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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花与身体的外在修饰

在宋代的生活风尚中，簪花可以说是最突出、最直观、最具特色的一个社会现象。无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皆以簪花为时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男子普遍簪花的时代；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节日庆典，簪花都作为风俗习惯得以发扬；宫廷郊祀、宴饮等活动也要簪花，并且将其上升为一种制度，簪花已经具有了“礼”的意义。

如果说平民簪花更多地体现了对时尚的追求，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文人通过簪花抒发性情、表达情怀，不少诗词对簪花现象都有反映：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黄庭坚《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

鼓子花开春烂漫，荒园无限思量。今朝拄杖过西乡。急呼桃叶渡，为看牡丹忙。不管昨宵风雨横，依然红紫成行。白头陪奉少年场。一枝簪不住，推道帽檐长。（辛弃疾《临江仙·簪花屡堕，戏作》）

可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文人簪花都是比较普遍的日常行为。黄庭坚和辛弃疾这两位大词人再现了簪花这一生活场景。这两首词中，簪花行为一是发生在清冷的秋天，二是在烂漫的春季，可知宋人簪花不分时节。由于花的生物习性各异，在不同的季节里，簪花的种类也就不尽相同，词中所用的花分别是迎秋而放的菊花和暮春而开的牡丹。这也反映出宋人簪花追求视觉冲击力，不全用茉莉、梅花等花形较小的品种，如菊花、牡丹这般色彩艳丽、丰满硕大的花卉也被大胆地使用。从词中我们还能看出，宋代民众不分长幼，都喜爱簪花。按常规设想，簪花是风流少年的时髦举动。但是在宋代，年长者一样可以簪花。“黄花白发相牵挽”“白头陪奉少年场”说明两位诗人此时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一枝簪不住，推道帽檐长”“簪花屡堕”还有几分戏谑的味道。从词中我们还能感受到文人借簪花自娱自乐，抒发率真性情。“付与时人冷眼看”还隐约流露出对时局的无奈情绪，簪花正是诗人对政治隐情的反抗之举。

唐代和宋代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古典美学的高峰期，但其思想文化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质。如果说唐代美学充满了积极开拓的外向型气质，那么宋代美学则体现了精细幽微的内向型特征，对此学者多有比较：“唐朝是一个崇侠尚武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热烈的时代，是一个男人打马球、女人荡秋千的时代；那么宋朝则是一个崇儒尚文的时代，是一个男人填词、女人缠足的时代。”[1]总的来说，宋人缺少唐人开疆拓土的雄伟气魄，却比唐人审美更精巧细微，美学追求更富书卷气，“自言燕幽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此唐人态度也。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此宋人精神也”[2]。宋代美学总体倾向是崇儒尚文、精致内敛，但这不代表宋人思想的保守、沉闷。“人言物外有烟霞，物外烟霞岂足夸”（邵雍《对花饮》），与广阔的外部世界相比，他们更强调内心的丰富。宋人的精致体现于生活中造神奇，簪花就饱含了浓郁的审美意味。

作为宋代社会最具特色的生活风尚，簪花深植于宋人普遍爱花的风气之中。作为身体装饰手段，簪花反映了宋人对身体感性美的重视。簪花究竟是宋人生活中的常态之举还是出现于某些特定的时节场合？什么人会簪花？簪哪些花？有什么特殊含义？簪花作为意象在宋代诗词大量出现，文人要借簪花表达什么？如何看待簪花的美学意义？这种行为背后有怎样的历史文化语境？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从宋代社会的簪花风尚说起。

第一节宋代的簪花风尚

簪花作为人类自我修饰的手段并不起源于宋代。《离骚》中就有把鲜花香草作为身体装饰的诗句，后人还把屈原看作香草的知己，不过屈原是否真的会身披鲜花也未为可知。目前能够确定的古人簪花行为最早发生在西汉——出土的簪花女陶俑可为例证。西汉时，人们在重阳节佩戴茱萸也已经成为风俗。沈从文通过考古发现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东汉女子已经有用花钗、花冠修饰自己的现象。花钗、花冠不同于鲜花，只是以花为造型的首饰。唐代的贵族女性喜欢用硕大艳丽的花朵装饰自己，但男性簪花和平民簪花并不普遍。

但在宋代，除象生花外，人们多用鲜花作为身体装饰。簪花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风俗，人人都爱簪花、戴花。簪花不仅是女性爱美的举动，在宋代男子簪花蔚然成风。簪花者不分性别、年龄、阶层与贫富状况，不仅宫廷贵族、文人士大夫簪花，普通市民、劳动者也爱簪花。簪花不限于节日时令、宫廷庆典宴饮，已经内化为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前人相比，宋人簪花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宋代簪花属于全民性的日常行为。宋代以前，鲜花更多地为贵族阶层所享用。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刻画的是上流社会贵族女性形象。（图一：簪花仕女图）斗花、斗香等活动只在贵族阶层流行。《清异录》记载：“中宗朝，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3]。晚唐五代时期，宫廷还要举行斗花活动，场面比较正式，斗花输了的宫人要付钱置办酒席。

图一簪花仕女图

到了宋代，花已经为平民社会所欣赏享用。普通市民、劳动者也簪花、戴花。舒岳祥有一首诗，反映了劳动妇女的簪花行为：“前垅摘茶妇，顷筐带露收。艰辛只有课，歌笑似无愁。照水眉谁画，簪花面不羞。人生重容貌，那得不梳头。”（舒岳祥《自归耕篆畦见村妇有摘茶车水卖鱼汲水行馌寄衣舂米种麦泣布卖菜者作十妇词》）簪花这一行为，体现了采茶妇爽朗的性格和热爱生活的态度。即使从事艰辛的体力劳动，妇女簪花这一举动流露出了自尊自爱的品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宋代社会鲜花进入了平民的日常消费品行列，花卉作为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市面流通。每日的清晨，卖花者骑着骏马、提着竹篮，发出清脆悠扬的叫卖声。到了鲜花盛开的时节，花市更显热闹，买者纷然，一派繁荣景象：“是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荼蘼、蔷薇、金纱、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徘徊、月季、粉团、杜鹃、宝相、千叶桃、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4]可以说宋代的城市和居民，是在悠长的卖花声中睁开了眼睛。南宋临安的四百多个行业，其中之一为“面花儿行”，即专门生产和制作簪花的行业。较大规模的商品市场为宋人一年四季簪戴鲜花提供了前提条件。宋人簪花的种类是很丰富的。不同的季节，有条件选择不同的花朵佩戴。春季戴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天扑戴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季簪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天扑戴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这说明宋代市民对鲜花有旺盛的需求，在饰品方面尽可能追求多样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鲜花种植业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达。鲜花不但种类丰富，而且不因季节的变化停止供应。

其次，宋人有节日簪花的风俗。与日常簪花相比，节日簪花更显隆重。立春的时候，人们将鲜花或象生花制成春幡，佩戴在头上。佩戴春幡的习俗在很多诗词中都有反映：“剪彩漫添怀抱恶，簪花空映鬓毛秋”（陈棣《立春日有感》）,“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苏轼《减字花木兰·已卯儋耳春词》）,“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幡判醉倒。”（陆游《木兰花·立春日作》）春日里由鲜花或象生花制成的“春幡”承载了人们在万物生发的季节里播种的希望，同时也成为追忆时光流逝的符号。

端午节也有簪花风俗，石榴花成为人的最爱。《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五一出场鬓边插朵石榴花。一进入五月，大街小巷响彻卖花声，接连数日。人们竞相购买菖蒲、石榴、蜀葵，栀子，将这些花放置门前，上挂五色钱。端午节又称重午、重五、浴兰令节。端午那天要以兰汤沐浴，还要喝菖蒲酒。榴花、兰汤、菖蒲酒，这些节物都与“花”有关。在宋人的观念里夏至阴气萌生，这些植物混合在一块可以避瘟疫。

节日里簪花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当属重阳节簪菊。汉代重阳节，人们佩戴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祛病辟邪。到了唐代，人们将茱萸佩戴在头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迟至中晚唐，出现了将菊花戴在头上的风俗，有诗为证：“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强插黄花三两枝，还图一醉浸愁眉”（郑谷《重阳夜旅怀》）。到了宋代重阳节，菊花由于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逐渐有取代茱萸之势。重阳佳节人们赏菊、簪菊、喝菊花酒。梅尧臣在一首诗中描述了与友人宴饮赏菊、簪菊欢聚的场景，菊花为聚会增添了不少兴味，“今年重阳公欲来，旋种中庭已开菊。黄金碎翦千万层，小树婆娑嘉趣足。鬓头插蕊惜光辉，酒面浮英爱芬馥。旋种旋摘趁时候，相笑相寻不拘束”（梅尧臣《次韵和永叔饮余家咏枯菊》）。菊花几乎成了重阳节的象征，赏菊是重阳节与家人、朋友团聚最重要的休闲活动。

宋人节日赏花、簪花，不单为遵循所谓的节日传统，更重要的是对常规性生活的超越。王十朋是南宋著名诗人，高宗绍兴元年重阳节，他与家人登高赏菊，无奈菊花未开。也许是因为无法赏菊减弱了重阳节的仪式感，亲戚朋友皆以为憾事。到了十月中旬，王十朋独自一人去东山散步，看到菊花开得正好，前日泛青的菊枝缀满了灿烂的花朵。他想起苏轼的话，“凉天佳月即中秋，菊花开日乃重阳，不以日月断也”，意识到只要能够尽兴快意，就是人生的好时节，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日期，于是他在菊花畔摆开酒宴与乡邻们畅饮。这表明宋人具备寻求生活诗意的自觉意识。

再次，宋代社会男子簪花之风盛行。宋代是中国古代男子簪花的高峰期。学界对宋代男子簪花现象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清代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簪花》中谈道：“今俗惟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5]唐代就已经出现了男子簪花现象，但都是作为个案存在，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故学士苏颋《应制》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6]

汝阳王琎，明皇爱之，每随游幸。琎尝戴砑纱帽子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坠落，上大笑。[7]

这两则材料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唐代男子簪花往往是贵族阶层的行为，发生在宫廷宴饮之时，由皇帝所赐，赐花意味着皇恩眷顾，簪花者倍感荣耀。到了宋代，男子簪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士农工商各阶层都以簪花为时尚。我们前面已经列举过黄庭坚与辛弃疾的诗词，文人簪花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行为。不仅文人雅士爱簪花，普通市民、劳动者也爱簪花，“洛阳风俗重繁华，荷担樵夫亦戴花”（司马光《效赵学士体成口号十章献开府太师》）。隐士邵雍有一首《插花吟》,“头上花枝照酒厄，酒厄中有好花枝”，可见隐士生活中也是经常簪花的。就连绿林草莽也爱戴花，《水浒传》里的浪子燕青被描述为：“腰间斜插名人扇，鬓边常簪四季花。”

宋代男子在登科及第时要簪花。新科进士于贡院赐闻喜宴，皇帝赐花，宴罢簪花骑马而归，以示荣耀。司马光有言，“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8]宋人眼中登科及第有五种荣耀：“两观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9]簪花的荣耀感，来自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代表着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忠、孝等价值并列。科举制度在宋代不断完善，宋代读书人极重视科举，金榜题名本是人生一大快事。有诗歌表明及第簪花制造的荣耀体验在士人心中长时间挥之不去，即使在人生低落之时也会回想起昔日簪花的荣光：“去年花下探春雨，鸣鞭走马看花开。今朝危坐空山里，不识春从何处来。”（王庭珪《酬刘英臣载酒送花》）宋代男子的簪花之风影响至金、元两代，明清开始衰落。但是状元簪花的风俗还是延续到了清代。殿试结果公布后，高中头甲的三人要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按例在东长安门外设宴，三人宴席间要簪戴金花沿袭古制旧俗。

民间嫁娶中，新郎官也有簪花习俗。《水浒传》中周通去桃花庄娶亲，鬓边簪一朵罗帛象生花，就是这种风俗的反映。另外在庆寿场合，男子也会簪花。此时簪花具有表演的性质，起到戏彩娱亲的作用，“庭下阿儿寿慈母，簪花拜舞笑牵衣”（何梦桂《和何逢原寿母六诗·其二》）。

最后，簪花成为宋代宫廷典仪。除了日常簪花与节日庆典簪花外，继承唐代的传统，宋代宫廷也有簪花的习俗。回到我们在上文刚刚提到过的例子：苏颋赋诗受到唐玄宗奖励，玄宗亲自将御花插于苏颋头巾之上；汝阳王在进行歌舞表演时，簪戴红槿花助兴。唐代宫廷虽然出现了簪花现象，却是即兴的、偶然性行为。与之相比，宋代宫廷簪花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制度，上升到典仪的高度。

《宋史·舆服志》有明确的“簪戴”条目：“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赐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10]宋代宫廷对簪花的场合、不同品级官员簪花的种类都有严格规定。国家大典如中兴、郊祀、恭谢、两宫寿宴、新进士闻喜宴等场合，臣子们都要簪花。不同级别的官员簪花种类也不相同，分成罗花、栾枝、绢花三种。官员们除了可以簪戴罗花、绢花、栾枝等象生花外，还可以佩戴“生花”，其中包括牡丹、芍药等艳丽硕大的花朵。杨万里有诗云：“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杨万里《德寿宫庆寿口号·其三》）官员队伍浩浩荡荡，宛如春日百花盛开，其壮观场面可以想见。《铁围山丛谈》对宫廷簪花的礼仪也作出过说明：

国朝宴集，赐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宴，遇大辽人使在庭，则内用绢帛花，盖示之以礼俭，且祖宗旧程也。春秋二宴，则用罗帛花，为甚美丽。至凡大礼后恭谢，上元节游春，或幸金明池琼花，从臣皆扈驿而随车驾，有小宴谓之对御。凡对御则用滴粉缕金花，极其珍藿矣。又赐臣僚宴花，率从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数，至滴粉缕金花为最，则倍于常所颁。此盛朝之故事云。[11]

从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大致知晓北宋宫廷对簪花种类与场合有详细的规定。宴饮的范围与对象不同，簪花种类也有区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圣节大宴，如有辽国使节参加，使用绢帛花；春秋两次宴会，用罗帛花；上元游春或皇帝出行，则安排小规模的宴会，称为“对御”。如遇“对御”，从臣们簪戴“滴粉缕金花”。“滴粉缕金花”要比“绢帛花”“罗帛花”更加美丽珍贵。赏赐“滴粉缕金花”的数量要比平时加倍。簪戴“滴粉缕金花”表示君主与从臣的关系更为亲厚。簪花为等级分明的礼仪制度增添了人性化的成分。

宋人视“礼”为国家治乱的根本，很注重“礼”的维护。提倡柔性的礼仪制度，这是宋代对“礼”的观念的发展。在宋人看来，“礼”的制定与维护应该建立在人情能够接受的基础上：“礼成列圣宴群工，浩荡春风到竹宫。传旨簪花俄侣锦，信知天子是天公。”（武衍《恭谢庆成诗十阕》）在簪花的仪式中，君主的权威感柔化了，“天公”的比喻既准确又亲切。在和谐融洽的气氛里，臣民体会到的是被尊重的舒适感。宋代社会簪花的生活风尚体现了“礼”的生活化、世俗化。礼仪教化让人发自内心地自觉遵循才是高明的策略。如果社会秩序教条刻板地强制地让人遵守，没有丝毫益处。宋代运行的社会秩序考虑到了人的接受心理。“簪花”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宋代社会文明的进步。

第二节以花为饰：宋人身体美的展现

在人们惯常的印象里，宋人似乎对身体采取了遮蔽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妇女着装是衡量社会开放程度的标尺。唐代妇女的服饰从遮蔽全身的羃帷，到浅露姿容的帷帽，再到袒胸露臂的半臂、披帛。一系列变化反映了唐代对身体美的展现较为自由开放的态度。宋朝的女性着装则有保守封闭的一面，唐代已经摒弃的羃帷，宋代又重新使用了，但并不代表宋人无视身体美的存在，而是在展现身体美的方式上采取了审慎、内敛的态度。

事实上，宋人的“爱美之心”并不弱于唐代，追求时尚酷爱打扮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南宋的周写道，“自孩提，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12]。可见宋代妇女爱好高梳大髻“大梳裹”的造型在北宋时还非常隆重。为了搭配高梳大髻的发型，宋代妇女特别重视花冠。除真花外，花冠还可以用各色罗绢等象生花制成，可以加金玉、玳瑁、珠子等物点缀。有的花冠仿效牡丹、芍药的造型。王观的《芍药谱》很多花以“冠子”命名，可知许多名花被效仿作为妇女头上的装饰品。宗教活动是当时比较重要的社会活动，也成了竞美的场合。妇女们都要盛装出席，佩戴昂贵的珠宝首饰，在当时被称作“斗宝会”。[13]

因其良好的装饰效果，鲜花或以花为造型的饰品被广泛使用。在身体装饰物方面，宋代比前人更加注重细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描述了一种叫作“一年景”的头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毯、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14]桃杏花、荷花、菊花、梅花本不是能同时出现的，宋人却将几种花并置，显然有“兼美”的意图。宋代妇女还在额上和两颊间贴花子。花子就是用极薄的金属片或彩纸剪成花朵的形状，有时也剪成小动物形状或者黏合羽毛。“落梅妆”是宋代妇女很流行的打扮，所谓“落梅妆”是指眉间画有五瓣梅花的妆容。关于“落梅妆”有一个很美的传说。相传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一日卧于含章殿下。梅花落在她的额上，形成五瓣花朵，更显得娇媚可爱，此妆因此得名。

簪花作为自我修饰的手段，首先突出的是人花相映的视觉美感，花起到了衬托人的作用。《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亲自将一枝千叶桃花插于杨贵妃的宝冠上，认为此花尤能助娇态。相似的情节出现在李清照的词里：“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李清照《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词中的“簪花”显然更有情致，明明是爱美要戴花，却又担心花比人俏。索性插于鬓上“拷问”心上人，到底更爱哪一个？女子的任性娇憨跃然于纸上。王昌龄的《越女诗》意思与之相似，但不如李清照的词富于闺阁情趣。在特定的场景中，花作为背景，给人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有“憨湘云醉眠芍药裀”一节：

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湘云口内犹作醉语说酒令，唧唧嘟嘟说：“泉香而酒洌，玉眢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15]

章回题目中的“芍药裀”有点题之意。这段文字极具画面感，芍药花数量极多漫天席地，能作美人之裀被。芍药花本就艳丽妖娆，妩媚多姿，有“花相”之称。少女醉卧芍药花间，并没有丝毫逊色，可知湘云相貌极美，而且此举更显其天真活泼。花对人物起到了衬托作用。

在审美体验上人与花具有互通感。花的形、色、香、态与人的形体、肌肤、容貌可以并举，花作为有机整体表现出来的主观特征、气质个性与人的精神面貌气质神韵类似。宋人常常在诗歌中使用人花互喻的手法。黄庭坚有一首写梨花的诗：“桃花人面各相红，不及天然玉作容。总向风尘尘莫染，轻轻笼月倚墙东。”（黄庭坚《次韵梨花》）先是借用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典故，再写桃花虽艳丽，不及梨花天然娴雅，如同一个不染风尘保持本色的天然美人。苏轼有一首词更是达到人花幻化的境界，简直分不清是写花还是写人了：“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苏轼《西江月·梅花》）“素面”“洗妆”借梅花梅叶的颜色写出了佳人不施粉黛清丽自然，肤如凝脂，唇红齿白。“玉骨”“冰姿”两句借梅花写人物冰清玉洁超凡脱俗的气质神韵。这首题为“梅花”的词，实为一首怀人之作。

嗅觉体验是人们簪花的另外一个原因。茉莉花因香气浓郁，尤其是夜晚香气尤甚而受到宋人的喜爱，成为簪花的上佳选择。“香从清梦回时觉，花向美人头上开”（王士禄《末丽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宋人偏爱花的气味，为了方便留存，宋人将花制成“香”。宋人笔记里留下了很多制香的方法。用花朵混合其他物质，再采用蒸馏或浸泡的方法，密封保存发挥最佳效果。有一种叫“朱栾”的柑果，花香绝胜。在瓶中将笺香或降真香与花层叠累积，密封贮存，花的汁液会渗入香片中。之后再经过三四遍熏蒸，即可成香。再者，木樨花清芬馥郁，也是制香的好材料。在花半开香正浓之时采撷，拌入冬青的汁液，放入油磁瓶中，以厚纸密封。没有花开的季节再取出，依然能感受到花的香气。

香是花魅力的延续，宋人爱香，香在宋人生活中占据着特殊地位，香在当时是重要的贡品。据相关资料显示，北宋建国初期国力强盛，诸国来朝，香料、香药是最重要的贡品之一。宋太祖建隆二年，占城贡龙脑香药；宋太祖建隆三年，占城、泉州贡乳香；乾德元年，吴越进香药；乾德四年，占城又进香药；乾德五年，高继冲献龙脑香；开宝七年，三佛齐国贡乳香、蔷薇水；开宝八年，交阯贡香药，包括茶芜香、安息香、沉香……钱塘钱俶来归，贡香药以万斤计[16]。宋代以前，香的应用并不广泛，也只在上层社会流行。宋代以后，香更多地进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香与宋人的生活联系紧密。《清明上河图》里，就有香药店。当时的妇女坐车，会随身携带两个香球，沿途留下芬芳，所谓“香车宝马”。宋人还愿意用有香气的木材制造家具，檀香床就是用檀香木制造的床。文人爱焚香，与品茗、饮酒、插花、弈棋一样，焚香是优雅生活的体现。

簪花的盛行折射出宋人正视身体的感性美，将身体作为审美对象，表达了对人体美的追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展到盛世才有的气象。宋代的社会风气虽然不如唐代开放，但是在身体审美的意识上却不遑多让，而且宋人的行动更为大胆，为了满足美的需求可以对身体外观做出了根本性改变，纹身便是一例。在宋代拥有一身漂亮的纹身是美男子的标志。《水浒传》里以欣赏的态度提到燕青的纹身。纹身在宋代都市的少年中间流行，当时有专门纹身的店铺，为人纹身的工匠称“针笔匠”。宋人纹身的图案还很文艺，花的纹样也是纹身的重要内容。有一个叫葛清的人，将白居易的诗和画纹在身上，其中有“不是此花偏爱菊”等诗句。图案精细异常，遍布全身。

如果说簪花与纹身体现的是精致文气的美，那么宋人同样欣赏刚健、矫捷的身体之美。宋人爱观潮，观潮是一项颇具危险性的活动，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绍兴十年八月十八日，临安观钱塘江大潮，死者不下百人。但是宋人的观潮热情丝毫不减，热衷弄潮、水嬉活动。在这项紧张刺激的活动中，人们由衷赞美弄潮儿矫健的身姿，“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何梦中看，梦觉尚心寒。”（潘阆《酒泉子》）。

服饰是身体的延伸，对身体美的欣赏可以通过对服饰的关注表现出来。衣物能显现身材体态，在质料上，宋人偏爱轻软飘逸的材料，以表现身体的轻盈婀娜，如罗、绫、绮、纱绉等各类织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宋代诗词对服饰的描写明显增多。一方面的原因是在发达的纺织业基础上宋代服装材料精美、美观多样；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宋人服饰审美的意识增强，柔软飘逸的服饰可以凸显苗条的身材。再者服饰可以作为人物特征与标志。晏几道曾写道：“斗草阶前初见，穿针楼上曾逢。罗裙香露玉钗风”（晏几道《临江仙》），诗人心中的美人是与罗裙、玉钗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与服饰共同保留在人的记忆里。

花卉图案一直是服饰的重要纹样。到了宋代，花卉作为纹样呈现出自身的演变特点：贴近生活的具有世俗精神的写实性花卉纹样取代了唐代具有宗教意义的祥瑞图案。常见的图案有莲花、牡丹、海棠、梅、菊、秋葵、忍冬、石榴、桂花、茶花、芍药、桃花、水仙、蔷薇、荼蘼等。此外代表君子人格的松竹等图案也颇受人的喜爱。

花卉纹样增强了服饰的艺术感。宋代服饰艺术性很强，刺绣在宋代逐渐演变成欣赏性艺术，宋徽宗还在皇家画院设刺绣专科。宋代发展了独特的缂丝工艺，缂丝也称“刻丝”或“尅丝”。唐代也有缂丝，但远远没有发展成熟，以几何图纹为主，交接处还有明显的印记。宋代缂丝工艺日趋成熟，具有雕刻的视觉效果，工艺相当先进，能够做到“虽做百花”“不相类也”。宋人笔记里面详细记载了“刻丝”工艺：

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於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於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彫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17]

到了南宋，缂丝从实用工艺品转为纯粹的欣赏型艺术品，模仿山水、花鸟、人物等名画莫不惟妙惟肖。缂丝工艺具有立体感，视觉效果上更胜原作。可见宋代生活用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性，或者说宋人以创作艺术的态度与技巧来制作生活用品。

文人在服饰方面有自己的主张，亲自设计服饰来表达个性。宋代等级制度森严，正式场合着装有严格规定，“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18]。文人就靠改良常服来标新立异。比如，苏轼对帽子进行改造，将乌纱制为双层，短檐无角，状如桶形，被时人称作“子瞻样”。苏轼对自己的发明创造很满意，自言：“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摹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着短檐高乌帽，东坡何事不违时”（苏轼《椰子冠》）。他用“奇装异服”来标榜自己的不合时宜，表现出率直天真的个性。文人改良服饰具有社会效应。北宋初年头巾并不流行，元祐年间，司马光和程颐率先用巾帛包首，到了南宋，戴头巾成为社会风潮，上至公卿，下至平民，一律戴头巾。头巾发展成多种样式，有圆顶、方顶、砖顶、琴顶。曾有大臣主张恢复北宋初年的衫帽，已经无法推行了。

第三节文人簪花与人生寄寓：以辛弃疾为中心

文人的簪花活动代表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簪花除了能够满足文人的日常审美需求以外，也成为他们表现内心的一种方式。簪花活动与他们的生活境遇、社会活动、身体健康、思想情感等状况有很大的关联。以簪花为寄寓方式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做法，这是宋代文人审美意识在生活领域开拓的结果。魏晋时期，文人纵情山水、嗜酒服药，他们喜欢用放浪形骸、超然物外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人生主张：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19]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20]

刘伶赤身裸体、阮咸晒衣，都是用极端的方式表示对礼教、习俗的藐视。魏晋文人要打破先前世界制定的一切成规。宋代文人已经认识到人要生活在规则秩序里，远离了这些较为极端的表达方式，戴着“镣铐”翩翩起舞。他们采用簪花、品茶、弈棋、焚香等更为艺术化的方式，在生活中超越生活，以审美的态度面对浮世悲欢。文人生活中看似细小平常的活动传达无限丰富的意味，“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固野客之闲情，实文人之深趣”[21]。簪花也是如此，文人簪花并不是个别现象，乃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寄意”方式。除了前文我们阐述的种种意味之外，文人士大夫簪花乃生活趣味的体现，内心强烈情绪的宣泄，人生态度的变相表达。朱敦儒有词云：“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诗人藐视荣华富贵，只求寄情山水诗酒，“插梅醉洛阳”表现了诗人特立独行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欧阳修借“酒醉簪花”将自己塑造成了与民同乐的太守形象：

丰乐亭游春三首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宋代文人大多奉儒家思想为修身理念，中唐白居易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影响深远。对于经常处于政治旋涡的宋代文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在社会理想与自我保全之间求得平衡的途径。庆历四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失败，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纷纷遭到贬谪，特别是欧阳修，还被别有用心的政敌攻击，卷入所谓的“甥女案”，虽然最后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但是对欧阳修的精神打击极大。庆历五年，欧阳修外放滁州。起初欧阳修还陷于精神苦闷中，有诗云“昔在洛阳年少时，春思每先花乱发。萌芽不待杨柳动，探春马蹄常踏雪。到今年才三十九，怕见新花羞白发”（《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身心俱疲，回想洛阳赏牡丹的翩翩少年，已孤影自怜垂垂老矣。可滁州美丽的自然风光、纯朴的民风安抚了欧阳修本就豁达的心灵，他开始纵情山水，以醉翁自居。此诗乃欧阳修庆历七年在滁州时所作，他没有表现出因政敌排挤打压消沉的一面，相反大家看到的欧阳修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暮春之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百姓都出来游春了。太守喝醉了，不顾众人诧异的眼光，只能坐在篮舆中，头上插满春花。诗人描绘了一幅暮春时节众人游春图，“簪花”突出了自己享受人生不负春光的形象。欧阳修的学生曾巩颇能理解老师的心意和做法，“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以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之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22]。

此节选择个案研究的方法，其出发点是将“簪花”还原到个体生活的原始状态中去。虽然这种做法难免挂一漏万，但“生活”首先是一个生动的、具体的人的独特境遇与感知。一个人的思想、感受、言行都是在生活中生发、形成、表现出来的，也会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化而变化。诚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种族”“环境”等宏大历史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但这种影响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生活发挥作用。即使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的境遇也不相同。另外由于个体性情、价值观念差异很大，要清楚了解“簪花”寄寓的情感及其与人生的关系，就必须把它纳入某个个体的具体生活情境里考察。之所以选择辛弃疾为主要的论述对象，是因为辛弃疾诗词反映出来的“簪花”的意味比较丰富。簪花行为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在他青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诗词中都表现过“簪花”事件。如果深入挖掘的话不难发现簪花活动与他的人生遭际有密切关联。他通过“簪花”寄寓的思想与情感在宋代文人中间也比较有代表性。

一 “仕”与“隐”的矛盾

隆兴元年（1163）立春这一天，辛弃疾写下了一首《汉宫春·立春日》：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我们前文已经提到过，在立春这一天，宋人有将鲜花或象生花制成春幡佩戴在头上的风俗。看到美人头上的春幡，辛弃疾意识到春天又来了。自己的家乡还被金人占据，有家难归，只有燕子才能飞回故园。“解连环”的典故出自《战国策》，这里指诗人的情绪无法排遣。

诗人的愁苦从何而来？主要是对前途茫然无知的焦虑感。此时的辛弃疾是渴望有所建树的。此词作于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一个春天，诗人刚从抗金战场归来，只有24岁。辛弃疾不同于一般的文弱书生，他胆色过人、身手出众、屡立战功，是文武双全的青年军事将领。《宋史·辛弃疾传》中以“青兕”来形容他。面对南宋艰难的时局，辛弃疾试图有所作为。就在此词创作不久以前，他已经向主战派将领张浚建言提出自己的用兵方略。尽管他只是江阴军签判——一个比较轻松的闲职。

立春的春幡触及了诗人内心酝酿已久的抑郁。此时的辛弃疾并没有受到重用，前途未明报国无门。杨希闵《词轨》中说此词有寄托之意，感慨南渡之事以及南宋统治者不图恢复大好河山之意。这首词中，有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有力主祖国统一的情怀，也有故乡沦落敌手的伤痛之感。陈廷焯在《白雨斋诗话》中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23]沉郁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其艺术表现是在极细微的事物上寄托极深沉的感慨。在这首词中，诗人通过小小的簪花寄寓了渴望建功立业又无法实现慨叹时光飞逝的情怀。

淳熙十五年（1188）元日立春，辛弃疾又一次“簪花怀远”：

谁向椒盘簪采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长把新春恨。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尽。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辛弃疾《蝶恋花·戊戌元日立春席间作》）

这次记述簪花的情形已经和上一次颇为不同。辛弃疾经历了宦海沉浮，曾在军中任职，先后做了几任地方官吏，做出了很多政绩，但并未在中央担任要职，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淳熙八年（1181）起，他被弹劾隐居于带湖。创作此词时，已经是他隐居的第八个年头了。

“谁有椒盘簪采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立春这一天，辛弃疾想起朝中按惯例要赐给百官“春幡胜”，官员还要插花进宫入贺。自己闲居已久，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获得赐花的礼遇呢？“今岁花开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信。”不难让人联想到朝廷刚刚发生的大事。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太上皇帝（高宗）卒。十一月，宋孝宗命皇太子赵惇参决庶务。帝位的更迭必然会带来政策方针和用人方略的转变。在“仕”与“隐”的问题上自己该如何抉择？

辛弃疾此番面对“簪花”的所思所想要比上一次复杂得多。首先辛弃疾不再是一个壮志难酬、跃跃欲试的青年人。此时他已年近半百，阅历与人生感受自然与之前不同。他对自己不容于世的性格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给皇帝上书时写道：“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但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24]再者，辛弃疾的闲居生活也比较安定富足。他先后居住过的带湖和瓢泉，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很多诗词中都反映了他对带湖风光的喜爱。鸥鹭、白鹤、青萍、鱼儿、清风、明月都是他的“盟友”。尽管如此，辛弃疾并没有做好真正归隐的准备。他的心态可以用“彷徨徘徊”四个字来形容。他在带湖新居落成之时一方面想过“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的隐居生活；另一方面又踌躇“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辛弃疾《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

应该说辛弃疾在立春之日想起宫廷赐花的风俗又一次验证了他在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中并没有完全放弃为国效力的打算。他在“报国”与“归隐”之间的纠结展露无遗。辛弃疾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南宋文人中间是有普遍意义的。南宋的另外一位大诗人陆游心态与之类似。陆游长期过着平淡惬意的田园生活，品茶、吃斋、养生、种菜、写诗，却也没有忘记报国的信念，一面“为爱名花抵死狂”，一面“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在成都居住时曾写过《花时游遍诸家园》绝句十首。他甚爱春天蜀中的海棠花，“成都二月海棠开，锦绣裹城迷巷陌”（陆游《驿舍见故屏风画海棠有感》）,“我初入蜀鬓未霜，南充樊亭看海棠”（陆游《海棠歌》）。中国文人不需要也不习惯从宗教中获得安慰，在失意的时候他们更倾向纵情于山水花木。白堤、苏堤上的绿柳桃花，就是此类见证吧。

二白发簪花的疏狂放达

前文已经提到辛弃疾老年时也有反映簪花的诗词：“鼓子花开春烂漫，荒园无限思量。今朝拄杖过西乡。急呼桃叶渡，为看牡丹忙。不管昨宵风雨横，依然红紫成行。白头陪奉少年场。一枝簪不住，推道帽檐长。”（辛弃疾《临江仙·簪花屡堕，戏作》）此词大概作于嘉泰二年（1202），此前他刚刚度过自己六十三岁的生日。通过这首词，我们似乎能看到在烂漫的春日里，一个发秃齿摇的老人，拄着拐杖急于去看牡丹花。老人也想同年轻人一样将花簪戴在头上，可头发已然稀疏，簪花不住，只好自我解嘲一番，推说是帽檐太长的缘故。一个热爱闲居生活不失童趣的老人形象跃然于纸上。

“白发簪花”客观反映了辛弃疾的健康状况。一直以来辛弃疾留给世人的似乎都是身强体健的印象，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从中年开始，辛弃疾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关于“白头”一事，早在孝宗淳熙二年（1175），他任江西提点刑狱时就提到过：“过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今头白。”（辛弃疾《满江红·赣州席上呈太守陈季陵侍郎》）之后辛弃疾不断在文章诗词中提到自己未老先衰、疾病缠身的状况，“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辛弃疾《满江红·江行》）,“说剑论诗馀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辛弃疾《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词中的白发簪花屡堕，并不是艺术夸张，应该是诗人真实情况的写照。

仅从生活真实的角度看“白发簪花”显然是不够的。辛弃疾这一行为体现了诗人豁达从容的生活态度。辛弃疾已经从慷慨豪侠的青年人变成了风趣闲散的老人，簪花不再激起建功立业的情怀。诗人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无惧是非纷扰，有看尽世事沧桑的透彻与清醒。这一时期，他的词作中流露出了对过去生活和信念的反思，“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已知六十二年非。只应今日是，后日又寻思”。（辛弃疾《临江仙·戊戌岁生日书怀》）更主要的是，在宋代“白发簪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意象，经常在诗词中出现：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樽前（欧阳修《浣溪沙》）。

满头虽白发，聊插一枝春（蒋之奇《梅花》）。

戴花休管头无那，酌酒何妨手自亲。七十人生从古少，安知来岁有吾身（吴芾《余既和乐天诗而喜于年及之心犹不能自己又复再和八首·其六》）。

作为审美意象“白发簪花”有丰富的况味。白发与花反差鲜明，娇艳的鲜花与苍老的人在视觉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审美意象形成的感性基础。美与丑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美，就无所谓丑；没有丑，美也就不成为美。人对衰老的认识，就是从美丑相互关系开始的。在时间的流转中，一切健康和美丽的东西都逐渐变得衰老和破败。法国艺术家罗丹区别了两种丑，一种是自然的丑，它与正常、健康、力量等要素呈现相反方向的质地；另一种是精神上的丑，比如不道德、污秽的、罪恶的人。白发代表的衰老属于自然的“丑”，罗丹认为艺术会让自然的丑转化成美。一切审美意象不等同于对象的物理属性，自然中的“丑”又不同于艺术中的“丑”。自然的丑由于更具性格，所以在艺术中是“美”的。在艺术中，只有没性格的东西，才是丑的：“在艺术中所谓的丑，就是那些虚假、做作的东西，不重表现，但求浮华、纤柔的矫饰，无故的笑脸，装模作样，傲慢自负——一切没有灵魂、没有道理，只是为了炫耀的说谎的东西。”[25]“白发簪花”性格上的力量成就了艺术的美。

“白发簪花”这一审美意象高扬的主体精神是美的。花引发了簪花者的生命意识，促动人对时间的思考、联想与体验。文人在生命的终点，往往借花表达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王安石病危之时，尤折花数枝置于床前。写下绝笔诗：“老年少欢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光。流光只须臾，我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相忘。”（《新花》）花激发了人热爱生命、拥抱青春的热情。人生越是短暂，就越应该尽情释放。在宋人的意识中，人老簪花是风流的人生态度：“人老簪花却自然，花红就不厌华颠。人间无此风流样，何止源流二百年。”（苏泂《见三山翁插山茶花一朵》）“白发簪花”代表了永不妥协的反抗精神，看似惊世骇俗及时行乐的行为寄寓了一生忧愤之意，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挽歌。黄庭坚的绝笔词，也借“白发簪花”的形象表达了“万事皆休”的旷达。这是黄庭坚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总结，也是饱经忧患浮沉的诗人最终选择的生命态度：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黄庭坚《南乡子·重阳日宣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功名事业皆成泡影，但诗人的内心操守与性情是不可改变的，诗人进入了超凡脱俗的境界。“白发簪花”的审美意义被后世接受。明朝嘉靖十七年，著名文学家杨慎，制造了一起具有轰动效应的簪花事件。杨慎时年五十一岁，醉酒之后梳双髻插花，脸上涂满脂粉，招摇过市。杨慎簪花事件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明史窃·杨慎传》、李贽的《续藏书·文学名臣修撰杨公传》、清朝王照的《升庵先生祠堂记》都提及了此事。撇开杨慎“以脂粉涂面”“门生舁舆”“诸妓捧觞”的怪诞行为不谈，单就“白发簪花”的审美意义而论，从宋代文人那里就已经开始了。此时杨慎被贬谪，他是借簪花排遣心中的苦闷。“白发簪花”寄寓了文人自由不羁、疏狂放达的情怀。

综上所述，文人簪花的行为实则是他们寄寓人生、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簪花能够反映出个体生命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宋代文人簪花是普遍现象，文人们借簪花这一生活中的行为习惯来表达心声。白发簪花既是当时文人风流的自我标榜，同时又是文人们构建起来的意象，这个审美意象传达的意蕴为后世所接受。

[1]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唐宋元明清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77页。

[2]薛富兴：《唐宋美学概观》，见朱志荣主编《中国美学研究》（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5页。

[3]（宋）陶谷：《清异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4]（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5]（清）赵翼：《赵翼全集》（第三册），曹光甫点校，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页。

[6]（五代）王仁裕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丁如明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7]（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69—70页。

[8]（宋）司马光：《训俭示康》，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五十六册，卷一二二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9]（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1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69—3570页。

[11]（宋）蔡脩：《铁围山丛谈》，冯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