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创，其时资本主义制度大有一统天下之势，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人类意识形态历史上的最终形态。但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金融危机席卷美国，并迅速发展成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全球至今尚未完全走出困境，一切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好幻觉都像泡沫一样破裂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经济停滞，甚至下滑，粉碎了资本主义必然促进经济增长的神话，即使是普通欧洲人都已经察觉，依靠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延续过去的日子已不大可能，英国广播公司2009年曾经在27国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的民众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了大问题，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关于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9世纪就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趋势。从1929年的经济危机、1970年的美国股灾到2008年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危机的重复性爆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着内在的不可克服性。资本主义一再出现的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各个领域的人士也不得不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的论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一度成为西方的畅销书，2009年据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书店老板讲，销量是危机前的100倍[1]。正如苏联学者久加诺夫所说：一时间，历史的风向再次吹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边。
在国外，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进行了反思，并提出和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和有见地的观点和评述。
首先，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系统反思。
资本主义制度自产生以来一直就与危机相伴而行。戴维·罗宾斯坦认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两大缺陷，一是产生不可持续的繁荣和不可避免的破产，二是导致不平等现象，由此分别导致经济、社会危机”[2]。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危机不但波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且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核，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面危机，大多数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到了需要系统反思的时刻。
政治方面，无论是欧洲推崇的高福利“莱茵模式”，还是美英推崇的完全自由“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均因其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缺陷而陷入困境，人们普遍对民主制度的权威提出质疑，同时西欧各国普遍受福利国家政策之累。“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发明者约翰·威廉森认为，“华盛顿共识”现在已经丧失了信誉。“资本主义遇到了自两极体系时代以来最尖锐的意识形态危机。”世界由此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3]信奉自由主义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沃尔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它的作用，但当它被推崇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上帝时，必然面临失败的命运。[4]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充分回应大众的诉求，中产阶级正在衰退。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民主也出现了事与愿违的异化现象，民主的大众可能是乌合之众，民主的党派为了获胜难免会进行劳民伤财的争斗，而民主选举出的官员往往在竞选中对选民做出不切实际的许诺，一旦上台只能靠扩大财政赤字来兑现承诺，从而使国家陷入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的恶性循环。在西方强行推销其民主模式的国家，如利比亚不见民主的繁荣，而是陷入“民主魔咒”之中，陷入战乱、国家分裂、军事政变、社会解体的状态。[5]
经济方面，一些学者指出，从2008年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难辞其咎。南希·伯德塞尔认为，“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6]。自由资本主义奉行自由竞争、自由兼并，其结果必然会产生一个个巨型垄断企业。与早先中小企业所不同的是，这些富可敌国的庞然大物，可以规避政府监管、规避社会责任，在高风险经营活动中获取高利润，而在竞争或不当经营中出现严重问题后，政府、社会很难像对待中小企业那样任其倒闭，否则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如此，巨型企业便绑架了政府，绑架了社会，使得风险社会化、国家化，资本主义丧失了自我清理机制，因而也就丧失了活力。自由资本主义让“看不见的手”近乎主导一切，拒绝政府有效治理，把经济规律绝对化，把市场调节万能化，任由市场调节，任由金融家对中产阶层、资本对大众的侵夺，其结果必然使社会出现日趋明显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在实施中破坏了它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贸易的原则。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美国声称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声称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美国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
文化方面，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撰文指出，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危机，或者是一场金融危机、民主危机、全球化危机，从根本上我们所经历的是文化的危机、文明的危机。[7]所谓“普世价值”在理论上根本经不起推敲和分析。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推行“普世价值”观念是不道德的，普世主义不过是西方对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对西方文化的核心词汇“自由”提出质疑，认为自由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自由从何而来呢？拥有自由去做什么呢？自由的限制又是什么呢？这些根本性问题都不明确却到处滥用“自由”一词是不适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
其次，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自我更新，世界将进入一个意识形态的新时代。
西方学者罗斯·曼德尔、斯图尔特·怀特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应遵循客观规律，人为强行设计的理想社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在自我更新中存在，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资本主义制度4.0》一书的作者阿纳托莱·卡列茨基认为，18世纪晚期以来，资本主义不断遭遇危机，但是最终都能化险为夷，此前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三次变革：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货币主义，如今正面临第四次变革。从前三次危机看，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进化到一个更高、更有生命力的新阶段、新模式。尽管面临危机，但美国等国家的高新技术创新实力仍然强大，可以预见，从当前的危机中诞生的4.0版本的资本主义将影响下一个十年的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
“二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流地位，轮流执政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都从竞争对手那里吸收和借鉴对己有益之处。21世纪初，德国格哈德·施罗德总理正实施的“2010—议程”，为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形形色色，有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所重创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部分危机，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义以及以东亚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些学者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梅格纳德·德赛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危机，陷入危机的只是步入老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新型资本主义，一种勇于创新、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已经向东方转移。新型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如充分运用市场力量，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等都是资本主义的策略[8]，按照迈克尔·舒曼的说法，资本主义面临危机，但它不会消失[9]。关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弗朗西斯·福山指出这种自我更新应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在政治上必须重申发展经济优先于民主政治，并且重新使得政府成为公众利益的表达者，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规划国有部门，把它们从相关既得利益者手中解放出来，并且使用新技术手段来提供服务。在经济上要保持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政府帮助社会应对资本主义的能力。新的意识形态不会把市场看作自身完美的事物，要高度重视全球贸易和投资，以促进中产阶级的繁荣。[10]
在国内，随着国外学者关于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的关注度也逐渐扩展和提升，并有学者撰文专门介绍、总结以及评价这些观点。例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一些民众和学者开始重新“走近”马克思，开始重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主要著作，并在不同的场合宣传马克思主义；更多的学者则“走近”马克思，他们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出的深邃批判和科学预见，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内在联系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11]又比如，有学者指出，本次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历史上罕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这次危机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不但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且还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和途径进行了大胆的设计和论证，甚至还一度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反对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12]此外，也有学者对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危机爆发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利润率是否呈现下降趋势、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否能解释当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发生的激烈争论做了详细介绍。[13]
总的来看，尽管国内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研究已经有所关注和介绍，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广度与深度上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种全方位、系统性的研究比较欠缺，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研究对中国的启示的总结也明显不足。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若干前沿问题”项目组将阐述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研究与启示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并希望本书的付梓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具体来看，本书的阐述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
1.关于危机的实质与根源
国外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在金融监管缺失的背景下，华尔街投机者钻了制度的空子，弄虚作假，欺骗大众。而这场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外共产党强调，此次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尽管对危机的开始时间存在争议，但是他们普遍认同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深化而来。同时指出，如果不是由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瓦解、东欧经济体的开放使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转嫁危机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这场危机应该在更早的时间就发生了。“这种转移的后果就是使苏东国家的生产下降了30%到50%，至今都还没有恢复过来。”新自由主义的适时出现为的就是使帝国主义能够在外围地区“消除”危机：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政府管制等，在拉美直接造成的是两个失去的十年、在亚洲造成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从而使危机不断得到缓解。但是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能治愈资本主义的痼疾，当前危机的爆发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危机的根源是资本的过度积累，这种积累通过金融行业被放大了，同时生产过剩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差距的放大使危机呈现递进爆发的特点。
2.关于危机的共性与特性
综观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危机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对于危机根源的认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制度层面上看，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方面对于马克思的论断是比较一致的。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民众购买力的有限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特有的投机性、无底线的利润最大化、唯利是图、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观念主导着从事活动的经济人的思想。从政策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是导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由美国的次贷危机能够引发为世界性、广泛性、持久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尤其是在危机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非洲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受灾最严重，且经济复苏和回暖的迹象至今仍不明朗，盖因新自由主义的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使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突破了一切约束与监管，不惜一切严重后果，只为获取超额利润。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实施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多层面的危机，诸如生态危机、环境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多方面的危机，在多方面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必将破产，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第二，从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具体运行过程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监管不力、政策漏洞巨大、金融泡沫膨胀、金融衍生品似无止境、虚拟经济盛行、虚假繁荣一叶障目等，都使得世界金融领域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究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使人人成为经济人，人人成为利益的奴才。
第三，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担忧。回顾百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几次大的经济危机，无不对世界各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后，这些固有特征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而且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和特征，将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邪恶本性，都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渺茫。
第四，寻求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并没有超越现实的可能性。通常，当一种社会制度或者体制处于衰退或百病丛生的境地时，解决问题的手段就不仅仅是改善，而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长久大计。因此，当金融经济危机肆虐于世界的时候，解决问题的途径即是寻求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社会主义制度是替代方案的不二选择，但是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实现形式尚在探索中。中国此次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就已深受世界瞩目。
第五，资本主义在目前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并不能立即被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或者说资本主义虽然遇到了多次危机，但其发展空间还有可挖掘之处，犹如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一样，虽然各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甚至其打击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版图，但是其灭亡的过程也还是漫长的。
3.关于危机的发展趋势与走向分析
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危机影响的总体评估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是一次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毁灭危机、一场深刻的资本主义全球危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各国应对危机手段进行分析后认为，世界银行和美联储救世措施代表大投机资本利益，并对美国和欧洲各国救世措施进行广泛批评。国外马克思主义认为金融危机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普遍失败，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破产，并揭露了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社会党国际及其骨干用理论欺骗民众的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不是治理危机的解决方案，并对所谓的“国有化浪潮”现象进行批判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危机未来走向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将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危机；垄断资本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将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国家间和内部阶级间将进一步失衡——将进入债务清算阶段；美国将持续衰落；欧元将难以维持；危机引发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将更趋频繁。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替代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前景是走向死亡，而危机的真正出路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4.关于危机给中国发展的启示
从贝尔斯登旗下对冲基金破产清盘掀起的次贷风暴，到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引发的金融海啸，再到希腊自曝家丑后刮起的债务飓风，持续不断的危机浪潮在过去6年间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事实上，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也难“独善其身”。这场危机给中国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比如，中国外汇储备面临严重的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中国GDP增速放缓，等等。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的大国，一方面，我们需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这就不可能不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具有抵御和克制金融危机的“先天”条件和显著优势，比如社会主义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因此，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侵袭和肆虐，我们应主动把握机遇，重视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同时趋利避害，化危为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要准确地把握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也就是说，危机有助于中国克服自身问题，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危机为中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危机的爆发有利于中国改善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危机的爆发为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机遇；危机有助于中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吸引国外高级人才；为中国有效使用巨额外汇储备，储备战略资源提供了重要机遇；危机的爆发为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透析其危害提供了机遇。
其次，要高度重视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因为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面临挑战；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重大挑战；国际经济旧秩序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最后，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应对危机必须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狠抓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共筑中国梦。
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全书较系统性地收集了2008年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的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研究的资料。其次，在理论分析上，本书不追求泛泛的大而广，而主要是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分析的主要新动向进行梳理、提升和总结，尤其注重其研究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再次，本书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研究采用综合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各章都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观点。例如：对危机根源与实质的研究，我们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理论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危机；对危机共性与特征的研究，我们认为百年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有其共性，但是这次危机表明华尔街控制政府，进而控制世界，资本主义已显露新帝国主义，甚至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对危机发展趋势与走向的研究表明，危机虽然不断暴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与寄生性，垂而不死并非表明资本主义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危机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危机给中国发展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但究竟有哪些机遇、哪些挑战？学界的探讨并不多也不系统。最后，本书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着力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思考，进而深刻回答了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比如，我们深入讨论并回答了为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何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怎样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等时代问题。
从总体上看，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马克思就成为西方学者们攻击的对象，而一旦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出现危机和矛盾，思想界就会这样或那样地“回到马克思”。本次危机的发生，给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再度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将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我们相信，本书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危机研究的探讨与分析，不但会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批判新自由主义以及去伪存真地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在加强虚拟经济监管、调整发展战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等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2009年5月冯颜利、程恩富等在法国和意大利参加国际研讨会期间，询问了不少书店老板。
[2] David Rubinstein，“A Letter to Capitalists from Adam Smith”，Financial Times，January 9，2012.
[3] John Williamson，“Is the‘Beijing Consensus’Now Dominant？”Asia Policy，January 2012.
[4] Martin Wolf，“Seed s of it s own destruction”，Financial Times，March 8，2009.
[5] Omar G.Encarnalizeón，“Justice in Times of Transition：Lessons from the Iberian Experie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6，No.1，March 2012，pp.179-192.
[6] Nancy Byrol Searl and Francis Fukuyama，“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Foreign Affair，March/April 2011.
[7] Fareed Zakaria，“The Capitalist Manifesto：Greed Is Good”，Newsweek，Jue.22，2009.
[8] David Pilling，“Capitalism in crisis：Perilous path to prosperity”，Financial Times，January 16，2012.
[9] Michael Schuman，“How to Save Capitalism”，Time Business，January 19，2012.
[10] Fukuyama，Francis，“The future of history：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Foreign Affairs，pp.541-571，No.1，Mar./Apr.2012.
[11] 刘佳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8期。
[12] 冯颜利、张朋光：《金融危机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特征和现实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3] 周思成：《利润率与美国金融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危机的阐释与争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