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机关、部队、学校投入生产，自给自足
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就与全国抗战形势及国共两党关系密不可分了。1935—1937年，红一方面军连同中央机关约7000多人，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约5000余人，加上先期到达的徐海东红二十五军2000人左右，陆续进入陕甘一带，因为面临国民党胡宗南、关麟征、王钧、毛炳文、张学良、杨虎城等多股中央、地方势力的步步紧逼，所以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无暇抽身从事生产。纯战斗人口的迅速扩张，使得根据地财政压力非常沉重，用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张国焘曾经回忆道：“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产粮有限，不易长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分，稀疏的村落，粮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9]在不能过度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当时可用来缓解这种矛盾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以战养战。毛泽东、秦邦宪、周恩来、林伯渠1936年1月9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时指出：“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10]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军主力随后进行了东征。1936年2月20日到5月5日，红一、红三军团1.3万余人东渡黄河，进攻山西，历时75天，虽然在蒋阎军事压力下退回陕西，但成效颇为显著，在军事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七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多人，增强了革命力量；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为以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调动阎锡山入陕部队回防，打破敌人对陕北的包围封锁，扩大了苏区。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获得支持；筹集款项30多万元，缓解了财政压力。毛泽东总结：“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11]二是向苏联求援。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无线电联络后，张闻天代表中国共产党多次致电王明，汇报红军状况，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经费支持。8月25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信王明：“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我们只好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12]10月20日，张闻天致电王明：（共产国际援助）款子上海可由孙夫人（宋庆龄）转交，我们同她有经常关系。北方可靠地址日内即可电告。我们同北方局已通电。款子问题到底如何解决，请催促一下，这里已困难到极点。[13]11月8日、9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王明：“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死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虽然共产国际援助的数量很大（1936年11月12日在答复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通报了向中共提供55万美元援助的计划，第一笔总额15万美元，11月底通过宋庆龄转交在上海的潘汉年），但由于中共处在秘密状态，款项转运十分困难，到约定期限中共中央仍未收到汇款，张闻天便沉不住气了，再次致电王明：“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直到12月7日张闻天才收到潘汉年的电报说：“上海的钱，一有机会即送西安。”“四万五千元已收到。”[14]1937—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按国共和谈成果，国民政府每月接济边区办公费和八路军饷银约6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政府，50万元用于部队），但实际并没有这么多，林伯渠曾说过：“如我们八路军，只发八万八千人的饷，而我们有二十二万人，毛主席计算一下，每个人只能有六毛五分钱。”[15]尽管如此，这笔收入还是减轻了长期的财政负担，边区得以休养生息，陕北群众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一定改善。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拉拢国民党，秘密谈判；另一方面残酷扫荡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也忌惮中共发展，除寻找借口取消补助款项、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防共委员会外，更是增派军队、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封锁包围边区。毛泽东指出：“他们说，陕甘宁边区是伪政府，要取消晋察冀边区，还要取消共产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到沙漠地带去，等等，如此这般花样多得很，对这一切，我们都是反对的。他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大搞其磨擦，占村子，他占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把一个还我们，我们也就原数奉还；他要捉人，他捉二个，我们捉他四个，他把我们关三天，我们就关他六天释放。为什么我们要加倍地对付他呢？就是因为他先犯了我，他理屈，要惩罚惩罚他，这就是反磨擦。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16]“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17]“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18]李维汉也指出：“不幸，抗战一年后，边区即被数十万大军及西起豫旺东至黄河之重要封锁线所包围。不时遭受军事袭击，先后占去豫旺全县，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五个县城，及东西南北边境大小村镇数千处，共计土地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万。”[19]“我们接受下来的历史遗产，是地广人稀，落后的经济与贫困的人民。而我们的遭遇，是文钱颗弹，样样不发，军事经济，重重封锁。”[20]特别是1942年，陕甘宁边区迎来了物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有些单位因粮食供应不上，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的。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该年度实征公粮201670万石，比1940年增加一倍以上，平均每人负担1斗4升（合42斤）。部分群众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以至于流传出“雷公打死毛泽东”的故事。[21]要生存、要抗战，必然要求增加财政收入。但在新形势下，既不能破坏统一战线，又不能挫伤人民的革命热情，而外来援助又杯水车薪，怎么办？保障供给的科学选择就是开新源、节新流。
因为缺乏劳动力，陕甘宁边区遍布着无人耕种的童山荒地[22]，这为开新源提供了基础。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毛泽东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由此发出自力更生的口号。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在报告中分析了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和实施办法，要求边区各单位通过开荒60万亩和改良耕作技术，实现增产粮食20%的目标，其中边区系统（包括保安部队）生产粮食15000石（每石300斤），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2500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1000石，并动员所有机关学校大量种菜，从7月起自给一部分，适当减少菜金。1939年的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效，到8月底，全边区共开荒1055888亩，超过原定60万亩的75%，其中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开荒27282亩，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23314亩，陕甘宁边区一级（包括延安市政府及所属学校）21797亩，边区各县县机关及县以下机关64409亩，边区各县群众919086亩。共收获粗粮14000石，细粮9572石（尚有部分县未统计），改善了公共机构人员生活。尤其是八路军359旅的南泥湾屯田，更是树立了军队开荒的典范，1941年开荒1.1万多亩，1942年又开荒2.6万多亩，1943年种地10万亩，不仅完全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上交公粮1万石。1942年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毛泽东在颁发给王震的奖状上亲自题写了“有创造性”四个大字。1943年，边区政府进一步提出“丰衣足食”的民生目标，3月4日，李富春在生产总动员大会上，布置了中央、军委、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和边区等系统（不包括部队）的生产任务：162421000元（边币），其中计划种地30200亩，预计收获粮食3874石，蔬菜902000斤；喂猪3743只，养羊3654头，鸡鸭8500只；办煤矿、纺织厂、木工厂、铁工厂、纸厂、豆腐坊、粉坊、马掌铺、酱园、榨油坊、酒坊等95个。要求机关生产的自给程度比上年增加一倍。结果如何呢？
图3-1 大生产运动
图3-2 南泥湾
1944年1月6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他指出：“边区生产的大进步，还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从各部队机关学校大家动手生产自给的方向表现出来。我们从人民方面学习着生产，反转过来，就减轻了人民负担，更加激励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们的军队，去年坚持南泥湾政策与农业第一方针，共开荒三十万六千亩，几达群众开荒总数三分之一，超过原定计划（各旅）最低百分之十，最高百分之一百五十六。其中以三五九旅开荒最多，共开了十万亩，收细粮二万石，做到全部自给。我们只要随便拿出一个连队来，就可以看到他的生产全貌了。譬如七团二连：种地一千七百二十五亩，收细粮四百四十三石，洋芋三万斤，蔬菜四万三千八百二十斤，干草二十三万斤，此外还砍柴二十四万斤，捻、纺羊毛四百四十斤，自置生产工具一千二百五十九件，而棉、麻、烟草、瓜果的收获尚未统计在内。象这样巨大的数目，在过去是完全靠人民供给的，但现在已由军队自己动手解决。除农业生产外，他们还发展了各种副业，如运输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不仅因此达到丰衣足食，而且建立了革命家务，食住衣样样齐备。所以老百姓同声称颂：八路军既能打仗，又能生产，又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从古到今哪里有过这样的军队？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象在战斗中一样，是非常热烈非常有创造性的。去年春开荒时，天尚未明，就整队上山，天已漆黑，还不肯下山，规定饭后休息十五分钟，但大家也要争着去挖地，以致上级不得不定出这样的劳动纪律：生产时不准早到和迟退。同志们，这是奇迹。需要这种劳动纪律的人并不是很多的，但正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却需要着它。他们不仅情绪高，而且效力大，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气死牛’，就是说很多有超过牛力的惊人突击手。他们不仅效力大，而且技术精，这是一般曾经得到过他们帮助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很多老百姓自认不如……在整个留守兵团中，出现了无数象李位、赵占奎、张治国、武生华、胡青山、冯国玉那样的部队劳动英雄，象陈敏那样的抚属劳动英雄。是战斗军，是劳动军，是人民的军队，这就是我们的军队——真正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基本特点。机关学校方面，单延安一个地区统计，就种地三五，八九三亩，打粮六，〇一一石，收菜蔬一四，八四九，〇〇〇斤，私人生产八六，二〇〇，〇〇〇元，自给率由百分之二十六直到百分之七十六。其中如延属分区机关，虽成立较迟，但粮食由公家供给外，其他开支已大部做到自给。边区抗联会一切开支，自给了百分之七十，今年一月起，全部自给（包括粮食）。保育院是一个劳动力非常薄弱的妇孺机关，但去年也不仅完成了原计划六十余万元的生产计划，且还超过原计划八倍余，实际生产总值五百二十万元。在生产过程中，象延长焦（生炳）县长那样的动人故事，曾是不胜枚举的：焦县长亲自参加担粪、翻地、除草、收割。麦收时，他白天割了一天，晚上收工时还要挑着一担回去，无怪老百姓说：‘自古以来没见过县长担粪，今天县长也担起粪来，我们必须加倍生产才对’。值得宝贵的，是我们机关学校中创造了象黄立德、郑洪凯、李太元那样的机关劳动英雄，象焦自珍、刘玉峰那样的工属劳动英雄，象张洁那样的学生劳动英雄。”“正是由于执行了毛主席‘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所以去年边区党、政、军、民、学全年开支总数中，就有百分之六十四是自己生产解决的。”[23]1945年1月，高岗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时也指出：“去年部队收了八万石细粮，实际上不只这些，加上机关学校，十万石是有的，还有菜蔬和手工业，这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机关只工作，学校只学习，部队只练兵打仗，都不能搞生产。那么，我们最低限度就要给人民增加十五万石公粮。今年公粮十六万石，再增加十五万石，一共三十一万石公粮，那就会使群众哇哇叫，事情不好办了。”“战争时期还很长，要打胜日本，没有吃，没有穿，什么也向老百姓要，那还行吗？”“因此部队机关都要记住一条：那怕明天出动，今天还要生产。因为我们的生产是为着自己丰衣足食，为着减轻人民的负担，给人民做好事。”[24]厉行节约，反对粮食浪费。一是号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节省，二是禁止出口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造糖酿酒等加工业。1939年10月，鉴于陕北各地灾害频发、民食困难的实际状况，边区政府密令各地专员和县市长：“经过民众团体及各种组织，向民众宣传，没有急需之用，不得将粮食出卖。以免粮食空虚，妨害保卫边区及民食。”随后，又颁布禁止粮食出口与调剂民食办法的政府训令，规定：“边区粮食，除送邻区之赈粮一万元，购粮二万元外，一律禁止运输出口，尤不得运往敌区；在边区内相互调剂之粮食，凡购买运输，须取得当地乡政府之介绍，出售粮食地区之乡政府之证明；凡偷运出口之粮食，一经查获，当地政府得予以扣留，报告县政府处罚；为避免浪费粮食，应动员人民，不准蒸酒熬糖。”为加强宣传，广而告之，边区政府再次采取了对仗短句这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伟大民族抗战，时间必定很长。争取胜利之道，给养是第一桩。敌我隔河相望，秋收又告歉荒。若不预先筹划，何以保障军粮。民食也宜兼顾，才能巩固后方。迭据人民呈请，禁止外间运粮。本府迫不得已，同意这种主张。为此布告远近，实行约法三章。第一禁粮出口，不准偷运远方。第二禁止浪费，不准蒸酒熬糖。第三禁止操纵，否则就是奸商。其在边区境内，流通不得阻挡。自卫少先各队，责成盘诘周详。至于邻区灾旱，本府念切身尝。业已酌筹赈济，为之量力输将。此次颁布禁令，实为避免粮荒。事关抗日大计，其各遵守勿忘。”[25]12月初，在回复延长县请求允许农民将收到布告以前已经磨碎熬糖造酒粮食用完的呈请后，边区政府补充了训令第四条，指出：“凡在该训令颁布前，酒糖制造商户，已将粮食碾碎，不堪食用者，由政府派员登记，准其将已制之原料造糖酿酒，至用完为止。在训令颁布后，仍有明知故犯者，经政府查明后，视情节之较轻重，课以罚金，其已制之原料，仍行登记，准其用完。避免粮食浪费，主要应由政治上动员人民自觉的实行，总以全体人民，均能明了其意义，不犯法令，为至善。”[26]1940年12月，边区政府再次重申，对偷运粮食出境及蒸酒熬糖者，“一经查出即予没收充公”。[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