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宦游作家

宦游指的是古代士人为谋取官职，而远离家乡拜谒权贵、广泛交友的行为。如《汉书·地理志下》：“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宦游，在古时候也是文人出仕的一种快捷方式。这里的宦游作家是指由于升迁、徙转、注授等原因到广西地区任职的文人，他们任职于广西各地期间，有的在政治上有所成就，有的留下了诗文或题刻，为广西文学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先秦至明清，以宦游谋取官职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在罗媛元《古代游宦诗人在广西桂东地区的文学书写》中就提到“清人汪森的《粤西诗载》收入自秦汉至明末游宦桂东的88名诗人在桂东创作且吟咏桂东的诗作212首”^[31]，而在其《唐以来游宦诗人岭南书写的情感演变及因由》中就讲道：唐代时期，根据《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的诗人，宦游岭南的就有234人，宋代时期宦游岭南的就有405人。广西因交通不便、地处偏远等原因，给文人学子的印象就是瘴疠、蛮荒之地，因此先秦至唐以前，来广西宦游的文人学士少之又少，唐宋之后开始增多，有的宦游诗人受到广西环境、人文风俗的熏陶，写下了许多诗歌，为其他人更好的认识广西做了较大的贡献。现将对广西诗歌创作有较大贡献的宦游作家，按朝代先后整理如下：

1.上古至南北朝

舜，史称虞舜，《史记》：“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六十一践帝位。南巡狩，崩于苍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北宋《太平寰（宇）记》载，舜南巡时到过桂林城北一座孤山，并游览了北麓的水潭。

颜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山东临沂人。南朝宋时人，与谢灵运并称“江左颜谢”。官至紫光禄大夫，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被贬斥到始安郡（郡治在今桂林）任太守。

2.唐代

张九龄，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至十九年任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

元结，大历三年（公元768年）至四年为容管经略使。

戴叔伦，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起家授容管经略招讨处置使兼御史中丞。

张固，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至十一年为桂管观察使。

张丛，咸通十三年（公元872）为桂管观察使。

李渤，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二月被贬到了岭南，任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

元晦，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出任桂管观察使。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应桂州刺史兼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之聘，掌书记，任观察判官。

3.北宋

柳开，宋太宗端拱间知全州，淳化元年（公元990年）知桂州。

陈尧叟，约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迁广南西路转运使。

梅挚，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广西平乐）（《宋史》卷298记载：由知兰田上元县徙知昭州）。

陶弼，字商翁，永州（今湖南零陵）。先后任阳朔县主簿、柳州司理参军、阳朔县令、代理兴安县令，宾州、容州、钦州、邕州、顺州知州。

李师中，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任广西提点刑狱、经略安抚使、转运使兼劝农使，在桂4年，颇有政声。

李彦弼，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任桂州教授、推官，历任代知府、通判、桂州军。

章岘，福建浦城人。宋治平、熙宁年间（公元1064—1077年）先后任岭南西道提点刑狱、广南西路转运使，任期共约四年。遍游桂林、阳朔诸胜，多有题记。

曾布，字子宣，江西南丰人。官至宰相。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以龙图阁待制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

刘谊，字宜父，号三茅翁，浙江吴兴人。宋元丰初任广西管勾常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写《曾公岩记》，桂林冷水岩（即曾公岩）刻有他与曾布等人的唱和诗，龙隐岩、龙隐洞、风洞、还珠洞、水月洞、佛子岩等处有其题名。

张庄，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权发遣广西路转运副使公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知融州，同年底，权知桂州事。^[32]

张洵，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为广西路提点刑狱，与尚用之等有《蒙亭唱和诗》。^[33]

4.南宋

董弅，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为广西提点刑狱。

胡舜陟，高宗绍兴五年十二月至八年四月（公元1135—1138年），知静江府。绍兴十年五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公元1140—1142年），复知静江。绍兴十三年，以忤秦桧死于静江狱中。

沈晦，约绍兴八年五月至绍兴九年二月（公元1138—1139年）知静江府，绍兴十二年十二月至绍兴十五年（公元1142—1145年）复知静江府（见《南宋制抚年表》卷下）。

张孝祥，孝宗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起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

范成大，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自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

张栻，淳熙二年至淳熙五年（公元1175—1178年）起知静江府，兼广西路安抚经略使。

张埏（字叔信），宁宗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除广西路提点刑狱。^[34]

方信孺，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在桂6年，为政清简。

5.明代

解缙，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被贬广西，任布政使司右参议。在桂2年，诗作甚丰，堪称广西风物画卷。

徐问，字用中，常州武进人，著有广西风土诗四首。

6.清代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谥文达，江苏征仪人。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起任两广总督9年，政声斐然，他多次巡视广西，热爱八桂山水。

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之上，唐代时期来到广西宦游并且对广西诗歌创作起了较大影响的诗人主要有：唐代8人，北宋11人，南宋8人，元明清时期因其文化政策以及宦游方向的不同，这几个时期来广西宦游的主要有3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熏染之下，古代诗人心中都有入仕的抱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除了参加科举考试之外，宦游也是诗人入仕的一种捷径。宦游是诗人远离家乡，到异地他乡拜谒权贵以求得官职的一种旅游方式，因此在宦游诗人的诗歌中，大都始终贯穿着对广西绮丽山川的赞美之情。特别是对当地山水的描写，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认识广西的独特美景。另外，宦游诗人一般学识渊博，也许是他们一般的娱乐活动，也或者是为了促进广西文化的发展，他们在广西任职期间一是喜开辟岩洞并留下诗刻，二是修建书院或亭台楼阁。不管宦游诗人最初的出发点如何，但他们的这些举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广西文化的发展。

一 赞美广西的秀美山川

宦游诗人与贬谪诗人同样远离家乡到边远地区为官，所以他们都具有恋乡思阙的情怀，但是宦游诗人的归思情绪，不同于贬谪诗人的归思情绪。由于宦游诗人与贬谪诗人的主动性不同，遭遇不同心态不同等原因，他们在面对同样的山水风景时，其创作灵感和创作态度也不相尽相同。如被贬谪来广西的诗人是被动来到广西的，所以他们的思归情绪相对于宦游诗人来说更加强烈和急切，因他们不知归期是何时；同样因心境的原因，这些贬谪诗人在描写山水时将自己的忧愁、怨意写入其中，所以有些贬谪诗人对广西贬所生活环境的恶劣描写确有夸张之嫌。虽然，远离家乡的宦游诗人与贬谪诗人一样具有羁旅行役、思归之情等，但是宦游诗人相对于贬谪诗人来说，他们负有教化、提高地方政治、文化的责任，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故宦游诗人一般比较注重自己的政绩，希望自己在担任官职期间能获得好的政绩。所以宦游诗人对广西民风民俗以及山水以赞美为主，且描写比较真实。如南朝颜延之称赞桂林独秀峰“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唐代张固“孤峰不与众山俦，直上青云势未休”同样写出了独秀峰傲然兀立的气势。张九龄的《巡按自漓水南行》就描述了其对漓江山水的感受：“理棹虽云远，饮水宁有惜。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奇峰岌前转，茂树隈中积。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激。目因诡容逆，心与清晖涤。纷吾谬执简，行部将移檄。即事聊独欢，素怀岂兼适。悠悠咏靡盬，庶以穷日夕。”^[35]这是诗人泛舟桂林、漓江南行时所作，诗中将山川、潭石、奇峰相互交错的美景与其感受相结合，“奇峰岌前转，茂树隈中积”，描写了江边两岸峰峦叠嶂、古木参天，猿声、风声相激的美景，诗人诗中的漓江山水妙不可言，有声有色。又如唐代李渤的《留别南溪》“玄岩丽南溪，新泉发幽色。岩泉孕灵秀，云烟纷崖壁。斜峰信天插，奇洞固神辟。窈窕去未穷，环回势难极。玉池似无水，玄井昏不测。仙户掩复开，乳膏凝更滴。丹砂有遗址，石径无留迹。南眺苍梧云，北望洞庭客。萧条风烟外，爽朗形神寂”^[36]，还有其《留别隐山》《南溪诗》以及李商隐的《桂林》：“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神护青枫岸，龙移白石湫。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37]，描绘了桂林独特的山城水域环境。这些诗歌都对广西的绮丽山川美景作了讴歌，这为当时的中原人士更好地认识广西做出了贡献。广西地处偏远，高山阻挡，交通不便，蛇虫鼠蚁多，给中原人士一直是“瘴疠之地”“蛮荒贬所”等形象，而宦游诗人对广西秀美山川的描写，正为人们全面认识广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二 开辟岩洞留诗刻

宦游诗人在广西所进行的文化活动之一便是开辟岩洞留诗刻。广西的桂林石刻种类繁多，有“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北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的说法，桂林石刻分布于各个风景名山洞府中，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桂林石刻以摩崖为主，其中宋代摩崖石刻数量、质量都居国内摩崖石刻之首。“粤西岩洞的人工开辟往往出于宦游诗人之力，宦游诗人闲暇之余于榛莽中寻得岩洞，即开荒拓径、命名题刻、引人游览、聚众宴会唱和等等”^[38]，由此看来，桂林石刻之所以数目繁多，主要得益于宦游诗人的开发，如南朝颜延之在桂林任太守期间，政务之余，常登高望远，除了称赞独秀峰“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之外，他亦认为独秀峰下的岩洞“萧爽虚凉，可却烦暑”，经常到岩洞里边读书，被后人称为“读书岩”，后人还曾于唐代和宋代在读书岩前建了桂林学府和五咏堂^[39]，这大概是宦游诗人对岩洞开发的最早例子。根据《桂林石刻》记载，唐代诗人元结就题有“水月洞”三字于右摩崖企象鼻山水月洞；唐代元晦有“四望山”题于“右摩崖四望山山脚”，并有《四望山记》；“叠彩山”题于“右摩崖叠彩岩口”，并有《叠彩山记》；唐代李渤也在桂林石刻上留下了诸多作品，如《李渤吴武陵等八人隐山记》《南溪诗并序》《留别隐山诗》《南溪诗》以及李渤《题隐山六洞名》：“朝阳洞、南华洞、夕阳洞、北牖洞、白雀洞、嘉莲洞，分别题于右摩崖隐山六洞，各洞有隶属三字额”^[40]。宋代柳开曾住进元风洞避暑，写有《玄风洞铭》，称此洞冬暖夏凉，能使人悠然自释，以至忘归终日；宋代李师中刻石于伏波山的《蒙亭记》，开头就说：“桂林天下胜，处兹山水，又称其尤。”刻石于龙隐岩的诗句又说道：“过江缘磴寻溪根，隐然绝壁天开门”。又如刘谊所作的《曾公岩记》，记述了与曾布、陈倩等人发现岩洞并为将其发展成观览名胜的经过：

以其余暇访寻桂之山水奇胜处，一日，率郡僚游所谓风洞者，纵步而东行，得一岩于榛莽间。岩之前有石为之门，屈曲而入，则流水横其中，碧乳垂其上，周环四视，其状如雕镌刻镂，殆出于鬼工，而不类于融结者也。公于是拂石求前人之迹，则未尝有至者焉。乃构长桥，跨中流而渡，以为游观宴休之处，且与众共乐之。自是州人士女，与夫四方之人，无日而不来。其岩遂为桂林绝观……邦人乐公之德政，而愿以“曾公”名其岩，以比甘棠之思。^[41]

曾布与友人在游玩时发现这个岩洞未有来者，便搭构长桥，便于游人观赏、聚会，也引来其他诗人的赞叹，从此曾公岩便成为桂林的一大旅游胜地。南宋刘克庄也曾在兴安的秦城遗址和乳洞各题七绝一首。《秦城》云：“缺甓残砖无处寻，当年筑此虑尤深。君王自向沙丘死，何必区区戍桂林。”^[42]《乳洞》云：“千峰梦里向崔嵬，不记青鞋走几回。天恐锦囊尤欠阙，又添乳洞入诗来。”^[43]另外，除了这些宦游诗人，还有李涉、张栻、陶弼等人也是喜开辟岩洞，并且以岩洞为题材的诗作也是盛行一时。

三 修建亭台楼阁

亭台楼阁的修建，既有利于文人雅士宴集聚会，又有利于欣赏山水美景之人休憩，缓解舟车劳顿之苦，在歇脚的同时又能饱览群山美景。自古以来，修建亭台楼阁是他们来桂宦游的一大乐事。如元晦为桂管观察使期间，于叠彩山兴建了写真院、花药院、流杯亭、八角亭、越亭、齐云亭、销忧亭、歌台钓榭、石室莲池等建筑。并写下《叠彩山记》《四望山记》游记小作品，又刻石于山崖。自此，四望山、叠彩山成为游赏之地，多人都来此公私宴聚，或登临山顶远眺，以寄归思。又如李渤，唐敬宗宝历初，在府廓西延龄寺旁建隐仙亭；再如韦瓘，唐宣宗大中初，在桂州子城东北隅造碧浔亭：“馆宇宏丽，制作精致，高下敞豁，冠诸亭院”^[44]。如吴及在伏波山所建亭，名为蒙亭，北宋李师中在《蒙亭记》中：

桂林，天下之胜处，兹山水又嵇其尤。而在城一隅，荒秽不治，若无人知者数千百年间，岂天秘地藏，不以示人噫！必有仁智者，然后能乐。盖性情自得之也。经略吴君……遂来殿方，既安边静民，而后及于此。师中览而壮之，又因斯民之乐，名其亭而系之以诗，诗曰：凡物之蒙，在人亦昧。既有见焉，其迹难晦。斯亭之成，景物来会。江山之胜，想与无际。凫在水，或在于浔。中洲蒲莲，迤逦静深。岩壑沉沉，云气长阴。自公以暇，来燕来临。同民之乐，而无醉饱之心。^[45]

从这可以看出，宦游诗人的修建亭台楼阁是为了造福当地人民，修建这些建筑一是为了方便诗人们宴会作文，二是供人们在游览之时歇脚避雨。“蒙”有遮挡之意，正如李师中说的“桂林，天下之胜处”，桂林山水绝佳，但是却是“在城一隅”，不轻易为人所识，发现这方山水美景之后，便修建一座“蒙亭”，以期与百姓共享山水之美，达到与民同乐的为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