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变革发展的趋向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变革，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又一次启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且明确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为参照，向西方学习，努力缩短与西方社会的差距，争取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方面要补上20世纪的时代落差，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但在文学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更为急切的努力和更为激进的姿态，企望在短期内即填补上这种时代落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对于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借鉴移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把西方20世纪的各种形态与方法差不多都搬来演练了一遍，似乎在前大半个世纪形成的时代落差在十多年中就完全填平了，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好像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然而这不过是一个错觉。如果承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还远远没有赶上世界潮流，那么文学进入世界潮流就只能说是一种脱离了时代现实的超越性发展，是一种孤军突进，这种超越性发展或孤军突进所带来的是文学与社会发展、与时代要求的不相适应，同时文学自身也难免产生失衡状态下无所依归的彷徨困惑，这正是当前我国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经过第二次转型和30多年的变革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评格局。第二次转型和变革的最大成绩，是打破了政治化社会历史批评的单一模式和僵化的理论批评观念，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活力。但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成熟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为在僵化的理论批评观念和单一的理论批评模式打破之后，多元化的批评探索还是以西方的理论批评观念和方法为参照，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批评观念和方法，而这又源于还没有重新找到并实现文学理论批评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定位；在多元化文学理论批评格局中也没有形成与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的文学理论批评主潮。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如果不能从这种多元混杂的浑沌状态中走出来，就很难有新的发展，甚至会制约整个文学的发展。
美国当代政治评论家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中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现代人中最容易见到的一种现象便是“精神分裂”。以国家而言，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放弃了民族的理想和信念，只崇拜、模仿别人的观念模式，而实际上因国情不同又不可能真正走向别人的那种发展道路，处于无所依归的两难境地无所适从，这便是一种“精神分裂”。亨廷顿把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称为“最重要的精神分裂国家”，这是令人警醒和深思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坚决实行改革开放，既全面向外国学习借鉴，又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就避免了走向“精神分裂”，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能够取得成就和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证。如果将这一思路引申到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来，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一方面要打破僵化的思想观念及方法模式，向别人学习借鉴；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走向“精神分裂”，即在借鉴模仿中丧失自我无所依归。要做到这样，真正实现文学理论批评的转型，就需要在对各种文学理论批评观念方法加以参照的基础上，从多元化试验探索走向比较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的建构。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的建构，也许需要解决理论参照和价值定位两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资源可供参照。
首先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参照。在笔者看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对文学规律全方位深入探索的精神，自觉的主体意识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这些都可以说是我们以往的理论批评中所缺乏的。关于一些具体的理论批评观念和方法，当然也有不少能给我们启发和借鉴的，但也并非没有局限性。比如从形式主义到新批评，乃至读者反应批评等，重实证分析，轻价值评判，缺乏历史意识，西方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批评家早已指出这种偏向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最新发展，也显示出纠偏救弊向历史意识和价值评判回归的趋向。而在我们一些理论批评家的主张和实际批评中，则仍执着于对文本作细分的解剖，倡导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批评观念，姑且不论是否合时宜，至少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和传统的审美习惯来说是并不适合的，如果照搬显然无助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
其次是现实主义理论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其中既有19世纪以来欧洲和俄苏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精神，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和社会历史批评的观念方法，同时也包括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和经验。如果我们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扬弃其在历史演进和实践过程中那些被搞得教条化和僵化了的东西，汲取它的精髓，那么应当说，这种传统理论批评形态的许多东西在今天仍然是有生命力的。比如，它的现实品格和时代意识，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仍然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不该失落的灵魂。
最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传统，在今天也并非没有参照价值。比如，它的价值论理论批评的观念和思路，一方面是主张言志明道与社会教化，另一方面是倡导怡情悦性与自然审美，在发展演进中又走向互相渗透和交汇融合，在具体的理论批评形态中虽有侧重又有兼顾，避免走向极端。当然，无论教化也好，审美也好，都有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内涵，需要加以批判扬弃，但这种价值论的框架思路仍是值得抽象继承和参照的。实际上，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中，在价值观念方面，也不外乎偏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或审美价值两种主要取向，只不过不是那样脉络清晰，不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那样形成了价值论的批评理论系统。再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参照，也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价值论理论批评与它的某些可以契合之处。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状况来看，各种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的冲突与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价值观念方面，表现为社会功用论与纯审美论的冲突，要从学理层面解决这种分歧与冲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观念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历史经验是值得参照的。当然，过去的那种融合，毕竟是在封建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要走向这种融合，无疑要寻求新的共同基点，在笔者看来，这个共同的基点就是现代人学的基点。
在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文学理论批评传统加以系统参照的基础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才有可能调整和端正自己的理论姿态，既具有开放性的思维头脑，又具有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既看到文学的现实品格，也尊重文学的美学品格和艺术规律。在此前提下，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需要找准自己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位置，意识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责任，在文学与时代需要的契合上奠定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成的坐标轴心，作好文学理论批评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定位，建立起相应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和范畴体系。至于在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层面，应当说并不存在高下优劣和可用不可用之分，而只存在各有长短和适用不适用之别，在文学理论批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不断明晰的条件下，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多样化仍是值得继续提倡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理论批评方法，都自有其特定的适用性和某种优势，契合批评对象的特点和所要达到的批评目标，应当可以借用过来。这样，就有可能使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既顺应时代和文学发展的要求，又保持开放性的格局和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
[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