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外文献综述

一 国外消费理论的演进

国外消费理论的研究大致分为古典经济学的消费方式视角、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选择视角和宏观经济学的消费函数视角。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魁奈等的消费思想，开始重视消费对生产的重要作用。19世纪70年代，Jevons、Walras等的边际效用理论试图揭示出给定价格和预算约束下，理性消费者如何选择最佳商品组合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新古典学派的代表Marshall深化和扩展了边际效用理论。20世纪30—70年代，宏观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主要研究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代表性理论是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和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Hall将理性预期因素引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提出随机游走假说。随后又出现了许多学说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代表性的有预防性储蓄假说（Zeldes,Dynan等）、流动性约束假说（Deaton,1991）等。近年来，国外学者较多应用Deaton 和 Muellbauer 提出的 AIDS 模型和Lunch提出的ELES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如 Alderman 和 David（1993）对斯里兰卡居民闲暇和消费品替代性的考察及Halbrendt（1994）对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研究。

在早期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中，以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为代表，后来又出现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然后到当代的不确定性消费理论。本书对这些消费理论进行综述并对关于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简单介绍。

Keynes（1936）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AIH）认为，影响消费行为的主要有主观因素（享受、短见、炫耀、慷慨和奢侈等）和客观因素（可支配收入、财产价值变动、利息率和政策等），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可支配收入。[1]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即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消费倾向。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将增加，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重是递减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种理论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1949）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RIH）认为短期内消费函数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但长期看来个体或家庭的行为会受到示范效应（家庭消费决策主要参考其他同等收入水平家庭，即消费有模仿和攀比性）和棘轮效应（家庭消费既受本期绝对收入的影响，更受以前消费水平的影响，收入变化时，家庭宁愿改变储蓄以维持消费稳定）的影响。因此，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始终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2]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认为，消费者总是想通过将其终生收入在终生消费上进行最佳分配，以使其通过终生消费获得总效用最大化，得到终生的最大满足。因此，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一生的收入，理性的消费者要根据一生的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和储蓄，使一生的收入和消费相等。Friedman（1987）提出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认为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取决于消费者长期中能保持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3]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只有持久收入才影响消费。Hall（1979）根据卢卡斯（Lucas）的思想，将理性预期方法引入消费理论中，提出了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Rational Expectation Life Cycle Hypothesis,RELCH），认为消费支出在长期呈现随机游走特征，用随机方法修正LCH和PIH的假设[4]，他的主要结论是，消费是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变化，即消费的变化不可预见。

近几十年来，关于居民消费问题的前沿研究大部分都属于预防性储蓄理论。（Zeldes,1989; Carroll,1992[5]; Dynan,1993[6]; Wilson,2003[7]；等）。弗来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即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对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有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不确定性（Uncertainty）、统计中的加总误差、短视（Myopia）。弗莱文（Flavin,1985）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所作的定量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是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确定性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Zeldes（1989）提出运用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理论可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做出解释。消费理论的这些新发展，表明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这些结论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的消费不足，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卡莱茨基（Kalecki,1971）基于消费者“异质性”的考虑率先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其与有效（消费）需求的关系。[8]Blinder（1975）设计了两种计量方法对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社会消费水平。[9]Bailey（1971）认为，公共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政府扩大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将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10]Karras（1994）[11]、Devereus等（1996）[12]、Okubo（2003）[13]和Kwan（2006）[14]等都用数据证明了这种互补关系。Nelson和Consoli（2010）将居民消费行为要素引入演化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消费者行为理论只重视“供给端”的研究框架。[15]Gorbachev（2011）证实了在考虑居民对利率的预期、收入波动、流动性限制等因素后，美国居民消费的波动性在1970—2004年上升了25%。[16]Kjellberg（2008）从市场流通的角度研究了过度消费的问题，详细分析了市场营销在刺激过度消费中的作用，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实践分析的框架。[17]Giles和Yoo（2007）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中的预防性动机进行了检验，发现有10%的储蓄是为了预防性动机，但这种动机随着居民迁移网络的扩大而减小。[18]Bonis（2012）使用OECD国家的1997—2008年的季度数据估计了家庭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对消费都有正向的作用，而且净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大一些。[19]Xiao和Kim（2009）研究了消费者的消费价值观对消费行为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功能、情感和社交因素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影响，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消费者对其购买国外品牌具有正向影响，但个人主义的消费者对生活现状不太满意且更倾向于购买国外品牌。[20]

主流经济学多从供给方面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如Harrod-Domar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经济增长率会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Solow-Swan 模型认为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储蓄率（消费率）的变化不会改变稳态时的 GDP; Ramsey Cass-Koopmans模型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后来的Lucas和Rome分别强调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作用。

从需求方面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始于凯恩斯，他分析了有效需求（消费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Feldman等证实了1963—1978年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需求的增加，而技术进步对于行业的重要性仅仅表现为增长速度的快慢。后续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一是消费升级促进经济结构变迁进而激发经济增长；二是新需求的扩大以种种方式对新的技术革新施加压力，从而形成了高速的全面增长。

关于居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研究，Osterhaven等（1997）的实证研究肯定了需求因素在欧盟各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影响。[21]Zweimuener（2007）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收入弹性的奢侈品会转变为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品，解释了经济增长和消费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Szirmai（2008）分析了战后各国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其中“中间因素”为“需求及其政策”，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等。Sabillon（2008）证实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正是由于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才使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 以上。[22]Hicks（2012）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消费波动相比发达国家更大，用支出来衡量的家庭消费水平会产生市场化的偏倚，而且这种波动性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Hansen（1985）对1955—1984年美国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非耐用品和服务综合的波动幅度为1.29%，小于产出的波动水平1.76%。Mendoza（1991,1995）估算出加拿大的总产出波动幅度为2.81%，略大于总消费波动幅度的2.09%。但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结果却往往相反，Kose 和 Riezman（2001）利用1970—1990年的数据，考察了22个没有石油出口的非洲国家的经济波动特征，研究表明，总消费的波动幅度8.28%是总产出波动幅度4.10%的2倍多。

综上可以看出，国外的消费行为理论已经相当成熟，消费需求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二 流通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关于流通对消费影响的研究中，Charter等（2008）研究了商贸流通对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影响，并认为商贸业是消费和生产的很强利益相关者，并且可以看作消费部门的一部分。Hawkes（2009）研究了销售促进可以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购买选择进而影响消费模式，商家可以通过灵活地利用销售促进的策略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和扩大消费量。[23]Malyadri和Rao（2011）通过对印度的零售业进行研究后认为，零售部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当地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而且零售部门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9%左右上升到2011年的22%左右，而且还将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成为印度经济的支柱产业部门之一。[24]Peersman和Pozzi（2008）使用美国1965—2000年的季度数据并采用多元状态空间方法分析了商业周期波动与个人消费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人消费在经济衰退的时候的敏感性明显比较高。[25]Emran和Zhaoyang（2013）使用中国农村的数据证实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准入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计量显示，更好的市场准入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国内市场更显著。[26]

三 流通创新与农村消费的关系研究

（1）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和经济的影响研究。农村流通体系被认为是开拓农村市场最关键部分（Krishnamoorty,2000）和有待克服的障碍（Prahalad and Hammond,2002）。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流通渠道普遍过长（Andrew P.F.,2007）[27]，制约了农产品流通的速度和效率。

（2）流通技术创新对农村消费的影响研究。流通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支付工具创新不断提升店铺形象和购物便利性，最终提升消费者满意度（Matsa,2011）。Bob Saint（2009）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物流费用，而连锁经营等方面的组织创新降低了产品销售价格，增加了顾客购买。[28]

（3）农村流通模式创新对消费影响方面的研究。通过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整合，缩短链条长度，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Ari-Pekka Hmeri,2003）。[29]Mhurchu 等（2010）认为，价格折扣和营养教育可以扩大居民在超市的消费量。[30]Kenning 等（2011）认为，批发商的品牌塑造可以传递给消费者一种高品质的信号，降低消费者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量。[31]

（4）农村流通组织创新影响农村消费方面的研究。Joe Folsom（2003）认为，农村消费合作社是农村流通组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Andrew（2007）[32]从创新零售地域角度将农村零售划分为集镇商店、乡村商店、独立零售业态。Krishnamacharyulu（2010）通过分析四种不同类型企业如何将其产品服务供给农村消费者，阐明了流通组织创新对于农村市场策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