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先生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理论反思

祁志祥[1]

（上海政法学院研究院　上海　201701）

摘　要：本文以《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一书为个案，系统梳理、评述了钱中文先生21世纪以来关于文学本体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反思与论辩。这些问题包括：文学有没有自己的“本质”？文学的“本质”问题是不是可以探讨？“反本质主义”是否意味着取消“本质”研究？如果文学的“本质”研究不可取消，那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评价本质解构之后文学的边界和文学理论的扩容？如何从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看待“文学终结”“文学理论死了”之类的耸听危言？作为中国文论界的领军人物，钱中文先生晚年调动一生的学术积累回应了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参考。

关键词：文学本质；审美意识；新理性精神；文学边界；理论扩容；文学终结

钱中文先生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领军人物。2013年，系统反映21世纪初以来钱先生研究成果和思想动态的新著《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会专题文集之一编订出版，引起学界关注。在我看来，该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理论反思。所谓文学的“本体”问题，是指文学的本质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的特征、边界、地位等问题。新时期之初，人们不满原先陈旧的定义和观念曾展开过新的探讨，后来发现要圆满地做出解答并非易事，甚至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没有答案的伪问题，于是转而放弃文学本体的思考，专注于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但又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文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本质”？文学的“本质”问题是不是可以探讨？“反本质主义”是否意味着取消“本质”研究？如果文学的“本质”研究不可取消，那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地位究竟如何把握和评价？“新理性精神”的倡导与“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是什么关系？如何评价本质解构之后文学的边界和文学理论的扩容？如何从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看待“文学终结”“文学理论死了”之类的断语？钱中文先生调动一生的学术积累回应了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参考。

一　文学理论反本质研究的失误及其消极后果

文学有没有自己的“本质”？文学的“本质”问题是不是可以探讨？随着西方存在论、现象学世界观和解构主义方法论的盛行以及文化批评思潮的兴起，在当前我国文艺美学界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文学没有自己的“本质”，文学理论不应对文学的“本质”问题做形而上的思考，探索它也是徒劳无益的，只需对不断扩容的文学现象作文化描述和知识陈述即可。钱先生认为，这种观点的产生诚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它的反本质主义、反独断论、去中心化、不确定性”“扩大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获得了思想上的某种扩容”，这是它的“合理成分”，也是“理论的活力所在”[2]。然而，“中国学者接过来后，他们自己的独断性、盲目性也很明显”，带来的负面后果也极为深重。

首先是把“本质”当作“本质主义”“终极真理”加以批判，张冠李戴，批错了对象，犹如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本质主义”是一种“自我定义为永恒真理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它把预设的东西都当成亘古不变的真理”，而必然“导致思想僵化”。主张“本质”研究的学者对它的危害也感同身受，在批判姿态上与“反本质主义”论者其实无异。但反对“本质主义”，未必等于取消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因为本质研究不仅可以“揭示现象后面隐蔽着的最具特性、确定现象性质的因素”，而且“是人的高级认识能力的表现”。经历了极“左”、僵化的“本质主义”危害的教训，人们不再用一种绝对、封闭的眼光，而用一种相对、开放的眼光看待“本质”，从事文学本质的研究，有何不可？何罪之有？我们不应将本质研究与本质主义“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其实很多事物本质的东西，我们现在不是研究得太多，而是难以研究！既然文学研究可以去探讨文学的各种现象，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探讨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呢？”[3]

其次，“反本质”论者指责“本质”研究不能提供“终极真理”，实际上反本质主义者的文化研究、现象描述也没能提供关于文学的文化现象的“终极真理”，只是浮于现象的表面，如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照同样的逻辑，其研究途径岂不大成问题？正如钱先生所诘问：“你说本质特征说不清楚，那么其他诸如象征、修辞、隐喻、形式、体裁、流派、思潮都已经被你说清楚了吗？”其实，“对于文学本质与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都不可能得出终极真理，事物的真理性只能不断地接近与认识”，只有本着这种相对的思维方式，才能从事文学的本质的或现象的研究，否则就失去了合理性。

最后是“反本质”研究的消极因素值得学界警惕。既然“本质”不可思辨和言说，于是文学就失去了“质”的规定性，各种非文学的现象都被拉扯到文学中来；文学理论教材在谈到“文学”概念时充其量只能做历史上各种定义的陈列，而不敢做出自己的归纳与评判；课堂教学也只是传授各种学说的知识，而且“对于知识不予系统的梳理与综合，不予概括与定性”；在研究对象上致力于“看得见、摸得到的文学现象研究”，并美其名曰“实证主义研究”“文化研究”等，结果造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平面化、表层化、拼贴化、碎片化、无序化、非逻辑化，一句话，也就是去思想化。因此，钱中文先生提出告诫：“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提供知识，也应该提供思想的。”[4]这实在是有现实警示意义的。文学理论属于艺术哲学。从现象中归纳本质的思辨是哲学的基本品格。放弃本质思考，放弃归纳思辨，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也就真有危机了。

钱中文先生对解构主义简单主张取消文学本质研究的偏颇及其消极后果的忧虑，道出了当前我国文论研究中客观存在的严峻问题，代表了许多研究者的心声。反本质文学理论的起因和初衷是要消除传统的本质主义文论的危害，但它本身造成的危害比它批判的对象或许还要大！首先是它的思维方法过于绝对化、偏执化。童庆炳先生指出：“我们反本质主义，并不意味着事物没有本质。”“反本质主义不能走向极端”，否则必然“导致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用偏执的反本质主义是不可能编写什么教材”，完成当代文论建设的。“我们赞成的是作为思维方式的反本质主义”，也就是“亦此亦彼”，不把自己对“本质”的概括绝对化。[5]张玉能等人认为：解构主义文论“割裂了实践中事物及其意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了绝对不确定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无助于“文本意义论”的建设。[6]就连倡导文学的文化研究的陶东风也声明：他反对“本质主义”，但是并不否定“本质”研究，“本质主义只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是一种僵化的、非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解文学本质的理论和方法”；他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是“建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7]其次是它破坏有余，建设不足。赖大仁指出：“从当代文论界的整体情况来看，似乎人们更容易产生质疑与‘解构’的冲动，而难以燃起探究与‘建构’的热情。”“我们的当代文论自身究竟应当如何建构？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建构？围绕哪些基本问题进行建构？以及站在什么样的理论立场和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进行建构？这一系列的问题似乎都不甚明确，更难以达成理论界的‘共识’。”[8]文学本质解构之后，造成了本体论研究的空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李西建指出：“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的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文论走向未来。”“解构之后重审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该学科研究的元命题。”[9]“反本质”文论只是解构，没有建构；只是拆解，没有连接，而按照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一个领域的范式被废除了，而在同时不曾以一个新的范式取而代之，那就意味着领域本身的废弃。[10]再次是它知识有余，思想不足。反本质主义文论受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不相信有什么确定性、实质性的东西可以把握，也不相信有什么真理性或普世性的价值存在，于是就会轻易放弃对问题应有的思考，往往会停留在表面，以对某些现象的描述、阐释代替对问题的‘思考’，导致‘思’的弱化与消解”；“往往把对问题的理论性追问与探究都当作‘本质主义’加以怀疑和否定，甚至干脆把关于文学的‘问题’本身也当作‘本质主义’的根源加以抛弃，于是当代文学理论的‘问题’模糊了、遮蔽了、消失了”，“对理论问题的追问与探究变成了所谓‘知识生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编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并不注重自身的理论建构，而是在某些章节标题框架之下，罗列介绍各种中外文论知识，差不多就是一种文论知识的杂烩‘大拼盘’”；“一些理论新著也并不注重理论系统性和逻辑性，也不追求多少研究的学理深度，往往也只是在一些看似理论化的标题之下，介绍各种理论知识，引述各家各派的论述，成为一种平面化理论知识的集束式堆集”，“导致理论的进一步萎缩和蜕化”，“于是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应有的‘理论品格’丧失了”，其思想价值也被消解了，人们“普遍感觉到了理论的‘疲软’，现象描述阐释有余而对问题的思考不足，缺乏思想的力量和力度”。[11]有鉴于此，有学者“惊呼”：当今的反本质倾向“已把文学理论研究推向了绝境”[12]。

二　如何准确把握“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观的内涵、地位及其与“新理性精神”文学观的逻辑联系？

那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呢？针对以往的文艺理论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说，1982年，钱先生提出：“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13]1984年，他重申：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14]。1986年，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一文中，他具体分析：“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5]1987年，他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为题发表文章[16]，再次正面切入并进一步完善对这一文学本质观的阐述。

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提出并力图不断完善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观的地位呢？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并没有把它绝对化、封闭化。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提出一个十全十美、面面俱到、人人都能接受的文学本质观，那是十分困难的，现象比观念远为丰富得多。”“我们可以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地积累对于真理的认识，不断地接近真理，但是我们很难穷尽真理，一劳永逸地结束对真理的探讨。因此就这点来说，任何文学本质观念的界定，都带有时代的特征甚至局限。”[17]“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观也是如此。它不是没有局限，“只是目前还未能找到一个比它更有概括力的术语来重新界定”文学本质[18]。然而，有一个虽然有局限而涵盖面比较广的本质观总比没有要好，否则人们便无法确定文学的标准和文学研究的边界、范围，文学理论建设便无从着手。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是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提出的，是钱先生与其他学者长期探索的结果，也是新时期取得广泛共识的一种新的文学本质观。新时期，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吴中杰先生编写的《文艺学引论》等都采用了这种说法。然而从2005年起，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说遭到了董学文等人的诘难甚至批判[19]。他们指责“审美意识形态”说是“审美”加“意识形态”的“硬拼凑”。一方面，他们根据“马克思本人从来就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说过文学是某种‘意识形态’”，断定将文学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能成立，“审美意识形态”说更是如此，进而提出“意识形式”说，认为文学应当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或“审美意识形式”，退到了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又指责“审美意识形态”说的重点是“审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去政治化”的“纯审美主义”[20]。批评的矛头主要对准钱中文与童庆炳。

面对这些诘难，钱中文有没有放弃或改变他先前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说呢？没有，而是在论辩中进一步捍卫并坚守着这种文学本质观。这种论辩完成于2006年7月至9月，论辩文章相继发表于《文艺研究》《河北学刊》和《文学评论》，后合刊于《中外文化与文论》2007年第14期，也就是收入本文集的《文学意识形态与不是意识形态论引起的论争》。在论辩中，钱中文先生力图阐明以下一些内容。第一，衡量一个观点正确与否，认为“凡马克思说过的就可以成立，马克思没有说过的就不能成立”[21]，这种思想方法是极“左”思潮盛行时期教条主义方法的遗存，以此立论，不足为训。第二，文学的共性或基本属性是“意识形态”这种提法并不是从钱中文本人开始的，仅仅抓住钱中文的“审美意识形态”说加以批判有失客观科学。第三，有感于“我们过去将文学仅仅视为意识形态，总是在强调社会结构中的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特性，把文学观念化、抽象化了”[22]，有感于过去“在讨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时，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家、理论家，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常常强调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的普遍的共性特征和文学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来突出、规范文学艺术的本质，而论及文学的审美特性的方面不被重视”，甚至“以意识形态的共性”“来替代文学的本质特性”[23]，所以钱中文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说的重点，在于批判长久统治的庸俗社会学，恢复文学的审美特性，强调文学艺术“如果不具审美特性，那么它的其他特性、功能也是无从谈起的”[24]。为了避免人们将“审美意识形态”误解为“审美”与“意识”的简单叠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现成的东西，钱先生提出了人类“审美意识”（国内一些学者早于他提出）与“审美反映”的概念。他从人类意识发生学的角度指出，“审美意识”是人们在长期劳动生活的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随着生存方式的变化而发展，具有崇高的超越旨向，是人的本质的确证。所谓“审美反映”，是“审美主体的创造过程”，“是对于对象的改造与创新”[25]，不仅灌注了作者主体的“感受”“体验”和“感情思想”，而且包含着作家“对语言的审美结构”[26]，审美意识通过审美反映而获得生动的言语的结构体现，而后随着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与进步，阶级社会的逐渐形成，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创造，历史地逐渐演化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生成的，这不仅意味着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还意味着文学是“审美意识的形态”，钱先生的论述具有深刻的历史感。第四，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不意味着取消文学的意识形态共性，“讨论文学本质特性，如果忽视其意识形态的社会功利特性的要求，又会在理论上走向唯美主义的偏颇”[27]，这并非“审美意识形态”说的本义。“我们讲的‘文学性’，比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的涵盖面要宽阔得多。”[28]正是对文学在审美形式中所应当承载的意识形态、理性精神的肯定，钱中文走向了对现实文学创作中非理性主义的批判。

钱中文先生用“新理性精神”批判新时期文艺创作中的非理性倾向，发端于1995年发表的一篇长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29]：“当今一些文艺作品的写作，已使人严重地失去了羞耻感，失去了良知与同情，已丢失了血性与公正。”“更有一些人大肆制作污秽的东西。”未承想，由于商品社会趋利经济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文艺创作中道德沦丧、寡廉鲜耻的倾向愈演愈烈。2004年，钱先生发表《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一文[30]，对此加以更具体、深入的揭露和痛斥：“当今不少涉及性描写的小说，不过是一种满足低俗趣味的时尚，一种散发着霉烂气味的而被欣赏的时尚，一种掺和着令人作呕的毒品气味但被奉为当今青年时尚的时尚，一种有如弗洛伊德说的力比多的过量释放、随时随地发泄性欲狂的兴奋叙事的时尚，一种在公共场所、厕所随时交接射精、阴液流淌，由于性快感而发出刺耳尖叫的欣赏的时尚！也许我们从这类作品中，可以了解到当今社会的伦理不断被撕裂，道德败落到何等程度，但是它们本身则是恶俗不堪的东西。”[31]导致这种倾向的根源是什么呢？是市场经济中以趋利为追求的“消费主义”：“当今一种消费主义正在文化市场流行开来……满足广大人群的正常的消费，自然是极端必要的，但是我要不无遗憾地说，消费一旦变为主义，它的消极一面也就不可避免，而且有如出鞘的剑，残害生灵的美。某些所谓图像艺术的恶俗形象展览，以所谓当今中国青年生活时尚为标榜的嫖妓卖淫的招贴广告的示范，和文学中的人体下部描写，渐渐变成了人们获得肉体快感的消费方式的追求；身体的肉欲的需求与由此而引起的快感，要求在文学写作中获得进一步满足，于是人体本身也早就变成了一种商品消费了，早就在文学里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由原来的形而上的期盼，变为形而下的身体性感的需求，由思想的向往，而变成肉欲的追求，由主要描写的头部，滑向人体下身的描写，而下身描写，主要是对男女生殖器官的描写与爱抚，性交的欣赏，进而是性滥交的快感的弥散。灵魂出窍，肉欲无限膨胀，显示了物质不断地丰富而精神不断地走向萎靡、匮乏的时代征兆。于是在媒体上就有了‘美女写作’的说法，接着是‘下身写作’的说法，为了使这些说法显得文雅一些，具有文化意味一些，于是就炒作成了‘身体写作’。”[32]钱中文先生对文学创作中非理性弊病的批判，体现了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宝贵良知，是“审美意识形态”说中“意识形态”本性概念的现实运用，可视为其文学本质观在操作实践中的逻辑延伸。

历史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时期，我们一直偏尊理性、扼杀感性，偏尊思想、扼杀情欲，导致人类维持生命生存和繁衍的两大生物功能食欲与性欲的基本满足都成了问题。经过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逐渐达成共识：理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欲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合理的道德乃是为人的情欲满足服务的，是人们实现生命欲求的规范。这种共识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李泽厚为代表的“感性与理性”“个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人性学说和人道主张。[33]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与消费主义的扩张，商业利润这只无形的手日益成为操纵人们生活的主宰，改革开放之初感性与理性的平衡被打破，社会的天平不断向感性、欲望方面倾斜，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盛行，卖淫之风死灰复燃，道德崩溃，廉耻丧失，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庸俗不堪的“身体写作”“胸口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人异化为“两脚动物”“衣冠禽兽”。钱中文先生依据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性高举“新理性精神”大旗对创作现实中淫滥的非理性倾向的抨击，乃是对当下中国欲望过度膨胀、人格过分堕落痼疾的疗救，反映了许多有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心灵深处的呼唤。它从一个侧面表明：钱中文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观，与其说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客观概括，毋宁说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主观期望，它包含着作者的价值理想。就是说，钱中文先生不是没有注意到当今文学创作中文学成为“无意识状态”“欲望手枪”的实际状况，但他仍然坚持文学应当是包含崇高精神和超越理想的“审美意识形态”。易言之，钱先生所谓“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论”，其实包含“文学应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意思。

三　如何看待文学的扩容和文学理论的边界？如何看待“文学终结”和“文学理论消亡”？

遗憾的是，钱先生的这个包含良苦用心和现象概括力的文学本质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真对待。有人匆忙地批判它，有人用“文化”解构它。当文学本质、标准被否定之后，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就被严重失序地拉进“文学”中来。21世纪以来，随着陶东风等人对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输入[34]，文学的扩容和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日益突出。一些人认为，“如今艺术的美、文学性已经不在艺术和文学本身了，而是表现在别的地方，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在别墅里，‘诗意’在售房广告中。美在哪里呢？在汽车博览会、时装展览、商场购物、主题公园、度假胜地、美容院、城市广场、城市规划、女人线条、减肥”[35]。这是“文学”向“文化”的扩容。文学的扩容必然带来文学理论边界的扩展和研究范围的“扩容”。这种观点主张：要“超越文艺学的边界”，“扩充文艺学的内容”，“所谓扩容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扩到文学理论中来”，以“文化研究”来代替“文学研究”，于是“文学理论研究生的论文要做健身房、汽车文化了”[36]。对此，2004年5月26日，钱中文先生在首都师大的演讲中回应说：将上述文化现象“都统称为文学”，“实在太牵强了”；“把这些东西的讲解当作文学理论来讲，文学理论本身就被掏空了，它原有的那些价值都被转换了”；“设立审美文化课程，把上述文化现象的讲述都作为文学课程的补充”，固然扩入了社会现象的文化内容，但“仍然不是文学理论”[37]。文学理论如果无序地扩容，就必然会遭遇“合法性危机”[38]。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文学本体论问题是“文学终结”及“文学理论消亡”。艺术的终结问题最早由黑格尔提出。后来，往往文艺思潮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有人以不同方式重复这个话题。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美学学会主席和哲学学会主席丹托指出：“当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39]的时候，当“美的艺术”被现代主义艺术终结的时候（比如1917年杜尚的《泉》、1964年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艺术”也就“终结”了，就把“艺术是什么”的思考任务交给了“哲学”[40]。伴随着“科技、声光技术、图像艺术的广泛普及”及其对文学市场的“占领”，“阅读文学著作的人数减少了”，“文学终结”的呼声出现了[41]。当代法国学者德里达提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2000年秋，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学者米勒围绕德里达的这段话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宣告了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2003年9月，米勒再访北京，并带来新作《论文学》重申：“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2004年6月，米勒再次来京参加“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声称“文学正被逐步替代”。

21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向流行“文化”的扩容，往日的“文学”其实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文学终结”问题被再次提出来。论者认为，“文学终结了，或是现在无人再光顾文学了”，只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还存在、还活着。活在什么地方呢？活在其他社会科学（引者按：如采用叙事手法等）、人文科学、广告、社会生活中间”[42]。既然昔日的“文学”终结了，原来所谓的“文学理论”也就消亡了，而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时期内，美国的一些大学出现了一个贬抑文学教学的过程，“文学的威信、文学经典的权威被渐渐消解，文学变成了一钱不值的东西”，“文学本身已经从英文系课程设置中消失，拿些支离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东西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唯独不研究文学自身”，电影、电视、音乐映画以及广告、动画、春宫图和行为艺术成了今日英文系的课程设置内容，“同时为了激起学生的新奇感，教师不得不把那些非经典的、冷僻的、品位不高的作品拿到课堂上‘表态’”[43]。面对西方文学理论学科的这种风潮，热衷于攀附西方的当代中国一些学者最近“把它介绍了来，并写了文章附和”，“认为当前‘文学理论死了’，要以‘文化研究’来代替文艺学”[44]。

那么，文学到底有没有“终结”，文学理论会不会“死”呢？钱中文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图像艺术的发展，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原先那些属于文学的读者，使文学的读者圈缩小了，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例如电脑这样一些工具的发展，书籍的印数不是少了，而是大量增加了”。文学在电子媒介的新形式中继续存在[45]。其次，从实际情况看，“人们还在创造大量文学作品、阅读各种文学作品、颁发各类文学奖项”，“目前来说我们还看不到文学就此终结”[46]。再次，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属于人的“精神需要”，“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47]，“如果缺少了文学对精神的滋养，人的精神和心灵必将变得非常荒芜”[48]。中国当下的一些文学作品之所以缺少读者，不是因为读者不需要文学，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精神委顿、品格不高，“尽是一些躯体写作、美女写作之类”，缺乏“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理念”[49]，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放眼未来，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也绝不会消亡。人类语言的存在，正是语言艺术存在的保证。既然文学不会终结，研究文学的文学理论又怎么可能“死亡”呢？倒是远离文学、在文化中游荡的文学理论，它的存在寿命是成问题的。

钱中文先生给出的这些思考，并不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在西方，20世纪90年代末，针对美国一些大学解构文学、取消文学，热衷流行文化批评的做法，曾是盛极一时的文化批评的始作俑者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赛义德曾痛心地指出：这种做法把一个国家文学的“价值”和“精神”的都解构掉了，以致造成了今日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滑坡与堕落，这是极为令人担忧的；那个提出文学时代将要终结的米勒，还曾在2004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自相矛盾地说过：“文学在本质上自成一格，具有其自身的终极目的。”“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因此文学并不会真正消亡。在中国，有学者目睹文学理论研究内容的泛化，主张应由追逐“文化研究”回归到立足“文学研究”：“如果文学理论抛开文学研究于不顾，转而追逐大众文化研究，从而成为一种没有确定研究对象和边界的‘泛理论’，那么就必然带来其存在的理由和合法性的危机，导致文学理论的自我迷失乃至自我消解。”[50]如此等等，与钱先生的观点相映成趣，可为互补。

钱中文先生在21世纪关于文学本体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与论辩，紧贴实际，融通中外，有破有立，语重心长，显示出现代人文学者的社会担当和文学理论大家的深厚学养，是一份值得文艺理论研究者认真咀嚼回味、消化吸收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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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祁志祥，文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2]《文艺理论提供知识，也创造思想》，原载《文艺报》2012年9月26日，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3]均见《文艺理论提供知识，也创造思想》，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5页。

[4]均见钱中文《文艺理论提供知识，也创造思想》，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5]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

[6]张玉能、张弓：《解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7]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

[8]赖大仁：《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9]李西建：《解构之后：重审当代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0]转引自齐安·亚菲塔《西方现代艺术：失去范式的文化误区》，《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11]均见赖大仁《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12]转引自钱中文《文艺理论提供知识，也创造思想》，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13]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

[14]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

[15]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

[16]钱中文：《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

[17]钱中文：《文学意识形态与不是意识形态论引起的论争》，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1页。

[18]同上书，第40页。

[19]这些诘难与批判集中见于2005—2006年，主要论文有：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董学文：《“审美意识形态”能成立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董学文：《关于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兼评“审美意识形态”说》，《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董学文、马建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嫌疑》，《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董学文：《“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论浅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0]转引自钱中文《文学意识形态与不是意识形态论引起的论争》，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7页。

[21]钱中文：《文学意识形态与不是意识形态论引起的论争》，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22]同上书，第38页。

[23]同上书，第87页。

[24]同上书，第89页。

[25]同上。

[26]同上书，第88页。

[27]同上书，第87页。

[28]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大文学院演讲》，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5、10页。

[29]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收入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0]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31]同上。

[32]同上书，第106页。

[33]参见祁志祥《中国现当代人学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193页。

[34]周宪在《哲学研究》2001年第10期上发表《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最早把西方社会学—美学界讨论的这一社会现象介绍到中国来。与后来的一般译法不同的是，他将aestheticization译为“美学化”。陶东风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发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命题正式在中国学界登场，但文艺学出身的陶东风在文章中说明的重点是由此引起了文艺边界的扩张，传统文艺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应当转向文化研究。2003年，他主持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讨论（《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2004年发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2005年发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都表现了这样的用心。

[35]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大文学院演讲》，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36]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大文学院演讲》，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37]同上书，第15页。

[38]同上书，第10页。

[39]［美］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40]［美］丹托：《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41]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42]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43]同上书，第6页。

[44]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大文学院演讲》，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45]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钱中文：《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46]同上。

[47]同上书，第9页。

[48]同上书，第8页。

[49]同上。

[50]赖大仁：《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