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早期发展
引子
马克思对于政治哲学的思考起步于大学时代。1835年至1841年马克思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与柏林大学法律系，开始了有关法律与法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在西方，法哲学就本质而言就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哲学”德语词是“die philosophie des Rechets”或“Rechtsphilosophie”，其英语大致的对应词是“Philosophy of rights”或“Science of Rights”（即“权利哲学”或“权利科学”），而不是“Philosophy of law”（“法律哲学”）。应当说，自大学时代起直至谢世，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政治哲学的思考。无论是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还是其标志性代表作《共产党宣言》，乃至后期的《资本论》，都是关于政治哲学思考的重要体现。1883年马克思去世，随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快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中的重要理论贡献来自马克思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
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早期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由作为马克思最为紧密的合作伙伴恩格斯所开启，这一发展过程与恩格斯本人的政治思考及其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解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离世之后，恩格斯开始了独自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加以深入解读和积极推进的旅程。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有着真假之分，因此，他要求人们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880年8月7日，恩格斯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道：“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随后，他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还指出：“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动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要加以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2]这些论述充分表明恩格斯有着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追求。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早期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努力实现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准确把握与理解，其中晚年恩格斯的解读占据了重要地位。
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经简要地分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以往政治思想（特别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异同，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近的生产关系。”[3]在这里，列奥·施特劳斯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解释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解释方式让人们看到重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之间内在关系的必要性。准确地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它使得马克思政治哲学成为牢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唯物史观对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的最为本质的特质。
1890年，晚年恩格斯在给德国大学生约·布洛赫的信中首次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又称作历史唯物主义，并在随后的 18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经典的阐述。他说：“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种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4]这是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唯物的、辩证的科学概括。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原则在历史领域的彻底贯彻和应用。“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找到了。”[5]
应当看到的是，针对晚年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提法，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角度来看都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它使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世界观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思想理论，从而具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理论形态的性质；另一方面，它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了更为准确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这种表达方式所强调的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它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全新的理论形态之上的，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立与发展的基础，我们一定不要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去抽象地把握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中，还存在着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解读。从理论发展角度说，从1889年至1914年，马克思主义进入“第二国际”的理论发展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这个时期，欧洲“到处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6]。这些政党的理论家们承袭了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思路并向前推进，同时也昭示着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方向的发展。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解读原来常常都被冠之以“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例如伯恩施坦与考茨基等人的思想，因为它们并没有照抄照搬马克思原来的思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加以更加深入分析的，因为它们毕竟属于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一种解读方式，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一种新的思想表达方式。
在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列宁与斯大林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通过积极地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特别是晚年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解读），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积极运用于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加以了推进与发展。这种思想的推进与发展所具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不仅有着强烈的时代特点，而且其所拥有的重大的实践性思想贡献是任何其他的研究成果所无法替代的。
总体上看，无论是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还是斯大林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在理论与策略之间彰显出张力的重要体现。当然，这一点在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突出。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加以深入研究，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呈现出极为强烈的理论性，但是，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使得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行动指向，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重要体现。因此，列宁政治哲学思想在理论与策略之间彰显出强烈的张力，它既是理论又是策略，既是思想总结又是行动指南。由此一来，倘若我们单一地从理论或策略某一个侧面去理解列宁政治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都会是有所偏颇和有所欠缺的。
卢卡奇曾经分析说道，列宁既不是一个简单地直接踩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脚印走的人，也不是一个天才的、实用主义的“现实政治家”。他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现实含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他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7]应当说，卢卡奇的这一分析是极其到位的，它在帮助人们更加严谨地理解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思想的照搬照抄，但它也不是对于它们的偏离，更准确地说，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找到最佳切合点的重要结果。
列宁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激烈对抗使其在政治哲学上体现出极为明显的激进性，这种激进性也使之遭受到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和批判，其终极形式就是对列宁主义的理论性和哲学性的否定，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权宜之计。哲学的斗争因此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延续，对列宁主义分别抱以支持和批评态度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两派斗争，至今仍在后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延续着。[8]然而，列宁的政治哲学不是书斋式的学问，其所追求的客观真理并不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进一步概念化，而是力图通过将概念转变成“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9]，即赋予哲学以投入现实斗争的政治属性和物质力量。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列宁那里不是单纯地作为观念的哲学，而是被表征为具有实践性的政治哲学，是苏维埃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俄国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发展前景的现实，迫使列宁在政治哲学上放弃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幻想。因为一方面，俄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描述的德国，低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用以批判的最低标准，一个亚洲式的专制国家突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赤贫，使得列宁主义不得不重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涌现和西方工人运动陷入低谷的“新形势”，又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升到更为显要的历史地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
马尔库塞认为，列宁的关于革命行动的论证过多依赖于教条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终使得列宁主义“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从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11]。但是，就客观情况来说，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对全球的普遍统治，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并且必须从薄弱的一环开始，这一点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所应该具有的革命性与实践性。革命的历史证明，列宁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对俄国社会矛盾与资本主义现实加以分析的重要结果，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最终实现了在“为一个没有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全部历史阶段的国家提供一种简单有效的意识形态”[12]，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科学理性的思想启蒙，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页。
[3] [美] 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3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8—50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7]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30页。
[8]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9]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1] [美]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张翼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2] [法]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