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仁者自爱
我们来看一则《荀子》的材料,《荀子·子道》载: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在此,体会孔子对子路、子贡、颜渊三位门人的判词(“士—士君子—明君子”),则从“仁者使人爱己”到“仁者爱人”再到“仁者自爱”,显然代表了对孔子仁道理解的三个顺序上升的层次,而只有颜渊的“仁者自爱”才达到对仁之精神的真正理解和把握。照我们通常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和了解,应该说,相对容易解释和说明的是子路和子贡的观点。子路“仁者使人爱己”是着眼于道德“外得于人”的受用性,而子贡的“仁者爱人”在对仁道的理解上显然就更深了一层。因为,照儒家的挈矩之道,严格说来,只有做到了“仁者爱人”,“仁者使人爱己”的成立才是可能的。相对而言,倒是颜渊的“仁者自爱”乍看起来似乎颇令人费解,特别是在前文董仲舒“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一段文字的映照之下就尤其如此。然而,“仁者自爱”观念的深刻之处也恰恰正在于此。前文论及,作为一种道德实践,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就在于为他人而奉献自我。然而,对仁道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为他”(“爱人”)向度的单纯强调之上,则仁道就可能陷入一种对行动者自身缺乏积极价值关怀意涵的片面的自我否定。[8]于是,“仁者爱人”的“爱人”也就必然趋于苍白、僵硬,或者出于外在道德规范的强制约束,或者出于行动者的刻意、造作,而缺失由内而生的植根于行动者生命本源的内驱力。因而,作为对儒家仁道伦理的全面理解,在“为他”的深处还体认到“为己”,这就是颜渊所说的“仁者自爱”。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仁者自爱”的“爱”与“仁者爱人”的“爱”二者之间并不是同一层面上非此即彼的关系,理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仁者爱人”所关注的是“应该做什么?”(What I ought to do?)的问题,而“仁者自爱”所关注的则是“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What I ought to be?)的问题。“仁者自爱”,“自爱”(love oneself)即“为己”,而这一语境之下的“为己”/“自爱”是在“成己”(self-realization)的意义上而言的,其实质内容与中心关切在于行动者道德生命在深刻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因而,体会到“仁者自爱”,则“仁者爱人”之于行动者的积极的价值关怀意义也就汲取到了源头活水而显现出活泼泼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到“仁者自爱”,无疑意味着行动者生命深处的一种自我觉醒(self-awakening)。于是,在“仁者爱人”的道德实践之中,自我的奉献与牺牲不再是一种片面的自我否定,而是一种以自我实现为导向的精神与人格的升华,它标志着行动者道德潜能的充分发展和实现,行动者对自我不完善的存在形态的一种克服和扬弃,行动者自我生命的一种丰满和润泽。简言之,在仁者,爱人与自爱,为他与为己,凡此两端之间并非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对立和紧张关系,相反,在爱人/为他与自爱/为己二者之间积极的双向互动、内外交融的伦理实践中,成己与成人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合外内之道”,一也。《论语》载孔子答子贡问仁,云: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诚如夫子之言,则为他为己原为仁道之一体内外,在这种“反向性”关系中,每一方的实现都需要以另一方为必要条件,而任何一方的缺失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方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爱人”(“为他”)也就意味着行动者生命在整体意义上的一种自我完善。于是,儒家仁道的价值意涵也就从德行论的层面上升到了存在论的层面。因而,通观“三子论仁知”章,可以说,只有颜渊(姑且如是说)的“仁者自爱”才真正领会到了孔子“为己之学”精神的真谛,真正领会到儒家道德生命观的真谛。
特别地,在传世的早期儒家文献中,此一章“三子论仁知”文字独见于《荀子》,至于荀子(或者荀门弟子)依据何种经眼的文献而有这段记述则已不得而知。不过,这段文字是否写实事实上并不影响这里的思想讨论。因为,这段文字表述本身虽系独出,但其所体现出来的对行动者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存在论关切则是清晰的、深刻的,并且也是与儒家一以贯之的基本的伦理精神相契合的。譬如,《中庸》即有云: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二十五章》)
显然,《中庸》“成己,仁也”的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仁者自爱”的思想在基本精神上完全是相通的、一致的。事实上,在《说文》中,许慎在“从人二”的“仁”的字源解释之后,又为我们记录了一个“从千心”(上千下心)的“古文仁”。20 世纪90年代《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之后,我们有幸看到了仁字在战国时代的一个写法——在字形结构上“从身从心”,作上“身”下“心”。很快,即有古文字学者提出,竹简中这一“从身心”的仁字就是《说文》中所记录的“从千心”的古文仁的较早的写法。易言之,《说文》所记录的“从千心”的古文仁字只是竹简“从身心”仁字的“简化”而已。进而,更有学者从竹简古文仁字字形分析入手,进入到对儒家仁的观念原初含义的讨论,如有学者认为:
“仁”字“从身从心”,即表示心中想着自己,思考着自己,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克己”、“修己”、“成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成就自己,实现自己,完成自己。[9]
当然,在这里,作者无意做独立的字源考证,上述关于“仁”概念考察的意义仅仅在于证明(《荀子》一书中出现的)“仁者自爱”在早期儒学中绝非一个突兀而来的例外,相反,它是孔子“为己之学”精神自然合理的发展与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