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编年研究之思考
以编年体形式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学者也已有之，付祥喜的《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85]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该书从资料上将20世纪前期曾经有过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予以了搜集编订并评介，但是其在具体的研究上还谈不上足够的深入。因此杨守森批评其将原本是两种研究类型的学术工作合而为一力求达到“学术性与实用性融为一体”，却使得该著学术性在“一味追求两者兼顾中受到弱化影响了学术重点的清晰。就连其以史料见长的‘编年’中也多少由于‘兼顾’而出现遗漏和误读”。[86]他“感受到作者搜集文学史著作史料的用心和学术基础，但他并没有成就一部深入已有研究成果的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史或编纂史，也没有突出自己新发现的史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或‘中国文学著作版本概览’一类工具书”。[87]而付祥喜则在之后对杨洪承的批评进行了应答，其论述了他采用编年体这一方式进行中国文学史学史研究的依据，即坚持在编年体客观述史之中表现历史的丰富性。[88]这二位学者对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编年体研究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但对编年体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思考，还可继续深入：
其一，撰写文学史著作与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发展变迁都可使用编年体，但二者使用方式与目的不同。文学史著记载的是不同时间段的不同文学史实，使用编年体更多是为了强调历史之流的发展，重在前后因果或顺时发展的关系，力求客观真实。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发展变迁使用编年体，也有上述效果，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关注不同时段对大致同一的新文学史实的不同建构，这种不同通过比较能够完全呈现。如果将能搜集到的所有中国新文学史写作进行列举，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在文学史分期、述史线索的拟定与文学史情节编排上的差异就会一目了然，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选择及阐释的不同也会豁朗彰显，不同的文学观、历史观和文学史观就会水落石出。
其二，将所有的中国新文学史写作以编年的方式予以展示，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的对话、诘问与辩答可以一目了然。这不仅存在于不同时代之中，也会存在同一时代之中，它们或许是隔代呼应，或者是同代交锋。正是在这种呼应、交锋之中，在编年体的展示之中，那些被遮蔽的、被有意遗忘的新文学史实会再次拷问着每一位中国新文学史写作者，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客观性会得到建构。同时，我们会在同一时段的中国新文学史编年展示之中发现特异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在时代的合唱之中或许会显得格外刺耳，但是这种特异正是中国新文学史编写者在人云亦云之中的独立思考。研究这类声音为什么被淹没，又如何被淹没，后来又是如何浮出历史地表，则是我们讨论中国新文学史写作丰富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最佳入口。
其三，用编年体形式进行研究可以清楚看出新文学史是不同文学史书写的层累与增删。正如前述，中国新文学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没有时间界址的，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将之前的新文学予以历史化，命名为“现代文学”，这时的新文学史才有了固定的时间截止。但“当代文学”又成为没有时间界址的无限延伸，所以近来学界才要求将“新时期”之前的“当代文学”固定化。新文学发展的这一特点，导致其没有固化之时的文学史写作都是不完整的，都会不断在之前的文学史写作中随时增加“新近”的文学史内容，这种增添一直持续到其向前发展的时间被固定之后。如果将这些文学史写作以编年体的形式呈现的话，就展现了新文学史写作不断层累与叠加的过程，而这种持续不断的过程串联起来就完整呈现了中国新文学的全部历史，一直到它被彻底“截流”之时。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新文学史书写都会因为这种层累与叠加而影响原有的新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地位及文本重释，甚至重构新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大致框架和核心论断，这自然而然说明了新文学史写作本身既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更多的或许是一种叙述行为和文本加工的过程。
其四，本书用编年体形式进行文学史写作研究，将展现全部的新文学历史及其规律。当我们大谈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史时段划分、述史线索的拟定与文学史情节的编排，马上就会让人想到这是后现代文学史观，接着就会质疑研究者是否会取消文学史的真实性、科学性与客观性。实际上将现代历史观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对立起来，正是沉浸在中心与边缘之分的思维迷阵之中不能自拔，这种思维都以自己所认为之“是”“非”而为“是”“非”，排除了二者之间的兼容调和，和谐共存的机会所在。采用编年体方式进行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史的研究，在按照年月发展介绍不同的新文学史写作之时，全面的新文学历史就得以展现。这种展现不仅是历时性的线性体现，也是共时性的横截面展现。真实性、全面性和客观性曾经是后现代史学所要抛弃不顾的包袱，而使用一种编年体方式，则全部的中国新文学史写作所书写的文学史，将共同浮现出中国新文学史的全部“真相”。另外，本书将对1919—1949年的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划分为三个时期，笔者将对每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特点、风格进行总结提炼，对同一时期所存在的多种史家立场和述史情节予以比较，以演示同一时期不同述史范型的对话、竞争、比拼，并对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诸多因素予以分析。于是三十多年的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的规律将得以体现。
其五，用编年体形式进行文学史写作研究，能够为读者提供资料查询及思考问题的门径。用编年体形式展现大量不同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史写作，能够为热爱、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读者提供资料查询的门径，并能启发他们进行思考，从而激发他们建构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有关中国新文学史及中国新文学史学史的阐释及链条。因为在进行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之时，笔者会简介新文学史论文或著作的主要内容，并评析其重要特色，以便本著作能够成为触动每个读者进行反思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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