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梅尧臣首倡“平淡”诗美
北宋首倡平淡诗风的是梅尧臣，经欧阳修之倡导，至苏轼的大力推崇而影响始巨。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侍读学士梅询之侄，世称宛陵先生。《宋史》本传说他“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荫为河南主簿”[7]，历任德兴县令等地方小官。50岁后，于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世称“梅直讲”“梅都官”。参与编撰《唐书》，“成，未奏而卒”[8]。注《孙子十三篇》，有《宛陵先生集》60卷。
一 处穷而“以深远古淡为意”
在宋初诗人普遍学唐诗的风气中，梅公是被认作学唐人平淡诗风的。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9]
所谓“唐人平淡处”，大约是指唐代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诗歌风格。《宛陵先生集》卷三有《拟王维偶然作》，卷四有《咏王右丞所画阮步兵醉图》，卷十二有《拟王维观猎》《拟韦应物残灯》等作。南宋初年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有“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的说法。但梅公真正推崇仿效的对象是陶渊明（下详）。从梅公的论述及创作实践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处穷而超然淡泊。他说：
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
……
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10]
《宋史》本传说“尧臣家贫”，其悼念亡妻的《怀悲》诗云：“自尔归我家，未尝厌贫窭。夜缝每至子，朝饭辄过午。十日九食齑，一日倘有脯。东西十八年，相与同甘苦。”[11]欧阳修亦有诗曰：“念子京师苦憔悴，经年陋巷听朝鸡。儿啼妻噤午未饭，得米宁择秕与稊。”[12]其生存状态之贫困由此可见。其仕途亦不顺达，欧阳修说：“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13]梅公年届五十，乃征召为文书，虽有诗名，屈处于下僚，使他不免自比于孟郊，如云“窃比于老郊”（卷三十三《别后寄永叔》），“已为贫孟郊”（同上《因目痛有作》）。但他不同于孟郊的是，孟郊的诗多为“不平之鸣”，慨叹仕途失意，抨击浇薄世风，如《落第》《溧阳秋霁》《伤时》《择友》等，还有的自诉穷愁，叹老嗟病，如《秋怀》《叹命》《老恨》等，而“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反映了世途艰险，也表现了作者愤激的情绪。梅公虽然也是以诗抒发不得其志的感慨，却心怀坦荡、澹然处之。如云：
不忧贫且老，自有伯鸾心。[14]
我今才薄都无用，六十栖栖未叹穷。[15]
识尽穷通理，超然乐有余。[16]
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17]
梅公以伯鸾自比，谓自己不忧贫不叹老。伯鸾乃东汉梁鸿的字，梁鸿家贫好学不求仕进，与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夫妇相敬有礼。（见《后汉书·逸民传·梁鸿》）梅公自谓才薄，年已六十而不为重用，仍未曾嗟老叹穷，因为自觉能识穷通之理，所以能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之，且自得其乐，乐而有余。有这样的超然澹泊之心，他说自己不学唐季诗人之雕琢苦吟，借“区区物象”以消磨时光。在他心目中，林逋的诗是值得肯定和推许的。他称：
（林逋）其顺物玩情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18]
指出林逋诗的平淡而又深邃之美，在于不计较世事、不抒发怨刺的超然之心、静正之态。这与梅公的心思和追求一致。梅公不独于诗追求平淡，其字也同样潇洒。张与材《跋题干越亭送君石秘校二诗后》说：“今观其笔意潇散，有髙人逸士风度，此岂汲汲于声利者心画正尔，岂特坐诗穷耶？”[19]
二 梅公的超然来自儒家与佛老
梅公的超然澹泊主要来自儒家之道义。欧公谓其：“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合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20]梅诗亦云：
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
平生少壮日，百事牵于情。
今年辄五十，所向唯直诚。
既不慕富贵，亦不防巧倾。
宁为目前利，宁爱身后名。
文史玩朝夕，操行蹈贤英。
下不以傲接，上不以意迎。
众人欣立异，此心常自平。
……我迹固有贱，我道未尝轻。
力遵仁义途，曷畏万里程。
安能苟荣禄，扰扰复营营。[21]
……
平生守仁义，齿发忽衰暮。
世事不我拘，自有浩然趣。
未由逢故人，坐石语平素。[22]
穷不忘道，穷不改操守，力遵仁义之途，自有浩然之趣，这是梅公安身立命的根本。苏轼当年受梅、欧之拔擢，对梅公深为敬佩，作《上梅直讲书》云：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23]
指出梅公才高位下而不怨天尤人，文章宽厚敦朴，正是有“道”作为支撑，故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道。
其次，梅公还有取于老庄，如云：
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将师。[24]
且梦庄周化蝴蝶，焉顾仲尼讥朽木。人事几不如梦中，休用区区老荣禄。[25]
他自谓将以老子为师，以其“淡泊”的思想来保全自己的精神，又以庄周梦蝶的故事，表现一种精神的自由放松。他说自己白天想睡就睡，不在乎像宰予那样被圣人讥为朽木。人生恍若一梦，他要打破外物（荣禄）对心的束缚。在《长歌行》一诗中，他阐发了庄周“一死生”的道理，说“释子外形骸，道士完髓精”“庄周谓之息，漏泄理甚明”[26]，表现出对生死的淡泊超然的态度。
佛家思想也给他一定的浸润。在当日佛教流行的文化背景中，梅公不像欧阳修、范镇等人那样排佛，他也与僧人交往[27]，也去游佛寺。其《和绮翁游齐山寺次其韵》：
扪萝但识康乐径，饮酒安问远公禅。
清猿不到俗士耳，香草已入骚人篇。
水鸟念佛次浄界，野鹿衔花来象筵。
在昔探赏犹可数，深景秀句今得传。
辞韵险绝兹所骇，何特杜牧专当年。
重以平澹若古乐，听之疏越如朱弦。
……[28]
完全是一副平澹、怡然的心态。他在《题三教圆通堂》中，表明了三教圆通的思想：
处中最灵智，人与天地参。其间有佛老，曷又推为三。
共以圆通出，诚明自包含。……[29]
由上述可见，以儒家的仁义操行、温厚平和为其主导，参以佛老的超然淡泊，构成梅公尚平淡的思想基础；处穷而不怨，是其平淡诗美观的精神实质。苏轼后来主张三教融通，成为蜀学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可能有来自梅公的影响。
三 梅公的平淡以陶渊明为典范
梅公在仕途蹭蹬之际，极怀慕陶渊明，诗中多次咏及，称颂其人：
深希陶渊明，澹然意已真。[30]
每读陶潜诗，令人忘世虑。
潜本太尉孙，心远迹亦去。
不希五斗粟，自种五株树。
旷然箕山情，复起濠上趣。
今时有若此，我岂不怀慕？[31]
予心每澹泊，世路多变诈。
……
我趋仁义急，不解如陶谢。[32]
他仰慕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超然品格，认为自己愧不如陶、谢。在“爱陶”方面，他与欧公的心思是相通的。有诗云：“夜坐弹玉琴，琴韵与指随。不辞再三弹，但恨世少知。知公爱陶潜，全身衰弊时。有琴不安弦，与俗异所为。寂然得真趣，乃至无言期。”[33]陶渊明蓄“无弦琴”，人多不解，而欧、梅二公则深知其“与俗异所为”的意趣所在，不愧是知音。
梅公亦向往渊明描写的世外之乐，作《桃花源诗并序》，他是宋代第一位作桃花源诗的诗人。梅公又有《依韵和丁元珍》诗云：
实惭寡时用，又顾无奇行。
……
稍思桃源人，翩尔乘鱼艇。
寻花逐水往，岂念衰与盛。
歌讴非俗情，山响自答应。
……[34]
诗言“实惭寡时用”，正见其不为时用；“稍思桃源人”，则表现出与渊明的理想颇为一致。正是相同的现实境遇，相同的理想追求，让他推赏渊明诗的平淡：
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35]
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拟伦。[36]
宁从陶令野（公曰“彭泽多野逸田舍之语”），不取孟郊新（公曰“郊诗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琢砾难希宝，嘘枯强费春。[37]
梅公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发情性，不须大放厥声。诗之理出之于平淡，诗家之典范即是陶渊明。“宁从陶令野”云云，强调宁从陶公的野逸，不取孟郊的尖新。从诗题和诗注看，这里含有一段故事。梅公曾将自己的近诗作为见面礼赠予宰相晏殊，并一起谈论诗。其间，晏公谈到陶渊明的诗“多野逸田舍之语”，孟郊的诗“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梅公后来忽然收到晏公的酬赠之诗，十分欣喜，作诗以和，表达了他推崇陶诗平淡自然之美的诗学观点。在他看来，沙中取宝，枯树探春，都是勉为其难、强行费力的事情，不如自然为好。不少论者认为梅诗学孟郊诗，如明宋濂说：“梅之覃思精微，学孟东野。”[38]这是徒见其表，不见其里。梅公虽以家贫自比孟郊，作诗未必取法孟郊。他是兼取儒家中和之美与道家朴素之美的美学思想，以陶诗为圭臬，从而构成了平淡诗美的基本特征。
梅公以为，平淡乃诗歌之难造之境，他的论诗名言是：
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39]
可知梅公把“平淡”看作诗之至难之境。何以谓之“难”？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似透露此中天机。他说：
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40]
梅公的回答是，声律、文语的讲求和锻炼是可言告的，而“心之得者”则“不可以言而告”。这说明“平淡”之美，不仅是语言的锤炼，更在于“心之得”，即把一腔穷愁不平之气磨揉化解为平和之音、淡泊之意。正是有这种“磨揉”与“化解”，使得平淡之美包含着情感的内在冲突与张力，具有了独特的美感。欧公又说：
圣俞常语予：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同上）
是知梅公的“唯造平淡难”，不独立意难——心有所得；而造语亦难——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还要将写景与表意融合，含言外之意，斯为至善至高之境。所以，欧公说梅公：“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41]可以说梅公的“平淡”论，是对宋以前关于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论述的极好概括，开启了宋人重“韵味”的风尚。
综上所述，梅公倡“平淡”，是建立在处穷而能保持淡泊的心态并孜孜追求艺术高境的基础上的。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也说，梅尧臣的诗“确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方才到达平淡之境的”[42]。这需要有坚毅而超脱的精神，梅公说的“文字出肝胆”，指的恐怕就是这种精神。因平淡之美包含着情感的内在冲突与张力，又有文字的反复锤炼，可谓是“平淡而山高水深”。张舜民（字芸叟）说：“梅圣俞之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见之，不觉屈膝。”[43]梅公倡导的“平淡”，其意义不仅在于革除西昆体浮华雕琢之文风，更在于开启一种美学风尚，崇尚一种人生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