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内涵和特征
一 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内涵
国家的自主性包括政治自主性和经济自主性。国家经济自主性，即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是国家行为体的自主决策能力，又是国家行为体的意志力的体现。国家经济自主性可以从两个维度体现出来。一是从国家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的维度，二是国家与社会各经济主体的关系的维度。在开放体系或者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个维度也是密切相关，而不是割裂的。
“从国际视角看，国家经济自主性是指传统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一国政府拥有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能力，包括对外经济控制力、竞争力和危机应变力，是一种确保国家经济利益安全的能力综合。这种自主决策能力又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一国国内，首先表现为一种权利，表现为对内对外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和制定对外经济法规的自主权；第二，表现为根据国际压力和国际局势变化而自主应对的能力；第三，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能力。”[2]
从国内视角看，国家经济自主性表现为，国家被宪法赋予管理权力之后，就具有了管理国家经济的相对独立的意志力，特别体现在谋划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控宏观经济、制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具有相对于各种局部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中立性”，这种“中立性”不是绝对的独立意志，而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独立性，是指国家在制定公共经济政策时，国家权力不受个别势力的干预，也不受限于个别领域的局势，通过“中立性”获得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从而使国家的意志力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
由于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国在国家与国际经济体系、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关联的核心概念和综合能力，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第二章第二节中，甄别与厘清国家经济自主性与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综合国力等概念的关系。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分析影响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恒量和变量因素，筛选较能准确显示国家经济自主性强度的对外经济控制力、市场竞争力、危机应变力来衡量国际维度的经济自主性强度，以及通过社会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显示国内维度的经济自主性强度。第五章将这些变量因素构成经济自主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用于动态条件下量化综合表达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强度。
经济控制力是国家在发挥政府的宏观经济职能，即实现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国家经济政策目标过程中，运用被赋予的权力，通过改变经济过程中的控制型变量，从而达到状态型变量的实质和实际逼近程度。经济控制力包括对内经济控制力和对外经济控制力，我们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资本依存度、对外资源依存度和对外技术依存度等指标，反映和衡量国家对外经济控制力的程度。而对内经济控制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家对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支配地位，采用宏观直接计划或者宏观间接调控等经济手段进行经济干预的程度来衡量；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执行力来衡量。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国家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它的对内经济控制力主要从国有经济的支配地位和主导地位中得到体现，同时也可以从政策执行力中得到体现。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不然，特别在实施普选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存在国家与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广泛博弈，政策执行力是国家对内经济控制力的主要体现。因此，我们在构建经济自主性的指标体系时，为了指标体系的一般性和普适性，侧重于政策执行力。政策执行程度，受国内社会分层状况和国家凝聚力的影响。[3]
应变力是面对新事物或事物环境变化进行准确判断基础上的适应和转化能力。危机应变力是国家面对国际经济危机和国际经济格局动荡的应变和转化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同时，一国经济变动和经济政策对他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力在扩散，特别是一国经济危机通过国际传导机制，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在扩大。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国家债务危机，都是影响比较广泛的几次大范围国际性经济危机。国家应对和转化外来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时，其能动性和反应力如何，我们将通过债务负担率和外汇储备率指标来衡量。
竞争力是参与者通过角逐或比较而呈现出来的综合能力，是一种相对指标，竞争力测定的对象既是现在的实力，又包含未来的趋势。经济竞争力按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不同类型。如有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划分，有品牌竞争力、管理竞争力、服务竞争力、财务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的划分，此外还有动态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等概念。我们的经济自主性指标将从国家的整体性角度，分析一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竞争力，通过贸易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资源要素的显示性优势来表示。
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为实现群体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协作的程度，外在表现为行为个体对群体目标任务所具有的信赖性和服从性。群体凝聚力作为一种整体配合效能，通过个体心理特征的归属意识，形成“共同责任利益意识”，或称“士气状态”。国家凝聚力是促使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状态和内在驱动力。近年来，学界对国家凝聚力的关注持续升温，但对国家凝聚力的定义却众说纷纭。有的从政治学的角度认为国家凝聚力是指一个国家的不同政党及群体在理想目标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聚合力和吸引力。[4]有的认为国家凝聚力就是国家的软实力，即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力，发展战略的执行力。[5]国家凝聚力的强弱反映了民众对国家合法性和执政能力认可的程度。当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对外又能从容应对国际纷争的时候，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信心就会增强。但是，如何从经济学角度通过量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来反映国家凝聚力，目前尚属研究空白。我们认为，从国家自主性角度考虑，国家凝聚力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关系着手，分析在现代国家中，由于收入分配过程的经济收入差距扩大和固化，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在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多元化背景下，国家税收的最大化目标与社会福利目标之间的重合程度，正是国家凝聚力的强弱表现。一国收入分配越合理，民众对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认同度就越高，社会稳定性就越强，国家经济政策和战略实施的执行力也就越强。
政策执行力是国家利用公共策略平台，整合公共资源，从而在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过程中朝着政策目标指向所形成的合力。政策执行力是国家凝聚力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自主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国家凝聚力、政策执行力和国家自主性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国家凝聚力是国家自主性的自变量因素，凝聚力越强，自主性越强；而政策执行力是凝聚力和自主性强弱的标志性特征。
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基于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的力量的来源，我们需进行必要的转化，以国家在执行社会管理职能、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中获取的比较利益、资源环境代价以及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水平的获益状况即基尼系数和人类发展指数等，来衡量国家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表现国内维度的经济自主性。[6]具体选择几个变量的原因分析将在第四章展开。
综合以上两个角度，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内涵，是国家在经济自主权力上的一种综合的能力，包含国际维度下的国家对内对外经济控制力、国际市场竞争力、危机应变力和国内维度下的社会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的核心能力，不仅表现国家经济实力的总数量，更是显现发展经济的恒定力。可以说，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和重要根基。
二 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特征
辨析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关于国家自主性的各种观点纷争，不可否定，国家处于国际体系与国内社会的边界，具有潜在的相对的自主性。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都会影响到国家自主性的强弱增减，在国际—国家—社会之间，呈现出三组变量关系的互动状态和结果。从国家自主性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即从国家经济自主性来看，有以下特征。
1.国际规则可以增进也可以削弱国家经济自主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国际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进程，同时也是国际经济体系不断趋向繁复的进程。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投资、贸易等领域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协调与合作组织不断涌现，创设和丰富着各种国际经济规则；同时，随着介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增多，也在扩散着国际经济规则。全球化正从观念上和物质上不断塑造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今天，任何国家若不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并争取成为全球共同体的一份子，似乎就难以获得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机会。然而，商品、劳务、资本乃至人员的跨国界流动网络的扩张等会缩小国家自主决策的范围，使全球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呈现一种零和关系。[7]不过，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千差万别，每一个国家因其社会制度、资源状况、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等的不同，面临不同的经济政策选择机遇；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也会采取不同应对措施，制定不同的国家战略。
综观全球，既有韩国、中国等国家通过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选择，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制定政策，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扩大经济交往，使国家经济走向繁荣，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家经济自主性不断增进的例子；也有阿根廷、希腊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停滞，民族工业崩塌，国家信用受损，陷入债务危机，经济自主性被削弱的例子。以中国为例，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使国家经济体制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从而开发与引进外部资源；另一方面，在引进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成果的过程中，妥善处理由全球化引发的新问题和压力，既迎合社会的需要转变国家经济体制，同时又保持中国的国家性，使中国传统的要素如儒家价值观念和共产主义的遗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经受住了融入全球化中的冲击和考验。[8]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远不只是消极地应对经济转型和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重塑国家制度，并促进中国的现代化。[9]
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谈论全球化的利弊分析，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在此不再赘述。利弊不过是表象，是可以扭转的结果。如何扭转，化弊为利，关键是要把握国家经济自主性。总体而言，国际规则可以增进也可以削弱国家经济自主性。“在国际上，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在权力分配的位置和它对国际机制与组织的内嵌性。”[10]
2.国际规则催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从而影响国家经济自主性
经济全球化对参与全球博弈的国家的国内结构尤其是国家—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随着贸易自由化带来新的机遇，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减少拉大了能够利用国际经济交往机遇和不能利用此机遇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可能加剧。其次，经济全球化引发了一国之内及国家之间生活观念、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等社会规范的冲突。最后，全球化模糊了国家管理内外事务的界限，影响到国家原有的统治能力，“使政府更难于提供社会保障——而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也是帮助二战后以来一直进行着的自由化获得国内政治支持并保持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原因”[11]。
以中国为例，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经历了重大变迁。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从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政治社会，转变为一个基于利益的经济社会，从基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下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社会结构模式，变成了整体利益弱化的国家与社会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关系，并逐渐出现社会分层。换言之，国际制度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影响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是强社会弱国家或者强国家弱社会的变迁，但对中国而言，原先的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一定程度的分离。同时，随着基于经济利益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与发展，社会行为体由经济发展的诉求，转变为政治参与的冲动，正在出现的社会秩序和现存的政治秩序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如何建构一个新的经济政治秩序，把握国家经济自主性，成为当代中国经济自主性的一个巨大挑战。“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忽视了经济增长是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策略中进行的。”[12]具体而言，以GDP论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造成许多低效率的投资，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滞后，在维护弱势群体的经济权益方面，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国家管理思维受到了挑战。
随着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拓展，国际规则不仅催化了国内的社会关系模式，使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和运行逻辑也发生了改变，它们必然对国家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造成新的诉求和压力，从而挑战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发挥程度。得益于全球自由贸易原则的社会经济体、分享国际社会规范的社会集团等，往往愿意以“国际制度替代国内制度”。根据这个逻辑，决策权威转移的倾向往往会削弱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3.国家会利用国际规则增进其经济自主性，也会因自主性问题排斥国际规则。同时显示了国家开放程度与经济自主性强弱并不成正比
国家作为国内治理的规制者，需要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协调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并承担全球化带来的日益繁复的国内和国际治理任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国际商品、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造成对国家主权的抵消、侵蚀或约束，削弱了国家对外经济决策权；另一方面，随着融入全球共同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体要求推进民主政治分享原来属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推动决策权威从国内层次向国际层次的转移，国家的管制范围必然受到限制，也会削弱国家经济自主性。在双重压力下，国家显然需要审视，是诉诸扩大国家经济管制范围，还是致力于增强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应对能力。
尽管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制度的确对国家产生了结构性的压力，但是全球化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全球化的激活面（enabling face of globalization）。[13]林达·维斯（Linda Weiss）在《全球经济中的国家：将国内制度带回来》中曾指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国家会主动采取行动以强化社会创新和社会保护的国内体系。“国家自主性不是任何体系固有的结构性特征。它可以被获得也可以被失去。”[14]
“当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功能与国家目标基本一致时，国家会将国际制度引入国内治理来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15]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行为体，国家更希望参与和自身意愿相一致的国际制度。尽管国家有时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模式下的被动参与，[16]但国家在大多时候还是以增进自身利益作为其参与国际制度的主要动力。
（1）在政策网络“强社会、弱国家”的情形下，国家会利用国际经济制度来增强其自主性。即国家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组织来摆脱某些社会行为体对其的“俘获”，从而增进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如20世纪90年代的意大利，由于国内各种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多党选举制下不得不维持高通胀和高福利的损害国家经济的政策。后来国家精英们以签约加入欧盟协议的方式来施加压力，终于经过几年的努力使通货膨胀率和公共财政赤字降到合适的水平。
（2）制度化较高的国际制度安排，有时会给国家带来较高的经济自主性。国际制度虽然限制国家经济主权范围，削弱国家对外经济决策权，但其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影响，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反而会给国家带来较高的经济自主性。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缔约国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更严格的守约要求。当国家的意愿与国际制度的功能要求相一致，而与一些国内社会经济主体的偏好相冲突时，国家可以将国际制度的约束刚性作为政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从而有效地推行那些曾经招致国内改革阻力的经济改革政策，最终实现自己的经济改革目标。例如，中国在“改革攻坚阶段”的历史关节点上，通过加入具有一定超越国家属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援以缔约国必须严格履行国际承诺的外在，来尽快突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若干“瓶颈”。
国家在主动利用国际规则增进自主性的过程中，基于国际规则对经济主权和经济自主性的削弱，理性的国家会主动采取行动以强化国内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创造保持和维护国内稳定的经济体系，增强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应对能力，进一步提高国家参与和管理全球化的素质和能力等积极的姿态。
当国际规则与国家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安全目标不一致时，诉之于国家经济管制范围的扩大等强硬的姿态，限制国际规则在国内的扩散，甚至排斥全球化的国际制度。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社会的胶合状态，国家利益与社会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高度重合，在西方霸权主义淫威下，中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国家经济竞争力虽弱，但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自主性却极强。再如，中国在走市场经济融入全球化道路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历时15年的入世谈判过程中，在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逐步开放国内资本项目市场管制等领域都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只承诺在履行WTO成员国责任时，承担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
综上所述，国家经济自主性在国家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所呈现的状况，是国际、国家与社会三股力量博弈的结果，国际规则对国家经济自主性和国内社会稳定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而国家在国际规则面前也不是无为的，它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选择利用或者排斥国际制度，从而增进国家经济自主性。国际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经济自主性，国家又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措施增进经济自主性，以及各影响因子的特质，将在第三章、第四章具体阐述。
三 国家经济自主性国际国内两个维度的关系
国家经济自主性，作为国家行为体的自主决策能力和意志力的体现，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面对国际、国内两个维度的关系。
从国际维度看，国家经济自主性是指传统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的表现形式，表现为一国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具有自主决策国家对外经济活动的能力。国家在一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开展对外贸易、资本、技术交流活动，接受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安全与之周旋博弈，表现为一种确保国家经济利益安全的能力综合，包括对外经济控制力、竞争力和危机应变力。在国际维度下，我们需要考察国家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对外技术交流等活动领域，在与国际经济协调组织、外国政府、跨国公司等各类国际经济行为体的利益交往中，在一定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下，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获益程度。
从国内维度看，国家经济自主性表现为，国家被宪法赋予管理权力之后，就具有管理国家经济的相对独立的意志力，特别体现在谋划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控宏观经济、制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具有相对于各种局部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中立性”，这种“中立性”不是绝对的独立意志，而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独立性，是指国家在制定公共经济政策时，国家权力不受个别势力的干预，也不拘泥于个别领域的局势，通过“中立性”获得凝聚力，从而使国家的意志力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国家与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资源环境治理、企业责任等民生关注的领域。
在开放体系或者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处于国际体系和社会这两者之间。两个维度也是密切相关，而不是割裂的。两个维度下的国家经济自主性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国国内政局稳定、政通人和，国民经济各项事业顺利发展，国家实力强大，国内维度的经济自主性自然强大。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与各国开展的对外经济活动中，更能保证国家利益和安全，有助于对外经济交往中各种摩擦和争端的解决，国际维度的经济自主性也更强大。而强大的国际维度的经济自主性所带来的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提升、国际比较利益获得、国家安全的保障，使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拥护感也会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也相应受益，从而进一步提升国内维度的经济自主性。
因此，国内维度和国际维度的经济自主性共同构成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整体，表现为经济自主性的能力综合。我们在第五章关于国家经济自主性能力测量，即国家经济自主性指数测算时，将国内维度和国际维度综合，按控制力、竞争力、获利性三个领域8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测算1998—2015年的经济自主性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分类诊断、综合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