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完善_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究：以根据地农民教育为中心-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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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完善

20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具备了进行理论创造的良好条件。一方面，从建党以来，经历了领导城市工人暴动、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长达20多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到延安时期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总结实践的发展和在思想理论上的探索已成为现实的要求，而延安时期相对稳定的环境，民主政治的氛围，使得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深入总结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的生死存亡更加凸显了动员和依靠广大民众的重要性。与此相呼应，这一时期，“大众化”已成为革命根据地较为普遍的话语和氛围，由文艺大众化推广开去，又提出了哲学大众化、自然科学大众化等等。[98]大众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相辅相成，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成为根据地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论著，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较全面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思想和理论。

1.明确了大众化的对象和实质

首先，阐明了大众化的对象——人民大众的内涵。什么是人民大众呢？1939年，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99]毛泽东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00]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应该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当时中国工人人数很少，且主要分布在敌人占领的城市，而革命的根据地在广大农村，因此，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01]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提到，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02]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肯定和推崇，是由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空前崛起不仅在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现实语境，也得益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发现与建构，更与延安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密不可分。[103]毛泽东对于动员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打倒一切反动势力充满信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104]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如何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神实质，这是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来源于大众生活实践，是为人民大众提供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掌握了大众，才能成为指导大众社会实践的思想武器。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探索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充分掌握群众并变成物质力量，也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论家或书本里、课堂上走出来，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所谓“大众化”，就是通过学习、教育、宣传等普及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其目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掌握、所认同直至所信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05]要“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106]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107]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108]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大众之中，才能真正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

2.理清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个重要关系

一是大众化与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和理解的过程，首先需要的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内涵，易于被中国人民理解的新理论，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同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大众化。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09]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是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是“全党亟待了解亟待解决的问题”。[110]毛泽东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他分析了中国民主革命对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道路。同时进一步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中国化阐释，又进一步结合中国具体革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实现民族解放指明了方向，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是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国化”“民族化”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和心理的反映，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同化和改造外来文化来捍卫和发展中国自身的文化，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这种心理和思想的渊源实际上在中国近代以来几乎从未消失过，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张之洞等人提出“中体西用”，都反映了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涌入试图保护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时期，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盘西化的思想也因应而生，但仍然有“整理国故”派等努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这种思想和心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强化，人们对“全盘西化”思潮进行反思。无论是宗教界、教育界，还是学术界、文艺界，都开始有人讨论如何将本领域的外来思想文化中国化，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并明确使用了“中国化”这一概念。[111]1937年，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的《现阶段的文化工作》一文，提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味太重，现在“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112]到1938年春时，“新文化的中国化”已经成为延安文化界的一种共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1938年5月发表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文化运动应注意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特点，“疏忽自己民族的历史，疏忽自己民族的特点，或者不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弱点，这是错误的”。而且还提出：“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在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而非现实的。”[113]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为捍卫中国文化、为挽救民族危机贡献自身力量的一种共识和潮流。

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14]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15]民族性成为中国共产党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它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联系，与各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从而发挥其指南作用。毛泽东指出：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有“中国的特性”，而且在应用中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6]简言之，面向中国普通民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重视民族形式，洋溢出中国作风，表现出中国气派。只有民族化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

三是大众化与民主的关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要动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抗战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革命根据地成为推行民主政治的模范。193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指出：“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而且强调说：“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117]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确实在理念上认定民主方式是动员全国民众参与抗战的唯一途径。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4月曾有明确的论证。他指出，中国抗日斗争应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界划为两个阶段，“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在后一阶段，“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118]根据这一理念，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第三项为“全国人民总动员”，而动员的具体内容则为“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第四项为“改革政治机构”，主要内容是“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民政府”。[119]《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制订和公布，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民主政治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理念已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策略。从1937年到1946年，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选举运动，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非常细致地训练民众如何参政议政，选举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广大人民知道了自己是主人，认识了政权的重要。经济、文化、抗战动员……，并不是士大夫阶级的专门事业，老百姓人人能做且做得比他们好”。[120]边区党政高层领导人对民主政治都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在各种场合强调在革命根据地实现民主和养成民主作风的重要意义。“政府工作的上下左右关系归根到底是同农村人民主要同农民大众的关系，政府人员应该经常努力加强为人民勤务员的民主作风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痛切纠正官僚命令以至爬在人民头上的恶劣习气……各级人民的代表经常密切地督促行政干部及其他公务人，帮助我们成为名实相符的人民勤务员”。[121]

四是大众化与通俗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完全架空在理论构想和话语论争层面，必须要正确解决面对的“大众现实”。当面对真正的农民大众时，不难发现，农民长期分散在广大乡村，被宗族、村庄、家庭封闭在狭小的地理、心理的空间，从未有机会参与地方及国家的政治，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而又麻木不仁。而且，民间和农民大众又有其自身特有的话语方式，大众是以自身的传统和特色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如何将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落实到大众身上，如何顺利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普通民众固有话语形式的合理融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通过通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如果不进行通俗化工作，就不可能被人民大众接受。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使用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教育和动员更加自觉地运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拉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众的距离，使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理论。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普及于军队和人民时指出：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而是要“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122]毛泽东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强调：“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123]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提出：“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24]1942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大众化问题时，指出：“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125]

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现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大众化的方式和途径，却很少有人能够说清大众化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似乎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其实不然。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内容也不完全相同。根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农民教育以及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来看，本书作者以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即是向全党和农民大众普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它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和理论，其特点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反对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与中华民族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运动结合起来，将现代化的民主、自由理念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具体体现为抗日爱国民族意识的大众化、阶级斗争理论的大众化、民主思想观念的大众化等（详细分析见本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章）。这些既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内容，同时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形成、完善的社会实践基础。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是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社会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结合，使大众化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人民大众”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中心话语，重视人民大众的社会地位，真正实现社会变革中大众的重要作用是大众化围绕的核心和最终趋向。

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话语的建构及其实践，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从“五四”时代平民主义意识所推动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到五四运动对民众力量的认识；从城市暴动失败到被迫建立农村根据地，将农民作为主要的革命力量，到延安时期对农民群体、农民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赞扬。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建构，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大众力量崛起和大众地位上升的一种现实反映，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以大众为现代社会发展动力的一种话语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因此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合法性和其道德制高点生成的土壤和必不可少的条件。

研究中国革命非常著名的美国学者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遭遇全面崩溃全面危机的形势，使得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的重建”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中国）共产党所诉诸的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它能够强有力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参与中国革命。”[126]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从马克思阶级观念中又引申出“人民”“群众”“人民大众”观念，并以其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动、组织人民大众，引导人民大众参与政治。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人上升为干部，高层政治领袖也以他们为参考群体，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根本的原因。”[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