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序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有相当的关切。这个问题源始于对近代以降以西方的概念与架构表述中国古典哲学（或思想）是否会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丧失其自身的特性的一种反省，自有其价值。然而，若因之于西学一概不取，甚至以为只合“以中国释中国”，则不免有所偏失。

“以中国释中国”，粗略一看，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中国历史那么久，地域那么广，我们以哪一时段、哪一地域的思想文化作为真正“中国的”思想呢？这本身即难以判准。

事实上，在历史上不同地域的不同学人，都在创作经典或重新解释以往留下的经典。仅就儒家而言，儒者所重六艺，春秋战国之时，原本只是鲁人之学，荆楚之人所重为道家，三晋之人所重为法术，民间巫史传统所重为阴阳家。就是说，儒家在那个时候实只为有限地域承传的学问，不具有普适性。而且，即便鲁人之学，亦别出墨家。进入汉唐，是在综合先秦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儒家才得以发展起来而获得普适性。及至宋明，则又在充分地融摄从印度传来的佛学的前提下，儒学遂使自己心性学方面走向深邃与细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儒家本身在历史上就是借吸纳其他地域、其他文化而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我们如果承认，汉唐人借三晋、荆楚、燕齐文化重新审视与解释鲁（邹）文化的正当性，承认宋明儒学借佛教文化重新审视与解释中土文化的正当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西方文化在重新审视与解释中国文化所可能提供的参照意义呢？

再者，解释又是什么呢？解释无非起因于上一代（或若干代）与当今有了隔膜，需要通过一番疏解、说明，使为当今的人们所接受。而要使当今的人们能够接受，无疑又需要贴近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思想信仰、语言习惯，因而，解释意味着使原有的东西有所改变，有所增添。这种改变、增添，并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人文学经典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可以容纳新的解释；且正是新的解释，促成了它的发展；又由于它的不断发展，成就了它的普遍性与恒久性。所以，如果现代社会演变为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无法改变；古典传统若要在当今发挥作用，我们就不可简单地以“以西释中”（含“以中释西”）为不道。像老一辈学者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所做的工作，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许多观点，但是，不可以不承认，由于他们的努力，儒学的发展确实迈上了新的台阶。

本书作者陈立胜君表明写作本书的立场是并不刻意回避现代哲学包括西学的思想资源，这正是我所认同的。陈君硕士研究生阶段攻读西学，博士研究生阶段攻读中学，他的这种“转向”决不是出于要弄清中西之间谁比谁更优异的一种知识性考量，而是源自于对中西思想中那些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心灵的相互通感性的内在体知。而西学在逻辑与方法的细密，则为他理清汉学先圣的许多洞见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至于如在本书所看到的：通过对“一体之仁”得以成立的六个面向的展示，确认阳明与宋明儒的追求不仅具价值论上的应然性，且具存在论上的实然性；借鉴基督宗教的神义论，详细探讨儒家系统中关于“恶与牺牲结构”的问题，对儒家的“爱有差等”的观念重作十分精当的辨析；参照舍勒的现象学觉知，通过深入揭示阳明乐与苦、乐与忧交织的精神体验，确认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品位；更借与西学的知识论作比较，精细地分析阳明语境中“视”“见”“知”三个概念的含蕴，揭示其“体知”的性格与生存论意义等。

从本书这些带有创发性的论说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到，西学的引入岂止没有使中学迷失本性，且就其作为精神生命的追求得到进一步明确而深入的阐发而言，毋宁说，诚然使中学增添了魅力！

冯达文

2005年2月12日于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