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论场的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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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博舆论场

微博服务始于2009年。2010年,因个体、企业、机构、网站等纷纷进驻微博,微博成为企业发布官方信息与网民交流互动的平台,该年被称为“微博元年”。2012年,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为代表的“国家队”纷纷注册微博,试图主导微博话语权,被称为“媒体微博年”。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上半年网络舆情半年报显示,微博已成为舆情第二大源头和最重要的舆论场。[32]

微博舆论场,整体上属于民间舆论场,是网络舆论场的子场,新浪微博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网络论坛、博客、新闻跟帖曾经是网络舆论的主要网络空间,但微博出现后网络论坛、博客和新闻跟帖的力量开始被削弱。

微博的碎片化传播形态,高度契合了时代的特征。这是一个全息化的平台,微博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MSN客户端、网络发微博,是一个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的民情民意汇集平台。

(一)微博的构成

通常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1.#话题#+[中心内容]+内容+链接+图片/视频。

2.发布时间和来源。

3.收藏、转发、评论和点赞等功能设置。

微博跟帖评论与原微博是链状套叠结构,包含回复数和点赞数。微博的阅读数、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以及微博评论的点赞数和回复数,这些元数据都是衡量交互度的指标。

微博特点是由其构成决定的,这种链状、环状、网状结构,信息呈立体多元的扩散,交互性强。可转发,可评论,可点赞,可以发私信。碎片化的信息不断拼接,形成相对完整的信息流。微博有天然的自净机制,碎片化文本之间相互证实、相互纠错、相互补充、相互延伸。微博传播是病毒式、裂变式、几何级的传播。

(二)微博的话语意义

新浪头条新闻板块的官方微博,纯文本较少,绝大多数配有图片,少数有视频,有超文本链接形式,是一种多模态文本。

文字话语具有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与之相对应,非文字形式的图片和视频,则具有再现、互动和构成功能。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表情符号等意义互相补充、协同作用,形成合力。微博的话语意义,是概念整合意义。

(三)微博的场域特征

场域是布尔迪厄提出的社会学中的一个空间隐喻术语。布尔迪厄强调:依据场域进行思考即是进行关系性地思考,“在这里,机构化程度不高、边界并没有明确确立的实践就是场域”[33]

微博传播中,机构化程度不高,各类人群无法取得共识,观点具有多声性。微博就是一个由网民进场、交互发声等一连串的模式化舆论活动所组成的广场式场域。政务微博、媒体微博、意见领袖和民众微博是微博舆论场的四个部分。

政务微博是政府机关开设的微博,在提供资讯与服务、舆情危机公关、负面事件的回应与辟谣方面发挥作用,对微博舆论有重大影响。

媒体微博包括传统媒体微博和新媒体微博。传统媒体微博,如人民日报微博、央视新闻微博等。新媒体微博,如头条新闻新浪官方微博。

政务微博和媒体微博代表官方话语,这是官方舆论场抢滩入驻微博,跟民间舆论场(微博舆论场)争夺话语权的行为。政务微博和媒体微博,影响着微博舆论场的舆论格局。

意见领袖微博是意见领袖发布或转发的微博。几乎每一个网络热点事件,都有“意见领袖”的身影出现。意见领袖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影响粉丝的认知和价值判断。意见领袖的言论很可能成为一段时间网络舆论的中心议题,引导舆论走向。

民众微博是普通大众的微博。他们发布最多的是微博跟帖评论,人数众多。通过七嘴八舌的网络围观形成舆论叠加,以量取胜。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在民众微博的众声喧哗和讥讽戏谑中,有遭遇消解的风险。民众微博不可小觑,许多舆情事件具有“去中心化”特征,比如2015年的“青岛大虾事件”,出现了“全民段子化”的趋势。

因此,微博舆论场是上述几种舆论子场构成的角力场。支持、反对、批评、谴责、质疑、假设、回应、求证、修正、补充、声明、辟谣、辩解、挑战、道歉、理解、包容等多种声音互相关联、互相交织。话语权的下放,把关人的缺失,碎片化的表达,使舆论场中存在谣言滋生、蔓延的现象。但微博的开放和互动功能,使其具有较强的纠错和评价功能,这就是所谓的“无影灯效应”。

(四)微博舆论的形成过程

微博舆论的形成,一般是微博爆料或其他社区发帖,微博、博客、论坛、QQ群等转发和评论,传统媒体关注和跟进,酿成热点事件。例如2015年的“青岛大虾事件”,源于四川网友微博爆料,称其在青岛一家大排档吃饭挨宰,此宰客事件引起大规模网络声讨而引发舆情危机。

再如,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就源于知乎社区的贴文。2015年8月,魏则西在知乎平台上发帖讲述其已进入癌症晚期。2016年2月26日,魏则西在知乎回答了“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主题帖,叙述其得知生物免疫疗法是被国外临床淘汰的技术,但自己受到欺骗性搜索及治疗的经历。该帖文成为后续微博围观事件的主要信息源头。

我们研究微博舆论场,主要看微博及其跟帖评论,分析其中的评价语言,探讨微博舆论场是怎样制造话题或参与话题讨论的,是怎样通过评价互动磋商实现立场共建和立场分离的。各种立场和声音在微博舆论场是怎样整合分化的,语篇意义是怎样建构的,意识形态是怎样互相影响和操控的。

Knight提出了聚合理论(affiliation theory),用于分析团体认同在语篇中协商形成的过程。[34]Knight认为,在言语展开过程中,评价意义与经验意义相伴而行,评价意义与经验意义的组合就形成一个个“耦合”(coupling)单位。这些“耦合”单位如果为言语活动的参与者所认可和分享,它们就会在社会—文化语境层建构一个个“一致关系”(bond)。“一致关系”是“聚合”层级的基本构成要素,“一致关系”聚类成“一致关系网络”,“一致关系网络”进一步聚类成“意识形态网络”,并最后形成“一致关系文化系统”。Knight根据“耦合”所表达的价值观念与言语活动参与者作为某个团体成员所持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契合程度,区分了三种聚合策略:相容型聚合、笑谈型聚合和谴责型聚合。[35]

微博舆情产生的过程,就是舆论聚合的过程。“围观就是力量”,聚合人群情绪动员和话语运动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的重要现象。看似弱小的声音,在持续关注和声援中逐渐强大。围绕网络热点事件,支持和反对两军对垒,或呈现一边倒现象。微博、博客、论坛、QQ群等转发和评论,掀起全民话语运动。微博舆论场内,政务微博、媒体微博、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之间互动,产生“共振和叠加效应”,才能促成网络舆情的强大影响力。


[1]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 [美]爱德华·伯内斯:《舆论的结晶》,胡百精、董晨宇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3]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4] 项德生:《试论舆论场与信息场》,《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5] 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6]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6页。

[7] 侯东阳:《舆论传播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8] 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9] 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10] 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3页。

[11] 徐晓日:《网络舆情事件的应急处理研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2] 曾润喜:《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18期。

[13] 张元龙:《关于“舆情”及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浙江学刊》2009年第3期。

[14] 谭伟:《网上舆论概念及特征》,《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1期。

[15] 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http://yq.people.com.cn/htmlArt/Art392.htm,2009年12月22日。

[16] 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17] 刘建明:《当代舆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18] 项德生:《试论舆论场与信息场》,《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19] 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20] 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21] 张涛甫:《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当代传播》2011年第2期。

[22] 王国华、肖林、汪涓:《论舆论场及其分化问题》,《情报杂志》2012年第8期。

[23] 南振中:《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改进新闻报道的着力点》,《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

[24] 袁勇:《舆论场交锋:博弈、冲突、互动与通融》,《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8期。

[25] 余秀才:《网络舆论场的构成及其研究方法探析——西方学者的“场”论对中国网络舆论场研究带来的启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6] 罗小红:《论微博客在网络舆论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青年作家》2011年第1期。

[27] 聂德民:《对网络舆论场及其研究的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28] 肖文涛、黄学坚:《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场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探析》,《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8期。

[29] 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0)》,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30] 参见刘正荣《互联网与新舆论场》,《新媒体研究前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1] 祝华新:《2014:“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新华网,2014年12月25日。

[32] 张树庭、孔清溪、刘洪亮:《网络舆情“引爆点”解析——以两起重大事故网络舆情对比分析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33]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34] N.K.Knight,“Wrinkling complexity:Concepts of identify and affiliation in humour”,In M.Bednarek & J.R.Martin(eds.),New Discourse on Language: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Identity,and Affiliation,London:Continuum,2010,pp.35-58.

[35] N.K.Knight,“Wrinkling complexity:Concepts of identify and affiliation in humour”,In M.Bednarek & J.R.Martin(eds.),New Discourse on Language: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Identity,and Affiliation,London:Continuum,2010,pp.3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