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往文献回顾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指标体系，现有的研究如《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四大类。王俊霞和王静（2008）构建了包括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经济发展三方面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绩效评价体系。王俊霞等（2013）选取的绩效评价体系包括公共设施、公共管理、农村社会服务、农业经济发展四个方面。胡颖廉（2008）建立的公共服务评价指标有教育事业费、卫生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文体广播事业费等。吴丹和朱玉春（2011）构建了包括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4个方面9个具体指标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评价体系。刘波和崔鹏鹏（2010）构建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福利、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科学技术6个方面。张东豫和莫光财（2007）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服务、公共安全、法律服务等方面对公共服务水平进行了定性分析。任维德（2008）从教育、公共卫生、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等方面对我国各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评价。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三农”问题关注度的持续升温，各级政府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农村公共品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广泛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或水平问题展开了研究。李林君和杨斌（2013）基于增量的角度，运用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测度了公共服务不平等程度，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公共服务增量供给不平等程度很高，主要是由于不能有效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公共服务供求失衡等原因造成的（雷晓康等，2011）。因此，要通过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的创新，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肖结红，2011）。在评价方法上，姜岩等（2006）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各指标的权重。付林和荣红霞（2007）采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政府能力，结果显示，公共服务能力占政府能力的权重为0.45。王俊霞和王静（2008）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标准化评分法，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绩效评价高低顺序依次是道路、水利、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王俊霞等（2013）运用组合赋值法，对农村公共产品绩效评价值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绩效价值大小依次是农村公共设施、农村公共管理、农村社会服务、农业经济发展。吴丹和朱玉春（2011）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工具，对我国31个省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地区差异显著，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也表现出差异性。在测算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基础上，利用随机森林法实证研究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影响因素（吴丹，朱玉春，2012），而经济、政治、社会、信息与技术因素是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的主要因素（张开云等，2010）。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综合指数法对我国的养老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行了客观评价（陈英姿，满海霞，2013）。

从现有的研究看，学者们选取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评价指标不系统、不全面，这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反映可能会存在偏差，不能准确地反映供给水平；同时，现有研究和实践都已证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然而，我国政府公共财政供给农村公共品的能力与实际的需求并不是一致的或不在同一水平上，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可行的途径、政府也采取了多种手段和措施来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本研究认为要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最为关键的是要明确其供给能力，这样提出的政策建议才更加具有针对性。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虽然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但学者们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研究更多地趋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比较欠缺。在此情况下，本研究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分别从时间（2000—2013 年）和空间（2013年全国31个省份）两个维度，实证研究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并比较分析地区之间供给水平的差异性，以此找出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这对解决供给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等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