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寓桂文学的特点
自古以来,广西独特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多种写作素材,交通状况则影响着作家的活动范围及相互之间的交往。三者共同构成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氛围。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对环境有主观能动作用。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寓桂作家是广西文学创作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创作队伍。寓桂作家大致可分贬谪、宦游、入幕三类。在相同的环境面前,不同类别的寓桂作家的心理情感反应各有差别。同样面对着迥异于中原的广西生态环境,贬谪诗人认为广西简直是蛮荒之地、魑魅之乡,瘴疠肆虐、非人可居;宦游诗人对于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多持欣赏和赞美的态度,认为广西就是仙境乐土,令人乐不思蜀;入幕文人则能够以更加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待广西的自然生态,诗文中表现的也是自己内心真实、冷静的感受,如戎昱的《桂州口号》:“画角三声动客愁,晓霜如雪覆江楼。谁道桂林风景暖,到来重著皂貂裘。”[6]而贬谪诗人认为“南国无霜霰”(宋之问《经梧州》),就有一定的夸张变形。又如入幕文人李商隐的《即日》:“桂林闻旧说,曾不异炎方。山响匡床语,花飘度腊香。”[7]这是对广西当时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的客观记述,符合事实。其他如陈遘的《贵州》[8]、刘克庄的《即事》[9]《风》[10]等诗,其中反映的也是广西客观的气候特征。对于广西的人文风俗等,因为不同原因而来到广西的寓桂文人态度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李商隐《射鱼曲》:“思牢弩箭磨青石,绣额蛮渠三虎力。寻潮背日伺泅鳞,贝阙夜移鲸失色。”[11]深入挖掘广西的人文特质和自然特色,较为公允。不同的文人对于同样的广西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主观感受相差很大,说明外部环境对于诗文创作的影响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古代的寓桂文人普遍会产生一种审美的转移。这种转移的一大原因是他们在初期贬谪的痛苦过后,面对着广西优美奇特的山水风光,油然而生一种赞颂和欣赏。且广西自然山水形态的和谐优美恰好能够契合古代文人们所追求的儒、释、道自然和谐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在广西和谐自然的山水画里,欣赏到山峰的奇崛孤傲和山水的幽致秀美,这种山水交融的和谐美景,让人情不自禁地摆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油然而生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忘我和谐之情,从而达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而这种和谐统一也正是儒、释、道三者所共同追求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禅悟心觉”思想境界的具体实践形式。当寓桂文人感受到这种忘我的天人合一之境,就很容易将这种情愫倾注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从而使得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儒、释、道和谐相融的文化审美特质。
近现代的寓桂文人则更表现出一种对于自己描写目标的选择发生的转移,也称为“意向性的转换”。作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广西文学在全国文坛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格局的呈现,广西文学的发展也显现出许多新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