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理据

一 释义重要性

“词典释义处于词典的微观结构中。就普通的语文词典来说，词条中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多至10项，而释义只是其中之一，可这却是词典的核心部分……”[1]因为“释义是词典的灵魂，释义是否精确直接关系到词典的生命力”[2]。20世纪6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同类书的样本并向世界推荐的《词典学概论》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证明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论断：“词义是词典编纂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因为词典编纂者所有的裁夺，几乎都与在词典中如何处理词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从词典编纂的角度看，释义是词典编纂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此古今中外方家多有论述，且少有争议。[3]“一部词典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释义的质量。”[4]但是，也诚如黄建华先生所言，“一部词典最容易招致批评的部分也是释义这一项”[5]。

从词典使用的角度看，释义在各类词典中一直是查阅的首要信息，是词典使用的动力之一。词典使用研究的奠基人Barnhart对不同词典用户参考需求的研究指出，用户对词典信息范畴的需求顺序依次是：意义、拼写、发音……相隔10年后，英国学者Quirk等人对本族语使用者进行单语词典的使用情况调查表明，67%利用词典查阅词义，26%查阅拼法，13%查阅读音和辞源等信息。[6]

二 释义相关研究综述

“只有批判的继承才能创新……创新都是针对前人成果的，对其优缺点都需要批判，只是批判的对象、方式方法不同，但目标一样，一是好中选优，留下培养；一是差坏改好，培植发展，两者皆为创新，其过程就是批判的继承，所以无此过程创新都是不可信的。”[7]总之，批判的继承是任何课题深入与创新的驱动力之一。

（一）相关语义理论研究

辞书的高质量取决于主体和客体的许多高标参数。诸如编者的非凡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语料库的超常丰度等，除此之外，还要有领先的辞书编纂理论，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辞书本身的编纂理论，二是与之相关的语义学。后者是前者的支撑点，后者的高度决定前者的高度。词典释义的研究发展始终是与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在语义学研究中，对于意义的本质的看法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条路子：

a.语言—世界：意义被看作语言词语与外部世界事物的联系（传统语义学）

b.语言—语言的系统内部路子：意义被看作语言内部词语之间的关系（结构语义学）

c.概念的路子：意义被看作大脑对世界的概念化（认知语义学）

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词典，被称为传统的、消极的理解型词典。受充分必要条件理论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定义：种差+属式，是消极的传统理解型词典一直首选的释义方式。20世纪30年代，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开启了现代语言学的大门，也给词典的释义注入了新的活力。结构语义学对词典释义有所影响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语义场理论（20世纪30年代）和对意义进行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成分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1934年，德国语言学家Trier 确立并发展了“语义场”理论。其主要观点是：语言中的全部词语可以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系统中每个词项按意义聚合成为若干个语义场，每一个词的意义都取决于与同一场内其他词的关系。这无疑是索绪尔语言系统观点的具体实践。但语义场理论局限在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没有对词义的内部结构作进一步的研究，至此，在当时这一理论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结构语义学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Hjelmslev首次提出了词义可分的设想，并认为可以把对比替换的分析法引入语义结构的研究，但他却没有就此展开和深入。在语义结构方面首先进行尝试并产生影响的是美国人类学家Goodenough，他在其论文《成分分析以及意义研究》中提出了语义成分分析法，用它把印第安语中表示亲属关系等词语的意义分解为一系列语义成分，并加以分析和描写。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开始进入语言学，其中Katz、Fodor同时提出了语义成分分析论，并为生成转换语法寻求语义特征。几乎同时，国内的高名凯先生著书撰文阐述素位理论。至此，一种旨在以分析语义结构的成分分析法引起了各种语义学派广泛的重视。美国各学派多使用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这一术语，西欧和苏俄多使用义素分析法（sememic analysis）这一术语。虽然在结构语义学中，语义场的理论和成分分析法都是为理论语言学家更系统更细致地分析研究语义而服务的，但是，它们也给词典的释义某些启示，尤其是义素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Katz等生成语法学家开始以义素分析法为基础，设计出一套元语言来给自然语言下定义。例如“单身汉”一词含有：[+人]、[+成年]、[+男性]、[+未婚]等语义特征。

语义内部结构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转折是Cruse摒弃了词的意义分析成义素的说法，明确提出：“分析词义一个非常有用的模式是：可以从周围语境中进行抽取，因为它至少部分地是由别的词的意义构成的。”[8]通俗地说，词的意义应该通过意义的外部表现，在词的组合搭配关系中加以研究。也就是，词义的构成成分不再是隐含的义素，而是具体的词。如此，这也为词典义位释义特征成分的提取由内省直觉判断的静态描写转变成具有可观察性、可操作性的动态分析，并使其分析成果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9]接下来，Cruse进一步指出：词义成分可分为标准的（criterial）、期望的（expected）、可能的（possible）、非期望的（unexpected）和完全不可能的（excluded）。[10]与之类似的论述还有Wierzbicka对概念意义的“典型性”和“必要性”的划分。[11]上述对词义构成成分的重要性等级梯度的划分，突破了最初把全体义素都作为充要条件参与释义的桎梏，为今后词典释义中语义特征成分的取舍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总之，义位内部可以进一步分析出更小的义素的论断是对洪堡特的“每个词都包含着无法再用词进一步区分的内容”[12]的一个终结，并且促使分析型释义成为语文词典释义的主流模式。把个别词的释义与同一语义场的相关词放在一起考虑，确定其在语义场中的地位，加强了释义的横向联系和协调。同时这种对比性的义素分析，也利于语词意义的辨析。义素分析法从它的萌芽到现在，不断变化、发展、调整和完善，“实践证明这是有一定效用的方法”[13]。但是，从对历史的追述中，我们也看到把“义素分析法”引入词语释义，最初的目的是更有效地揭示语词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在多数的实际操作中，对同一义位的分析却往往因主观因素的存在而难以趋于统一。同时，义素的分析与提取多是借助词典的释义进行的，从研究的方法来说，“不能不说有点倒因为果的意味，因为进行词义分析的目的，主要在于为辞书的准确释义提供基础”[14]，而非相反。对此，黄建华先生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他首先指出：“利用义素分析法‘提高语词释义的精确性’，有一大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尚待解决”，同时也认为“这是很值得语言学和词典编纂者为之努力的”[15]。我们认为，把义素分析引入对词义的研究是传统语义学向现代语义学的转变，它使词义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现代词汇语义学认为词义的单位——义位是可分的，也就是承认义位即释义的内部有一个可研究的微观系统。辞书中的释义其实就是对一个语词义位中不同层级义素的选择的结果。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借鉴这一思路：运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对不同词典中同一语义类别的释义进行多维的比较、分析，从而发现其在释文中义位构成成分的选择、取舍上的质与量的差别，进而提取更趋完善的释义模式。

如果说传统语义学和结构语义学对于语词意义的确立或是语言—世界，抑或是语言—语言的两元论，那么认知语义学中对意义的研究则是兼顾了世界—心理—意义的三元论。认知语义学是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的，但概念是与语义密切关联的，所以，就必然以语言中的语义为切入点并视其为研究的中心。认知语义学有几个重要的流派如Jackendoff的概念语义学、Talmy的认知语义学、Allwood等人的概念语义学、Lakoff等人的隐喻理论，不同的流派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在一些基本的假设和理论主张上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流派所持有的几个主要观点分别是：

首先，意义就是概念。即某一词语的意义等于听话者大脑中被激活的概念。根据这一观点，意义被认为是词语和大脑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不直接是词语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词语被看作进入开放型的知识网络的入口，要完全解释某一词语的意义常常需要考虑意象、隐喻联想和普通百姓对世界的理解。因此，一个词的意义一般无法通过词典定义之类的形式来解释。意义——概念具有原型效应（prototype effects），即并非建立在必要和充分条件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范式。[16]

其次，坚持百科式的语义分析方法。认知语义学主张意义是根植于语言使用者和接受者的百科知识体系之中的，所以对意义表达式的解释要注重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结构、背景知识等多角度加以描写，而不能在语言系统内部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中求解。如说到汽车，我们一般不会想到通过成分分析法获得的语义特征：无生命、具体物、会移动，我们更多想到的是有轮子、方向盘、舒服、速度快，甚至包括社会地位，等等。“人们基于自己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事物的印象，是有关该事物的百科性的指示，它们就形成了该事物的意义。”[17]可见，认知语义学十分重视人类语言意义的丰富性和语义理解对百科知识的依赖性。

再次，家族相似性和原型语义观。20世纪伟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50年代首先对释义中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提出了质疑，认为多数词都难以用集合特征的概念范畴释义，并相应地提出了“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观点。他以英语“game”为例，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发现并不是所有的“games”都是供娱乐之用的，也不都具备输赢的特征。它们之所以都能叫“games”，是因为家族的相似性把它们归入了同一个范畴。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Rosch在发展家族相似性的基础上建立了“原型（prototype）理论”，以此研究概念范畴的特征。其主要思想观点是：范畴的形成不需要成员的共有的必要特征，而是依靠其间的家族相似性，但是范畴的形成需要有一个反映本范畴基本特征的典型成员为其原型；范畴成员根据与原型的相似程度决定了其隶属度的高低。基于家族相似性的原型范畴观应用于意义理论，被认为是对充分必要条件意义观和成分分析方法的一个挑战。原型主义主张：一个概念范畴中的成员与其原型的联系不是共有的语义特征，而是家族相似性。一个词的意义可以分解为一组二元对分特征，然而，这些特征的每一个个体都不一定是“必需”的，其特征也不一定是“足够”的，一个语词包含的这些特征越多，它就越接近其概念的原型，反之就是非原型成员。在语词概念范畴中区分原型和非原型的方法是原型理论对认知科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弥补了“充分必要条件”的缺陷。其中较早试图把原型语义理论应用于释义实践的是Labov和Wierzbicka。遗憾的是，这些有关概念释义的实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为他人所诟病的地方。[18]但也正如Wierzbicka所言：“原型虽不能解决词典释义的全部问题，但它确实能帮助我们构建出最好、最具启迪作用的释义，从而充分解释语言中隐含或呈现的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概念。”[19]利用原型释义的词典代表是《新牛津英语词典》，其前言中宣称原型词义分析法的最大好处在于：词义都围绕核心义展开，这样一来义项相对少了，但释义则更为精确且更加鲜活。但我们认为：它的真正好处在于释义的相对简洁。

复次，语义框架（semantic frame）理论。美国语言学家Fillmore在20世纪70代末提出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该理论代表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框架语义学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描写词项意义方法。Fillmore认为：词义是用框架来描写的。框架是经验、认知结构或实践的结构背景，它构成了词义理解的一种背景和动因。词语可以通过其所在的语言结构，按照一定的原则或方式选择和凸显语义框架的某些方面。因此要揭示词的意义，首先要描写词语的基本语义框架，然后按着选择和突出的特点加以刻画。如“商业交易”框架中，基本框架元素包括“buyer、seller、goods、money”，根据这些概念的组织原则，也就是对框架元素的选择与突出的不同，我们就可以对“buy、sell、charge、spend、pay、cost”进行对比描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框架是一种有用的认知结构，是语词意义理解的基础。当下，框架语义理论被用在了计算机字、词典编纂中，还在创建中的著名的FrameNet项目是其中的代表。

随着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语义学的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释义的研究表现为日益“内倾化”趋势，即越来越关注词典使用者的词语认知结构与词典释义的关系，尝试着从认知语言学或心理语言学角度对词典释义进行理解探讨。国内的代表者为章宜华，他在探讨心理词库中的概念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基础上，试图构建符合大脑认知规律的多维释义结构并应用于学习词典中。[20]心理词库释义是把读者放在第一位，体现了词典的实用性趋势，为以后的词典用户友善（user-friendliness）理论提供了基础。但诚如黄建华先生所评：“对于这种语义理论应用于释义的前景十分乐观。不过能否取得预期成果，我以为还有待于实践的验证。……但无论如何，这种对词义的理解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改进释义的思考角度，……”[21]

对认知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义学（这里指广义的。狭义的认知语义学专指Lakoff等人的语义学理论）的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概念化的语义观是对以往语言学语义观的一种批判发展，体现了人类中心的思想，反映主要的文化内涵、文化交往方式和世界的特征，彻底从语言能够自治的束缚中脱离出来。百科式分析语义的方法和理解语义的框架观点，给我们语言表达式尤其是词项义位释义描写打开了更广阔的背景视野，原型的范畴观启示我们：无论微观的义位释义，还是系统的宏观释义，都应该具有典范、原型的层级理念。但是，认知语义学的许多观点也存有不足之处，比如：无论对语义的理解还是分析都有很大成分的主观主义色彩，百科知识和普通义征的纠缠，原型特征的提取和分析，等等。我们信奉着“存在即合理”的信条，汲取无论是结构语义学（在系统内微观分析的方法）还是认知语义学（认知解释的理念及原型范畴）的营养部分，为本研究的深入开展构建理论的支撑点。

最后，一个不能不提的语言学派——以Апресян院士为代表的莫斯科语义学派。相对于当代西方英美等国家学者更多关注逻辑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状况，“这个学派继承Л.Щерба、В.Виноградов等本国语言学家的有益思想，吸收J.Katz、G.Lakoff、Ch.Fillmore等西方语言学家的相关成就，借鉴波兰语义学派 A.Wierzbicka、A.Boguslavski 等人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包括理论语义学、词典学和机器翻译等各个方面，独树一帜，有着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性的建树，产生了十分广泛深远的影响”[22]。这个学派以构建多层级的“意思↔文本”自动转换模式为目标，从“意思”到“文本”的编码和从“文本”到“意思”的解码两个角度，对自然语言进行动态的、形式化的描写。其主要理论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语义观。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意义观与前面我们所论述的结构语义学、认知语义学有明显的不同，它着眼的不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语言符号指向现实事物的方式，而是同义转换符号之间的等同关系，也就是说，语言单位的意义是众多同义转换单位的常体（invariant）内容。而且他们还认为：如果同义转换关系的常体内容用元语言表达的话，那么，语言单位的意义就是这个单位被翻译成另外一个相对扩展的、因而更加显性的元语言符号表达式，如：爷爷=父亲的父亲；单身汉=未婚男子。

第二，义素分析语言——元语言研究。“各种流派的当代语义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有自己专门的元语言体系作为精确描写语言意义的研究工具。”[23]当然，莫斯科语义学派也不例外。词语语义的微观分析需要深入词语单位内部，做所谓的义素分析，从而揭示词语单位的义素组成和义素结构，据此梳理语言词语的各种聚合和组合关系。如何选定数量有限元语言来描写数以万计的自然语言也成了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但较之其他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有着一系列的不同。（a）元语言的词语单位构成。较之建构在逻辑式抽象人工元语言不同的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是通过缩略的对象语言来表达和定义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通过未知的、隐晦的语义式来解读已知的、明晰的自然语言单位。这套语义元语言由对象中意义和结构简单的词、词形和句型构成。其中的词语单位表示语义单子和过渡语义因素。其中“过渡语义因素”概念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独特观点。“过渡语义因素”指的是介于语义单子和作为解读对象的复杂语义单位之间，经过有限步骤的分析释义，可以化解为若干语义单子的结构。但根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要求：“词语单位的解读要透明度高，避免繁冗，不必一步直达语义单子底层，而要遵循类似直接成分分析的方式，使释文由语义容量尽可能大的模块构成。过渡语义因素正是这种性质的语义模块。”[24]如尽管“丈夫、母亲”仍然可以进一步解读，但“婆婆”一词用“丈夫的母亲”解释远比用语义单子的复杂结构解释明了得多。（b）元语言义素分析的对象。针对经典义素分析对义素结构整齐对立的词语语义场（如颜色、亲属、军衔等）的具体名词比较有效，但面对抽象词语单位常常出现力不从心的局面，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提出了置分析的对象于特定题元框架结构中的理念，把抽象语词作为主要的义素分析对象，从而弥补了结构语义学义素分析的缺憾。元语言不仅是理论语义学的研究工具，而且是新型词典的描写工具。在词典中，语言单位的释义过程，就是一个将单位意义相对复杂的语义表达式解读为单位意义相对简单的表达式的过程。换句话说，用于释义的词语语义单位要比被释义的语言单位相对简单，释文因而起码要有两个以上的其他语言单位（释义元语言）构成。

第三，语言单位的整合描写。莫斯科语义学派认为：词语单位的语素分析要与它们的语法和语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将语法、语用与词语三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借助相同的形式化语言进行统为一体的语义整合描写指导原则，使传统的词典释义需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词典的释文内容除词语意义（包括概念意义、伴随意义、语用意义等）之外，还应包括与词语意义相互制约的词法、句法、搭配、交际结构角色等全部的语义、形式特征及相关的同义词、反义词等。这是当代词典趋向实用性的表现之一。

可见，有关词典释义的问题在西方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它们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地修订和完善释义的理论和方法。以上语言学领域有关词义的理解、论述，或许这些论述有的本身并没有涉及如何释义的主张，其研究的目的本来也不是为了服务于词典的释义，但是它们对意义进行的分析，间接地推进了词典释义的发展。因为正如兹古斯塔所言：“词典编纂者应该密切注意语义学领域中的一切研究工作，因为关于词的语义性懂得越多，工作就会做得越好。”[25]看来“词典编纂完全以语义学为基础”[26]。对于上述与释义密切相关的意义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我们将博采众长，对能够为我所用的部分兼收并蓄，尽量使我们的理论和方法多元化，当然我们对理论的运用经过了“化入”和“创生”，它将是各种理论的有机整合。

（二）类别释义的相关研究

1.类别—范畴系统释义的认知语言学基础

“范畴”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是范畴化的结果呈现。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事物（事件和动作）和精神世界，人类为了充分认识世界，必须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分析、判断、归类，使纷繁复杂的个别现象因某些共同的特征或模式整合在一起，形成可供思维操作和交际表达的范畴和范畴体系，这个分类的过程就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对我们的思维、感知、行动和言语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范畴划分更基本的了。”[27]范畴化可以将混沌的世界在人类的认知中逐渐明朗、清晰，从而使人类能够以简驭繁，以少驭多，成为认知世界的思想武器。但范畴的真正确立，一定要依靠语言。认知中的范畴只有在获得语言的形式后，才能以语言的意义为分类依据，以语词的所指对象为类别成员最终形成一个语义范畴。只有在语义范畴的层面上，范畴才能成为思维和交流中可以切实把握的对象，这类对象才能从混沌的世界中凸现出来。也就是说，认知范畴和语义范畴是同一个范畴的不同侧面，即范畴的认知基础和范畴的语义表达。语义范畴是认知范畴在语言层面的呈现。以语言中存在的语义范畴的聚合为研究的基础，研究其在词典中的语义释义配列方式，我们认为，这在认知语言学中是能找到一定科学的理据性的。

从类型的角度看，范畴观分为两种：经典范畴观和认知原型范畴观。经典范畴观被现代科学普遍接受，并很好地说明了自然科学中一些经典概念。结构语义学借鉴经典范畴观来讨论词义，由此建立了语义特征理论，突破了词义不能被再分析的桎梏。词典学领域吸收其营养，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属加种差释义法。

原型论（prototype theory）与范畴观紧密结合，是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范畴理论的革新。经典范畴理论是用事物固有的、共有的、充分的特征（features）定义事物，确定概念。而原型理论则用典型事物的属性（含心理认知）为中心描述事物。这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斯（E.Rosch）等人在维特根斯坦等人家族相似性理论基础上发展来的认知理论，到了80年代在语言学中的发展更为成功，90年代引入中国。原型理论认为，“我们的许多心理概念实际上都是原型”，原型“指被（多数人）认为是某一类或一组的典型的人或物”[28]，也可以指一个范例、典型性较高的成员、认知参照点或一个范畴的概念中心。范畴成员分中心、次中心、边缘。所有成员都共有部分属性，显示出家族相似性，不同层次成员具有的共同属性多少不等。属性也分中心的、边缘的不同类别。因为认知的目的不同，属性及其数量的选择也可不同。

语义学现代化的结果之一，产生了原型语义（又译作语义原型）观。Lyons [29]认为，语义原型论应该特别注意运用到下列各类词：自然类的词语（狗、鱼、虎、柠檬），文化类词语（学士、茶杯、椅子）动词，形容词，颜色词等。

原型语义观的实现方法是：在一类语义成员中选出中心成员（原型），然后以原型语义为中心，扩展到次中心语义成员、一般语义成员以及边缘语义成员，这样就可以认识几类、几层语义范畴，这是认知语言学对语义和语义场研究的新贡献。

原型理论对语文辞书的认识和编纂至少有六个推进作用[30]：①推进对中型语文辞书位于文化成果中心的认识；②推进词项系统的整体构建；③推进词场内的词项选择；④推进对词项内部多义项关系的新认识；⑤推动义项排列法的发展；⑥推动义项语义特征提取法的进展。我们认为，原型理论对语文辞书的影响或推进不仅表现在以上六个方面，它还为我们提供了系统性、经济性释义的一种新型操作范式。

2.国外类别释义的相关研究

从范畴所形成的“类”的聚合上着眼，研究“类”所体现出的语义，语法上的“家族相似性”。其中，对范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名物词的研究上，并且在名物词的内部进行了次范畴化。两个主要的次范畴是：指称自然种类（natural kind）的词和指称文化种类（cultural kind）的词。前者如“狗”“猫”之类，后者如“桌子”“椅子”等。对这两类词的意义分析，一直是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学的关注点之一。

Wierzbicka[31]对日常词（everyday words）的概念意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她认为，日常词是可以释义的，揭示的应该是与概念有关的成分，而不是包括与指称对象有关的所有有用的知识。也就是说，概念的详尽的语义描写并不意味着抹杀语文词典和百科全书的区别。Labov 也曾指出：“词典学不应该关注‘指称结构’，而应该关注概念结构，不应该关注‘指称条件’，而应该关注意义。”[32]词典描述从“指称”向“概念”的转向意味着一种新的语义观——认知词典语义观的诞生。Wierzbicka在书中将日常词分为四个范畴——简单的人工制品（simple artifacts），比如“cup”和“mug”；复杂的人工制品（complex objects made by people），如“bicycle”和“car”；民俗生物或自然类（folk biology/natural kinds），如“cat”和“dog”；集合概念（collective concepts），如“furniture”和“clothing”等。她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分别进行了专章的论述对四个范畴中的编码概念的意义成分作了充分的详解，提出四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释义模式，并在各自范畴的概念释义过程中一以贯之。可见，Wierzbicka首次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实现了范畴释义的系统性，为基于范畴上系统释义的纵深拓展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基点。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她的释义，详细到了冗长、烦琐的地步。对每一个概念的释义，释文几乎都耗用几百个单词。Wierzbicka明确地表示“释义的目的是对这个概念进行足量的描写，而不只是选择好像能与其他概念区别的某些特征”[33]。应该说这种释义似乎更适合词汇语义学的语义分析、理论词典学或是机用词典的研究，而在当下主流的纸质词典中，这种释义的可行性非常低。因为如此冗长的释义，对其读者的理解和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Wierzbicka对日常词的语义分析是类别范畴释义的雏形。而基于“意思↔文本”理论基础上的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Апресян，则在对语言整合描写目标的驱动下，明确地提出了词语单位的系统描写原则中的一个新概念——“词典释义类别”（lexicographic group）：“一组词如果具有一个或若干个共同属性，这些属性由于制约着语句或语句片段的生成或理解而必须用统一的模式在词典中加以描写，那么这组词就叫做词语的词典的释义类别。”[34]“词典的释义类别”是语言单位系统描写的核心概念，反映了词语的系统性特点。这里的“词典的释义类别”聚合体的划分不仅依据词语的某些共同的语义特征，同时也注重了词语在构词、搭配、语用、语调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共同属性，使义位的聚合突破了传统的同义、反义、类义、上下义等结构关系。词语单位的系统描写要求在列举词语单位的共同特征使其体现“词典释义类别”理念时，也要充分揭示它们的个别特征。在具体操作中：“每个词典释义类别都有一个典范的原型词，其释义充分显示出类别的共性特征，而其他词的释义可依照原型构建，其不同的、与原型发生冲突的部分就是义位的个性特征。”[35]理论驱动实践，实践推进理论。Апресян主持编纂的《最新俄语同义词释义词典》就是以描写词典释义类别为基本手段的。应该说，Апресян以俄语为对象进行相对成熟的系统释义原则的理论构建及实践的成功，是我们本课题研究能够进行的驱动力之一。[36]

3.国内类别释义的相关研究

当代国内对词典释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形式上的研究主要是对词典的释义方式的归纳与划分。从释义的内容上说，符淮青先生和章宜华先生都从语法范畴入手，对词语范畴释义做出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符淮青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张按语法范畴的不同对义位进行分类释义，并对名词[37]、动词[38]和形容词[39]的释义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参照系，对范畴中的部分语义类别的聚合群做了详细分析：选取了表动作行为的词、表名物的词和表形状的词，分别归纳出它们常规的释义模式。他认为，表名物的词的释义，多采用“定义式的释义”，归纳出了六种变式。符还对种差的内容做了详细的分析，也归纳出了常见的十类。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不同种类的名物词，释义是需要说明的种差不一致。……对于植物来说，形貌、功用显得重要，……对于动物来说……对于机械来说……”[40]这些提法为我们对名词义位的次范畴的其他语义类别的释义模式更细化、深化、公理化的描写提供了灵感的火花。对于表形状的词，符淮青先生认为主要有四种模式——准定义式或定义式、（适用对象）+形状的说明描写、“形容……”和“……的”，并发现第二种方式是表形状词的释义的基本形式。由此我们会发现，形容词和动词（尤其是表动作的动词）一样，都具有非自足性，所以，释义中需要其他关涉成分的出现。最后，是对表动作的动词的释义模式的研究，也是符淮青先生用力最多、描写最为详尽的释义模式。他归纳出的表动作行为的词释义模式如下：

不难看出，符淮青先生对释义研究做出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对释义的研究，不再只停留在形式上的总结和分类上，而是深入义位结构的内部，对其意义进行仔细分析，尤其是对表物名词的种差、表形状词的被修饰成分、表动作义核的限制成分进行细化，这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极为少见。其二，他的研究是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所以，每个释义模式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大量义位考察的基础之上的，反过来，又利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义位进行验证，并开始扩大到其他的义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总之，在总结释义模式的规律方面，符氏示范性的研究工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相当高的起点。但是，符氏模式也有着它的不尽完美之处：首先，无论从符先生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还是近年修改后的论文集的阐述中，我们都不难发现，符先生对于词典释义模式的描写最终是为分析词义服务的，他是针对充满主观性的抽象的元语言义素分析的不足而提出的自然语言的语义成分分析[41]，所以，他归纳的意义构成模式不是用于词典释义的实践性指导，更不属于词典学理论范畴的研究。也就是说，符氏词义释义模式的归纳只是其“词义的分析和描写”研究课题的一种手段、过程与方法，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此释义模式尚有待改善完美之处。其次，我们认为任何事物必须在不断与其他同类事物的比较中寻找差距，进而改进与完善，《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模式也不例外。符先生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封闭语料归纳释义的模式，其前提是必须承认语料的典范、完美性。在《现代汉语词典》归纳的基础上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验证，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循环论证。再次，符的模式是针对三个词类范畴归纳出的释义模式，在实际的操作中未免会感到过于笼统、单一。正如当代俄罗斯语义学派所持有的观点：语词是一个词语语法化和语法词语化的整体，我们必须对语词意义进行语言意义、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的一体化整合描写。也就是说，每一个语词单位都可能是不同范畴类别的交集。所以，在词类范畴中，不但还有很多次范畴、每次范畴的语法类别，而且也包含着不同范畴的语义等类别聚合。范畴的层级不同，划分的角度不同，释义的模式中语义参数的凸显也不尽相同，义核的选择更不可能相同。这在上面的模式中都未体现。

章宜华先生[42]的研究针对的是学习词典的释义问题。他对在《牛津高阶英语辞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当代法语词典》和《汉语学习词典》中随机抽取的100多个动词进行了分析，然后从“多维释义”的角度，认为一个动词义位完整的释义一般由三大部分组成：释义的语法条件、概念特征和附加意义的注释。“多维释义”作为一种积极型词典释义的理念和方法，突破了传统消极型词典只释理性意义的做法。诚如黄建华先生在序言中所评：“集中探讨‘多维释义的结构模式’问题，是本书的新颖之处。书中所列述的‘结构’或结论或许仍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无论如何，它展示了可改善和弥补目前释义不足的途径。”[43]如何把多维释义真正地实施于汉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词的非常规语法功能的存在，不但意味着词的语法意义——词性的变化，也能引起词的意义的发展。这种转变在新旧义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在语文词典的释义中当然也有所体现。苏宝荣先生就“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动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形容词→名词，形容词→动词”等语法范畴间的转变做了“词的非常规功能义释义模式”的构建。[44]苏将语义、语法的描写集于义位释义一体，这无论对词典义项的分离，还是对词典释义的规则化、系统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谭景春先生的《用品类名物词的释义方式》一文[45]，对用品词进行三个层级分类，指出了释义的层级性及不同层级用品词的释义特征的凸显。他认为用品词的基本释义方式可以归纳为“表示用途、形状、材料的词语+类语词”，即种差具有三种语义类别。这三个属性对于表现词义的重要程度不同，其中“用途”最为重要，“形状”次之，“材料”则是更次要的。三种种差在不同用品词的释义中呈现的数量不同，这取决于“用品词的不同层次”。谭先生根据词义抽象与具体的程度或词义的上下位关系，把用品词分为三个层次，其中A类词是用品词中高层级的抽象范畴，是B类词的上位词；B类词是基本层级的范畴，既是A类的下位词，又是C类的上位词；C类是最底层的更具体范畴，是B类词的下位词。B类词是人们最先习得的，是理解A类词和C类词的基础，人们往往从“用途、形状、材料”三个属性中去认知，因此释义的时候，这三种语义类别特征在种差中都予以呈现，而表示类别的词则从A类词中选取。A类词抽象度较高，往往要通过具体的下位词才能理解，而下位词的“形状、材料”难以归纳，因此释义时只能从“用途”方面进行限定，类词则主要有“东西、用具、器具、工具”等少数几个词。由于B类词的释义中已对“形状”和“材料”进行了描述，因此C类词只需从更具体的“用途”方面进行描述即可，但当“与B类词所具有的典型的形状或材料并不完全相同，有它自身的特点”时，还是需要对呈现于释文中的“形状”或“材料”进行描写。当然，C类的类语词应该从B类词中选取。谭先生对此类义位释义模式的归纳证明了语义类别义位释义的系统性，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实际的操作范例。但是，谭先生此后没有继续对其他类义词作相应的分析和归纳，更没有进行普遍性、公理性的描写，这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此研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