不以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教义支配政治（以儒教的入世教义支配政治则是另一回事），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十分“实在”，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中土素无国教矣……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12]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在保证皇权专制的前提下，充分满足了普通国民的这种心理。在各项政治性的制度规范中，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内容，是有关维持农业社会基本秩序的规定。政治机构的设置，官员的选拔和配备，都带有很强的实用性。政治决策的制定，政令的推行，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处理，都以服从实际需要为宗旨。当然，这种实际需要首先是专制统治的需要，其次才是社会的需要。但是，其实用性却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