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是经济发展的内在素质,隐含和贯穿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之中。在当前世界经济总体放缓,中国经济领跑世界,大国地位冉冉上升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旧的世界经济体系仍在约束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旧的经济发展方式仍在调整换档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倡导和推进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经济大战略,培育和构建有利于实现国强民富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探讨以国家综合国力和人均国力为基础、以国家经济安全为主旨的经济自主性问题,是当前国际经济局势下极其重要且薄弱的环节。
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变量,它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减而出现强弱变化,反映了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探究国家经济自主性,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国家对内对外经济战略的安全性,保障国家宏观经济始终处于安全稳健的状态。在经济危机不可预料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要谋求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经济发展自主性的考察必不可少。对外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GDP总量的迅速膨胀,有可能掩盖国家利益的实质提升程度,甚至有时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能存在被削弱的危险。即使全球化对一国经济带来正面的经济社会繁荣,也不一定是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增强。这也正是经济大国并不必然是经济强国的原因所在。
当初我在国内率先提出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强调和注重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问题,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仍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经济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并向全球拓展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从生产关系方面反映了私人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是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趋势和主观作为。作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要克服的重要矛盾与风险就是: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克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的负面影响,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行的危害。
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所谓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经济发展必须主要依靠中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能力。这意味着我国要适当控制对外经济的各种依存度、依赖性和风险性,不断完善独立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自主发展,其科学发展成果让中国人民共享,同时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六个控制和提升”: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二是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三是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四是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五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六是适当控制人口资源环境的成本和压力,提升可持续发发展的水平。通过这六个方面的转变,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促使充分自主型发展方式的实现。同时,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控资本、控品牌、控技术)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产业安全,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国家利益的对半式双赢;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策略,实现民族经济在全球国际竞争中的自主发展。
该书作者是我的高级访问学者,难能可贵的是,近十年的时间里,作者把对经济自主性的研究一直潜心静气地坚持了下来。作者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拓展了我的学术思想:
一是拓展了我所提出的“中国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内核,提出经济自主性的核心概念。用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立场观点,批判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合理成分,提出国家经济自主性(State Economic Autonomy)概念,探索其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和量化标准。使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理论基石更坚固,也更具针对性,并且具备马克思主义学者间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共同话语体系。
二是拓宽了我所提出的关于“实现国家经济自主发展必须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主张,将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对内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国家经济自主性这一内含国际国内两个维度变量的概念结合起来,从国际大战略的大视域,来考虑提升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能力的路径。
作者对经济自主性理论和策论的延伸式研究,令我倍感欣慰。作者把经济自主性的研究,置于国家与国际经济体系、国家与国内社会分层两个维度;置于国际经济体系演变但实质并未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形势向好但五大发展理念有待进一步深化的语境下;置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但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更复杂的背景下,通过对国家经济自主性概念、特征、影响因素的条分缕析,通过对经济自主性量化指标的测定,综合分析国家自主性内含的竞争力、控制力、危机应变力、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等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探究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的路径,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利益切实维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
该书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研究探索有以下几个亮点。
第一,作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十分规范和严谨,注重对学术文献的梳理综述,博采众长,论证推导逻辑严密。国内对于经济自主性的研究不多,偏重实证分析,对经济自主性一般机理的论证相对缺乏。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出发,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者关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合理成分,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关于国家自主发展和经济安全等国家战略层面的理论贡献,特别也吸收了国外“依附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家经济自主性进行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的内涵、特征的界定,使核心概念的建构有据可依,注重学术流变中的溯源、传承与批判。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家经济安全观愈益受到重视。作者区分经济自主性与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利益、综合国力等关系,提出“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在属性,国家经济自主性与国家经济安全正相关——它们是能力与状态的关系;而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根本路径,国家综合竞争力是国家经济自主性的重要构成因素。”这就使经济自主性的重要性和路径,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
第二,作者提出,经济自主性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安全的能力综合,作为一种反映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描述性概念,经济自主性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加权指数。对于一国经济自主性的量化测算,既要考虑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体系实质和国际制度、国家规则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经济竞争力、对内对外经济控制力、危机应变力、国家凝聚力、政策执行力等国内因素的影响,从而提出经济自主性的综合评价指数,即。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计算与合成,对经济自主性的变化趋势和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
第三,作者认为,在当前仍然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不同国家由于所处国际地位的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国际规则和国家对外政策,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影响力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结构不合理、地位不平等、发展不均衡的国际格局下,各国均欲并且理论上均能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益,但获益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提出经济自主性的加权指数不应只是各项能力因素的简单加权,而应该增设一个经济自主性系数,即A≤1。作者根据危机与安全、依附与自主两对范畴,所综合呈现出的一国国家安全状态与经济自主性的基本情况,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对于国际经济体系主导型的第一类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政策目标和保护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愿望可以如愿地实现。而第二类、三类、四类国家,欲达到通过国际经济活动获益同时又能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初衷,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不一,取得的效果也不一,甚至有的还会背道而驰。
提升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个庞杂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经济建设各个领域的合纵连横,作者的政策建言强调国家战略意识和国家凝聚力。
第一,强化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意识,以国家战略带动和深化改革开放。当今世界仍然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竞争是绝对的,国家利益必须有国家战略保驾护航。全球化的大舞台上每个参与者都是利益导向型的国家或社会的代表,利益成为全球经济博弈的最终目标。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自主性,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保护全体国民经济领域的根本利益不受威胁。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的内在素质,自主性的提升有赖于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环节具备清醒认识和长远谋划,即国家战略的打造。国家安全委员会、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国有企业跨国公司仍然是推动和提升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基础。
第二,提高国家战略的细节执行力,越是宏伟的国家战略布置,越有赖于实践中具体细节的执行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环境变化,自主创新模式演变为以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为先端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的多层次持续耦合”,为适应由技术创新所带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优化企业结构和改良内部体制,进而带动企业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实现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的真正结合。提升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能力关键在于能否以创新为驱动有效推动技术的进步与管理的改善。
第三,落实企业自主创新的相关规制。以共识凝聚力量,联结国家经济竞争力。无论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理念的推进,通过国家意志提升国家经济自主性,离不开国内民族企业的共识。企业的利益追求和发展方向符合国家利益的目标,才有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实质提升。提升国家经济自主性,既要有国家战略的引领,也要有民族企业的创新共识;既要有国家宏观层面的规制保障,还要通过企业文化对创新意识和思维的培养。
总之,这部论著提出和阐述“经济自主性”新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科学,分析框架合理,既有对所研究主题相关文献梳理中的严谨的学术规范,又有对所研究客体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觉悟;理论阐述和实证剖析都堪称严密,不失为一部内涵深刻的创新性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由于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内涵极其丰富,影响因素繁复庞杂,使得问题的研究因涉面过大,因而还有研究的余地。希望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再接再厉,使相关论证得到更深入的验证和考验。
程恩富
2018年9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程恩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