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寓桂文学发展脉络

“唐宋之时，以岭南为迁谪所居，然苟非诸君子，则无以开辟其榛芜，发泄其灵异……或侨居其地，或经行其间，或为参佐，或则贬谪。登高而赋，遇景而题，甚有搜奇剔隐以表彰之，故当与粤西山水并垂不朽。”清代的汪森在其《粤西通载》中论述了唐代因为贬谪或其他人生遭际而南迁的中原士子们，他们的创作展现了广西丰富的地域文化和优美的山水风光，也促使了广西本土文学萌芽的出现，对广西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唐朝开始，岭南之地渐渐脱离“蛮荒之地”，开始有所发展。且从唐代开始岭南地区各个州县都建立有州学和县学，和中原地区一样，积极推行儒教。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七月敕称：“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3]由此可以看出广西兴文教的情况。

宋代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思想文化的发展程度，都是我国古代一个较为发达的朝代，邓广铭甚至指出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4]虽然宋代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宋代的广西地区依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尽管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依然比较落后，但是其迥异于中原的山水方物却能给寓桂文人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和写作素材。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有50余位官员被贬谪到今天的广西地区，这些外地官员中，不乏才华出众的文人甚至是在当时很有名望的著名诗人，其中的寓桂文人代表有顾磷，还有颇具才华的解缙、董传策、吴时来、桑悦、孟洋、程文德等。有明一代，在唐宋开发岭南的基础上，世人对于广西的情感也日趋变得复杂。由此，客观上促使寓桂文学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阶段。他们所写作的涉桂诗文，除了表现广西迥异于中原的风景物产之外，还有对于当时残酷社会现实的揭露和反映。历代寓桂文人的共同点依然是对于贬谪广西的复杂心理的描写和对于亲旧的思念。寓桂文人通过自己的写作和其他文艺活动，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更为广西乃至全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清朝，广西的文化更加繁荣，广西文坛人才辈出，诗文作品更加凸显广西地方特色，科举成绩也可圈可点。这一切都离不开因为种种原因到广西的外来文人的影响和努力。寓桂文人不仅专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更用自己的深厚学识和辛勤的写作，影响带动了广西本土的文人一起繁荣广西文坛。举乾隆时期来说，当时的广西文坛不仅有袁枚重游广西，与广西当地的文人相互唱和写作、交流创作；还有宦游广西的山东高密诗派重要诗人李宪乔，他在任期间积极进行文艺创作，并且尽心尽力培育广西本土的文学新生代力量；此外还有定居桂林的临川诗人李秉礼，他的创作实践独具特色，并且以自己的交游唱和之功促进了广西和全国文坛的交往。寓桂文人群体和广西本土诗人朱依真、张鹏展等人，共同构成了广西文学的群体形象。

进入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抗战时期，广西因为地处西南边陲，故而大量的作家在乱世中选择聚集在相对和平的桂林，在此生活、工作、创作，这也使得桂林在抗战时期成为全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地。尤其是当时的省会桂林，一时间大师云集，办刊、创作等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对广西新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推动效果。外来的寓桂文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更加清醒地审视桂林，也更加新奇地体验桂林，同时更加饱含激情地书写桂林。桂林一时成为当时全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寓桂文人对于广西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