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0年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了一批出自新疆和田（古代于阗）的文书。这组藏品的主体是一批汉文、于阗文、粟特文、古藏文及梵文等文书[1]，内容既包括宗教文献，亦有诸如官文书、经济文书之类的世俗文献。本书的两位作者受委托整理研究其中的粟特语文书，其数量有13件之多，因而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发现的粟特语文献中颇为重要的一批。我们对这批粟特语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最初是以英文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共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Bi and Sims-Williams 2010）刊布了其中的4件经济文书（文书1—4）。第二篇文章（Bi and Sims-Williams 2015）刊布了其余的9件文书，包括1封几乎完整的书信（文书5），5封残书信（文书6—10），以及几件小残片（文书11—13），由于所存文字过于残少，难于比定出具体内容。第一篇英文文章的中文修订版《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四件经济文书》，曾刊于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0辑，2016年，187—200页。第二篇英文文章的中文修订版《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书信及其他残片》，收入王炳华先生祝寿文集（中西书局，待刊）。
为便于国内外学界更好地利用这批重要的粟特语文献，我们决定将文书的释读成果予以修订出版。其中，文书释读以中英双语分别给出，之后附有涵盖所有文书的词汇表。针对国内外读者的不同背景，中文本和英文本在个别地方略有不同。此前发表的英文、中文文章中，所附均为黑白图版，此次则全部配以更清楚一些的彩色图版。
和田地区所发现的粟特语文献，以前仅有少数为人所知，大部分现在收藏于英国图书馆，由辛维廉（Nicholas Sims-Williams）于1976年予以刊布[2]，图版见于他和哈密顿（James Hamilton）所著《敦煌所出九—十世纪突厥—粟特语文献》一书[3]。以上论著中刊布的残片12、15、16、23、27、30以及33属斯坦因收集品（Stein collection），出自麻札塔格（Mazar Tagh）。残片36（H.143 MNS 18 = IOL Khot 158/5）属霍恩雷收集品（Hoernle collection），尽管似乎没有证据能显示该残片的准确发现地点，但可以肯定是出自和田地区[4]，而且根据吉田豊最近的解读，该残片甚至提到了“于阗”[5]。和田地区所出另一件粟特语残片属德国不来梅（Bremen）所藏特灵克勒收集品（Trinkler collection），目前仅有照片存世。该残片是由格罗普（G. Gropp）刊布的[6]，他曾试图证明其出自麻札塔格[7]。不过，由于特灵克勒仅提到麻札塔格出土的婆罗迷文（Brahmi）和古藏文文书，很有可能这件粟特语残片是他在丹丹乌里克（Dandan Uiliq）发现的所谓“回鹘语”残片[8]。最后要提及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新近入藏的出自和田的五百余件文书及其他文物中，也有一件粟特语小残片[9]。
遗憾的是，关于这批粟特语文书的发现地点，没有相关记录可查，文书本身对于其书写地点也未留下明确信息。不过，由麻札塔格、丹丹乌里克和老达玛沟（Old Domoko）所出的于阗语、汉语、古藏语和犹太—波斯语文书以及上文所引文献可知，曾经有不少粟特人在这些地方活动[10]，因此，有可能这组新获粟特语文献也出自同样的地点。至于文书的书写年代，唯一提供了一点线索的是其中一件粟特语文书（文书12）背面的汉文纪年，表明这批文书可能写于8世纪末（详见下文讨论）。就此说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中，不少有纪年的文书即是出自唐代大历、建中及贞元时期，即8世纪下半叶，这也是唐帝国在于阗统治的尾声。
这批文书中的大部分保存现状不佳，且多以草体书写，文字模糊不清，难以辨识。就经济文书而言，内容多有重复，主要是人名和商品名称，这给文书的识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至于书信，从其他藏品中我们已见到不少粟特语书信，其中有一部分保存相当完好，书写亦非常清晰，为我们解读这几封新发现的粟特语书信提供了难得的可资对比的材料，使得在处理新发现书信中常用套语等程式化内容时会稍有把握些。不过，一旦涉及到信文中具体的内容时，以往发现的书信则帮助甚微，这也使得我们对文书的识读和解释，很多情况下都不免带有假设的成分。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同意我们刊布这些文献，感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出土文书读书班”各位成员在整理工作中提供的种种帮助。当然，我们最应感激的是吉田豊教授，他先后给我们提出了诸多宝贵的修订意见，其中有些已经纳入了本次的修订本。此外，还要感谢英国图书馆的辛沃思（Ursula Sims-Williams）女士提供有关斯坦因（Aurel Stein）、霍恩雷（Rudolf Hoernle）及特灵克勒（Emil Trinkler）收集品中写本的发现历史及地点等相关信息。
在此，我们还想衷心感谢中英奖学金基金会（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和剑桥的古代印度伊朗基金会（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资助毕波于2010—11年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与辛维廉合作研究这批文书。其中，中英奖学金基金会的资助是通过英国图书馆和亚非学院发放的。对于吴芳思（Frances Wood）、汪涛、孟宪实和荣新江诸位先生在此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我们也深表谢意。
最后，毕波还想借此机会向一直关心支持这批粟特语文书整理工作的冯其庸先生和滕文生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希望这本小书可以告慰冯先生的在天之灵。整理工作还得到诸多师友及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西域所的领导、同事的多方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毕波 辛维廉
2017年8月于北京、剑桥
[1]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和田发现的胡语、汉语文书，目前尚在整理中，仅有少数几件被正式刊布或在学位论文中有所引用。有关汉文文书的情况简介，参看荣新江2011。梵文文书（内容主要是佛教文献）将于近期出版（参看张丽香，待刊）。
[2] Sims-Williams 1976：43–82.
[3] Sims-Williams and Hamilton 1990（以下简称DTS）；2015（以下简称TSD）。
[4] 这些写本中至少有一件文书（H. 143 NS 34 = IOL Khot 160/2）可能是出自哈达里克（Khadaliq），因为它和从该遗址发掘的残片Kha.ix.13 = IOL Khot 39/3属同一件，关于此残片，参看Skjærvø 2002：358。
[5] 吉田豊2010：6，文章第一部分概述了近年来新疆发现的粟特语文献，其中也包括和田地区的发现（5–7页）。该文有汉译本可参看：山本孝子译《有关新出的粟特文资料——新手书记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兼介绍日本西严寺橘资料》，《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171—185页。
[6] 参看Gropp 1974：364，及367页，图219a。此文书释读的修正版，参看Sims-Williams 1979：337 n. 6。从内容来看，该残片是一件宗教文献，佛教的或是摩尼教的，不过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小。
[7] 参看Gropp 1974：362所引Trinkler 1930：148。
[8] Trinkler 1930：155.
[9] 该文书是一个细长的纸条，中间用麻绳系扎着一个泥封，纸条上存粟特语一行，其中出现了srtp’w“商队首领、萨保”一词。该文书曾在2009年北京举办的“百年守望——国家图书馆特藏精品展”上展出过，最近吉田豊对这一文书进行了释读，根据字体他判断该签条可能写于7世纪（参看段晴2016：115）。正如他指出的，srtp’w（更古一些的写法作s’rtp’w）这一写法也见于史君墓粟特语铭文（参看吉田豊2005：33）。
[10] 参看荣新江2014a：19-24；2014b：11-13。关于这一点，吉田豊还提请我们注意麻札塔格发现的一件于阗语文书，其中提到了sūlī biśa，他自己倾向于释作“粟特村”，但施杰我（P. O. Skjærvø）是释作“在粟特人的家里”（Skjærvø 200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