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力一元　国家本位

在上古时期，中国就曾产生过朦胧的一统意识。殷商时期，“王”已经有了惟一性的倾向，如“听予一人之作猷”，“惟予一人有佚罚”（《尚书·盘庚上》），等等。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权力一元的思想逐渐萌发。值得注意的是，不论诸子百家的学说有多大区别，他们在国家、君主、权力方面推崇一统，倡导一元，几乎异口同声。

●孔子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

●管子言：“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管子·霸言》）

●连豁达的庄子也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庄子·天下》）

●孟子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道：“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

●介于儒法之间的荀子则称：“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

●法家的权威韩非则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杂糅百家的《吕氏春秋》也道：“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吕氏春秋·执一》）

儒法两家的治国理论虽然势如水火，但在强调一元、一统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些论述，无疑为以后建立权力一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思想基础。

真正的大一统观念，是在秦汉帝国时期形成的。权力一元，同专制统治紧密相关。伴随着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建立，大一统政治观念也就成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的指导方针。到汉武帝时，大一统思想终于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此后，经过历代帝王的不断强化，权力一元最终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准则。权力出于一，高于一，一于国家，再由家国一体而一于君主。这不但是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并视为万古不变的法则，而且也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毫不怀疑的政治原理。长期以来，权力一元的信念支配着中国的政治领域，一直不容动摇。

权力多元的观点不仅统治者无法接受，而且连一般老百姓也不能容忍。特别是那些统治者们，还要有意强化权力一元的正面作用，以加强他们的专制统治。从秦始皇的“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政治理论，把一切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都“一统于天子”，再到明清诸帝的“乾纲独断”，最后到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无不同出一辙。这一特点，对中国政治制度史有着重大影响。

同权力一元相伴随的，是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国家本位。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除皇帝以外，其他人都不允许有个性存在。芸芸众生，都是为国家、为别人活着。国家就是政治的全部意义，而皇帝就是国家的代表。政治的内涵仅限于国家，也就是限于皇帝。任何政治活动，都必须围绕国家，也就是围绕皇帝而展开。

因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丝毫不允许体现出人在政治中的地位，人作为万物之灵，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是可悲的，任何人都只能作为政治的工具而存在。就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为政治工具，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后期尤其是这样。明清诸帝的身上，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异化色彩。其中最典型的、个性色彩最浓的明武宗，由于其脱离政治工具的“常轨”最突出，因之也最为人们所不齿。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所说的“自由”，不是由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而是由自在的人变成为所欲为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言：“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而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