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接传统
一 木铎传薪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江河乃人类的母亲，日月系文明的印鉴。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财富的积贮，而在于精神的拥有。物质变精神，精神则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是一种文化的力量，一种导引的力量，作用于社会，作用于属类，也作用于个人。“大哉乾坤内，吾道常悠悠”，于艰难困厄和苦寂颠踬之中仍能操持真知行与真精神，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人强大的标志。
在西方哲学一度陷入迷惘、西方人士借助“他者”进行文化反思时屡屡探究的东西，在中国不难找到答案——这正是使全世界的眼睛足以在当今为之一亮的原因。观我中华民族，绵亘五千年，广袤八万里，列四大文明古国而殊风仅存，虽饱经忧患而其命维新，并由历史和文明造就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话语系统。宋代哲人张载（1020—1077）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说恰切地表明了中国人灵台深处的担当意识、民本意识、传承意识和太平意识，也传达了精神传统的千古回响，亮出了中国人心底的那一片光明、凝聚和追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并非西方主导的“一体化”，而是基于东西方各国相互尊重和理解，具有巨大包容性的交流与融汇。难怪西方的文化反思出现了东方转向。难怪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以“孔子”命名的400多所孔子学院已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也难怪巴西圣保罗大学孔子学院院长Schmidtluis Antonio Paulino认为要“实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即全世界更加需要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和现状”，其联系的纽带正是孔子的文化教育和千古智慧[1]。愈来愈多的学者指出，中国精神文明的博大与和谐是未来世界的希望。
的确，中国人重其人，重其活得有尊严。为老为释，诗书礼易，汉儒宋贤，程朱陆王，代代所崇尚的，乃是为人谦恭退让，为文道德谋篇，为事格物致知，为民敢歌敢哭，仁、义、礼、智、信五字并言。中国人倡导更高的精神自觉——建立在忧患意识之上的实践理性。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老子曰“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责”，庄子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由此产生了“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艺术，产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李白）的有“志”有“骨”的诗文。自尊、自爱、自强是著诚去伪的人格力量，是并非“遁世”而是“入世”的力量，是真正活得有尊严的力量。也因此，中国人精神上矻矻以求“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始终以立德为第一要义，德不在身而在心，从诗文到教育，亦都崇本息末，以德性化为精魂，为归宿。
中国人重经验，重传统。传统为经验累积而成。一部精神史，昭示天命天运，而与人以共和。国家民族大群之盛衰、治乱、兴亡，众生之贤奸邪正，祸福之忧喜苦乐，万象之是非曲直，经验之一言一行，均化作笔底波澜，构成历史。经验与传统，通心而非通物，也因之，在中国人这里，旧学新知可一脉贯通。刘勰因之强调“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2]。就文化精神而言，“学”唯求旧，“知”唯求新；“学”贵旧传统，“知”期新启发；唯能之有“旧”，始有“新”可达；如此通于地，通于世，斯知常矣，成就了精神与人生之大道。此“大道”为中国人的人文化成，上下古今，春华秋实，进退合一，师法相承，木铎传薪，以不变应万变。正是这种“族”的精神生存方式，这种对文化传统和深层心理的认取，这种不可征服的中国人的脊梁，维系着黄土地上万千群类和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中国人的精神支撑着民族复兴的心路历程。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这片大地庄重得足以承载全部生命，也孕育着、丰富着一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中国人的勤劳质朴绵延世泽、崇尚人伦、见贤思齐、以和为贵、以善相应、求异证同、谦逊仁厚、明体达用以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环球同此凉热”等的人生观、天下观和行为规范，早已举世誉之。而历代作为“书记官”的贤达，像司马迁那样，擅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把智慧与笃论留在诗文领域，为斯土的往史来路作了忠实见证。史籍昭彰，难以缕举，其精华，是历朝历代意识形态和精神历史的独特产物，不但属于一民族，还属于全人类的文明财富。
鉴古知今，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作为当代作家，同样肩负着“木铎传薪”的使命。我们要在对历史的寻踪中，看一看千年青史中的云月水心，读一读精神建设中的懿范流风，悟一悟淹贯文史间的东方智慧。那些古典诗文名篇，包括论著，词赋、序跋、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谈等，譬之山岭脉络，节节生峰，皆独行之文，有为而作，不类常言。那些不同学派，虽门户有别，却乖于沉思，各有擅场，年经月纬，骈散相宜，骨力开张。许许多多精要的古代诗文，诚如当年陆机《文赋》之概括谛当：“诗缘情而徛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法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也说明先哲前贤从传递精神之火到扬长汉语魅力，多操灵蛇之殊，怀荆山之玉，丰词环调，气焰光彩，值得当代作家学习、汲取与借鉴。尽管“江山代代有才人出”，但对文化传统的承继，也是对当今的认取。唯有寻波讨源，唯有维系古代文脉，今日的锦绣华章，才能如同月来满地水，云起一青山！
二 道一声“向经典致敬”
近观中国诗坛，也是一派百家争鸣的繁华景象。诗界无代际界别，从十几岁到耄耋之年，各有各的写法。诗界亦无“主义”之分，从写实到浪漫，从现代到新古典，各有各的路数。每年有1000余种诗集出版，全国有2000多个诗社频频活动。新体诗和旧体诗不再对垒争雄，而是各擅胜场、两翼齐飞。诗语空间广阔，作品铺天盖地，也难怪有些人为“诗已复兴”“盛唐气象”欢呼鼓掌了。
在多年来辩正反思的语境中，我的确对两个论调颇有疑虑。一是“数量取胜论”；二是“诗歌进化论”。以量取胜，很容易令人想起当年的“诗歌大跃进”，“县县要出一个郭沫若”，稻谷亩产几万斤，社员每月写几万首，轰动过，狂热过，但时过境迁，统统被人忘却了。所以，根本问题在诗的质量。“进化论”者，总以为新的优于旧的，今天胜过昨天，少壮胜过老年。然而诗歌历史并非线性前行，一年一度、一个时期的诗歌成就，与先后无关，与新旧无涉，只能以提供的情感价值、精神价值与美学价值来论衡、证明。或许是出自职业性的病症，我始终对真诗、好诗、有意义的诗，怀有真心的向往，而不愿看到数量的过剩和意义的匮乏。
依我之见，诗美的向往与现实的要求，总是强烈地表现在人们面对的问题之中。对于诗人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对以往的谱系与定见的重复，而是对不断出现的问题的揭示。也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深入思考人生与艺术中复杂的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意识可以真实地敞开，深奥的知识命题都会返璞归真。
我以为，诗歌现实的要求与诸多矛盾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如何看待经典，对接传统，盘活创造力。
这些年，在流行的诗歌史写作或对当下诗人诗作的评论中，“经典”一词已被广泛引用甚至滥用。尚未发表可以“预告经典”，甫一发表可以“认定经典”。事实上，“经典”应是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是不受时空所限且具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是经过一定时间检验被认可的作品，是“中国经验”与“人类经验”可以联结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人们在见仁见智的持续解读中受益无穷的作品。这样的“经典”，需要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美学的品格。进一步说，堪称经典的诗作，往往具备历史文化的维度，生命体验的维度，灵魂拷打的维度，艺术上达的维度，以及神性思维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经典”应是标杆性的作品，是从思想到艺术有冲击力的作品。
应当承认，诗人们在不断探索着通往经典的道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们渐渐告别了风行甚久的狂欢与喧哗的“节日情绪”，告别了炒作事件和噱头的“行为艺术”，语默动静，潜心突破，出现了各种各样可读的诗，也出现了多种声音的混搭。不过，我们仍然看不到能真正引领诗歌潮头的巨作，看不到足以影响诗歌史的大诗，离人们的期待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究其原因，我以为诗歌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属于“老生常谈”的障碍。这里，不妨略举数端。
在追求现实性时，过多地依赖意象的罗列和直捷的述说，难以企及“经典”所通常具有的“得意忘形”与“智性高蹈”。
在表达“以人为本”时，缺乏人的千姿百态，缺乏复杂又透明的内心震颤，缺乏强大的精神能量在诗行之间的传递。
在表现时代感时，找不到自我与“时代”之间所存在的某种隐秘的回应关系，只是表面化地对“标志性事件”加以粗叙，或者只是渲染一点背景与氛围，或是“要想甜，加点盐”。
在艺术质地上，一些诗作虽有局部的闪亮点而缺少整体的颠覆性，缺少那种给人以新颖与陌生的冲击力，也因神（内容）为形（形式）役，而鲜见“得意忘言”的高妙。
在思想深度上，一些诗人依然凭着思维惯性写作，缺少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诗性意义的把握，对生命哲学的洞见，缺少感性与知性的合力和张力，“诗骨”仍显得疏阔苍白。
在语言表达上，发散有余而收敛不足，企图打破羁绊却又缺少节制，重铺排、重渲染、重华瞻，甚至言之无物，语不及义。
在诗歌传播上，出于种种利益驱动的“大奖”“大赛”名目繁多，不计其数的“重在参与”的作品，充斥着市井气息和应景场面。
在批评风气上，还存在或违心吹捧或霸王开弓或八面玲珑的种种现象，缺少且耐清寂的细心解读，缺少真话、实话，无助于对诗歌建设切实的推动。
在文学艺术诸多创作活动中，经验证明，诗歌创造其实是最为艰难的一项作业。诗人会挨饿，诗歌永远闪光。灵感不辞颠踬顿踣，在步履匆匆或常人迷路的地段厚积薄发，成就着精神的喜马拉雅，“以一当十”地触动读者心弦和时代神经。此一优长，远在小说散文之上。况且，小说散文艺术的最高境界，也往往是诗和哲学。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当今的诗歌已经结合“当代性”的解读而寻找着，也形成着新的生长点。然而，倘若我们获得“当代性”的代价只是认知“当代性”的命名而不能真正落实到向经典致敬的大气度的艺术创造，仍然是件可悲的事情。思想的贫困化、构思的单调化、语言的粗鄙化等，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中国有中国的诗歌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也是这个世界通约性的问题。对于诗歌而言，全球化浪潮只能造成“同而不和”，本土化的经典策略，则追求“和而不同”——那才是中国当代诗人所期待的诗歌生态和文化理想。
本土化经典策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回到传统的规范、典律，而是对自己的诗歌境况做出反思，对诗歌现象做出新解，对抒情方式做出改进，从而重建自身诗歌美学历史的连续性。本土化经典策略概而言之，可用十六字归纳，即汲古润今，汲洋润中，深入当代，自主创新。我们的目标是使当代诗歌再经历一次从语境到观念、范式、表达的“凤凰涅槃”，可能是既不“古”也不“洋”的，恰恰是集百年之功又有新的深度、力度和高度的充满现代精神的新诗歌。
所谓“汲古润今”，就是用古典精萃中那种吞吐八荒、胸臆开张的器度涵养自身，以传统诗道的剑胆琴心、嘤鸣雅会续咏沧桑。纵观新诗历史，凡有旧学修养的白话诗人，无一例外均能于文史之窗下钻仰沉吟，达于目不窥园之境，加上沉潜深厚的文史功底，发乎歌吟，其间的学养真气，必然博雅而绵长；其中的旨趣神采，也常常时推格调而毋忘神韵。今人向文脉取法，当自觉触摸悠久文化之润泽，承领历史烟雨之熏陶。古典的气骨与智慧，先贤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观和诗歌观，与当今新诗人的关系正在恢复，在倾听自然、感应宇宙、体察人生乃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等方面，古今诗人完全可以穿越时空，相望回响，异曲同工。今天，我们当然仍以新诗为主要着眼点。百年新诗运动之所以厥绩至伟，在于它为新文化进入现代世界提供了精神的与传播的通畅管道，但也恰恰是以与“古典”的脱节为沉重代价。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正是对新文学历史逻辑的修复。具体到诗歌，或许要的恰恰是“不薄旧诗爱新诗”。不薄“旧”，汲古而润今；又爱“新”，在基本的层面上更有新思想的流贯，新语言的丰采。
所谓“汲洋润中”，就是继续向全人类的智慧开放，从国外一切优秀诗歌中汲取营养。诗人有祖国，但诗歌是没有国界的。外国诗歌中的经典、精品，传达的是人类可以共享的经验、情感和思想。这里所谓的“洋”，有西洋、东洋、南洋、北洋，并非只是欧美的“西洋”。世界大得很，海外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优秀诗人，以他们的母语表达其对世界的独特审美观照，承载着各各相异的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诸多思索与感悟，其多样性和差异性，无疑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对于“洋”的东西，自然首先要“拿来”。但“拿来主义”并非排斥弃用，而是铺垫、充实、改造、修补自己的传承，使传统在“润”之后更为光昌。“汲洋”将秉承我们自己的价值取舍观，不是完全模仿“洋”，不能当西方诗学观念的搬运工、装饰匠。如果迷失自我，将是可悲的失败，最后连自己是谁都找不回来，更谈不上魅力独特的中国诗歌的创造了。
所谓“深入当代”，就是要追随当代人的脚步，尽力更新以往的诗学谱系与诗论定见，真正去触摸当代生活内在的节奏、律动，思考关乎当代人命运的主题。应当承认，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那一代诗人诗作为我们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与美感经验，总体上可以“固化”为“历史”了，而“当下”的问题，“当下”的鲜活的、丰富的、动态发展着的事物，往往是这一代诗人更需要密切关注的。不要在民瘼国是面前沉默。不要失去忧生念乱、恫怀家国的可贵道统。自然，从艺术上讲，倘若你仍以过去的写作规则和文本范式来套住“当下”，将会有“落伍”之嫌。当今的一切，小至沙粒，大至海洋，除却已逝的，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桃花岁岁枯荣，人面年年不同。大自然、大社会、大宇宙，从未处于“终结”状态。我们已经获得的诗学知识和经验，大都适用于人类今天的知识水平和诗歌文化环境，却又不失其狭理、时理的存有，我们中间的任何诗人和批评家概莫能外。观念之嬗变，定律之飘移，经验之瞬历，人性之跌宕，郑重地考量着诗人们深入当下、掌握时脉而庶几留下灯火的能力。此外，在当下的创作中，诗歌所涉及的诸如信仰与生命、人性与诗性、及物性与抒情性、词与物、写作身份、母题变奏、知性诗学、诗歌生态等问题，也都需要有力度的理论与创作郑重地予以回答。
所谓“自主创新”，是诗品的试金石，也是诗人通向智慧之宫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诗歌创作的起点是“心”与“物”的交融。一首好诗的诞生，大致上沿着心物会通（“以物及心”或“以心及物”）—灵台投影（事象与心象）—生命体验（折磨与拷问）—激活想象（神游与玄思）—聚合意象（立象与尽意）—推至境界（精神隐现与悲悯情怀）的路径，从而具有鲜明的自主性特征，也构成一个诗人独创性的定力。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我们看到不少由大场面、大事件、大人物、大豪辞串缀起来的“史诗”，但白桦的新作《从秋瑾到林昭》[4]显然和那种宏大叙事迥然有别。诗人以一生的体验与赤子之心，和两个历史阶段的典型人物形象融为一体，“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诗里的秋瑾烈士是娴静的，“狂涛扑面，你亭亭玉立”，即便牺牲了，也“落入拌着血泪的泥土”而“静候另一个花期”；诗里的林昭饱尽伤痛也是极静的，即使“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她也甘愿“以自己受难的创痕/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诗人终以大悲悯和大情怀，翘望一个真实的黎明：“把黑色的白还原为黑！ /把白色的黑还原为白！ /还中国以真实！ /还林昭以美丽！”这种兼容士大夫精神与平民气息的古雅归趣，这种熔历史性、现实性、人性和诗性于一炉的现代书写，无须装饰与炫技，悲剧足以撼人心魄。我以为，这首诗会在当代诗歌史册上留存下来。
毫无疑问，每一个诗人都想写出大诗，都想向经典致敬，都想为读者提供新的诗意空间。对于许多诗人在古今融会、中西合璧上的探索，不管其成败得失如何，都应当持宽容的态度，允许试错，不以一事一诗而裁决他们。以近年来讥为“羊羔体”的诗歌现象为例。所谓“羊羔体”，是因武汉一位名为“车延高”的官员，写了诗且得了鲁迅文学奖，于是给一些诗界人士带来不快，贬之为由“新台阁体”蜕变的“新官员体”。我主张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就我有限的阅读感受，其一，职业身份和诗歌之间并没有对等关系。专业的、知名的诗人，有可能一辈子写不出足以流芳的作品，相反，官员、商人、学生、军人、教师、民工等非专业、非知名的作者，不是没有可能写出立于潮头的好诗。其二，诗歌史上就有“官”与“诗”两风流的诗人，从屈原到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从李白、杜甫到苏轼、辛弃疾，等等，无论是津要或贬谪，还是得意或失意，都曾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并没有被诗界除名，反而以不少经典鸣世。据粗略统计，唐朝80％的官员是擅诗的文人。因此，当下若有官员写诗，不必为此大惊小怪。其三，就车延高本人而言，其作品的确有不少应制之作，但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诗。在《厦门文学》2011年第11期上发表的组诗《时间等着尘埃落定》中，诗人把沧桑改写成苦难的《我们》：“饱尝风吹雨打、历经霜寒日晒/五味杂陈的酸甜苦辣浸泡出自信/挂起来，任来去无踪的风肆虐/一点一点把我们风干。”这是一种天目自闭、心无纷争的人生境界。他也以深爱面对土地的主人：“割一季稻谷就读一本书/帮太阳翻开泥土，每滴汗/睁着眼睛/看那些在牛身后行走的父老乡亲/牛用四条腿拉犁，他们/只用一副肩膀，抗住所有的艰辛。”在同期发表的诗论《李白从唐朝走来》中，车延高视李白为生命符号，作为物质存在的生命本体消失了，但作为特定符号本身却生命常在：“玉宇无尘，明月若镜。八千里路风雨，酹一樽酒洗尘。豪饮吐哺，须发皆白，只有吟出的诗句年轻着，没有一道衰老的皱纹……浪花走过来，拍了拍很长的湖岸，天真地问：李白会再生吗？”诗人愿以李白为拐杖，用浪漫写诗，用温柔铸词，即便以后身老沧州也要心在天山。可以看出，车延高和许多有追求的诗人一样，已意识到中国当代诗人应当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去走，再也不能完全被西方话语绑架，返而向传统、向经典寻找资源，试着从头再来，念天地之悠悠。
这真是丘逢甲《愁云》一诗中所言的“飞鸟犹知恋故林”！今日之诗坛，倒也不是说因“新”、因“自由”而与传统文化、文学经典完全脱钩，而是说，一个“对接”的工作的确提到了议事日程。最近一家刊物要我题词，我写的是：“向山海取暖，向经典致敬，向世界开放。”向山海取暖，以求与天地同呼吸；向经典致敬，以求永续风雅；向世界开放，以求大气盘旋。
三 对接传统
在我们强调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艺术创新的时候，谈论重新面对与接续传统，并非多余的事情。杰出的创造总是来自于对既往传统的认知与对接。深刻的反思绝非对己有成就的消解，而是拓展一个期待加入的阅读与创造的空间。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至当下，中国大陆诗坛发生过两次比较大的论争。第一次是80年代由“朦胧诗”引发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前卫者呼唤新诗的“现代化”“现代倾向”，守卫者强调“回归传统”，千万别“数典忘祖”。第二次是90年代后期由“话语权力”引发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前者指控后者“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分子的附庸”，后者责难前者落入了平庸的口语化、类型化、私密化的陷阱，双方的意气、义气、才气、火气曾一度同时燃烧，也都各执一端地涉及了“历史”与“当下”问题。
两次大的论争，从某种角度去看，着眼点似乎都是表层意义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也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
我们能不能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换一种思路，用理解、沟通、会聚、合作的姿态，用中华文化传统中讲求和谐、注重共赢的理念，用“传统”与“现代”可以链接的策略，去对待论争，对待传统的承继与现实的变异，对待诗歌创作中“思想”（因应时代）与“文化”（关联传统）的分离，从而真正使我们的新诗创作进入“浩浩荡荡”的脉流？
不妨考虑另一种表述，即认真研究现代性视域中的传统与新诗，包括“传统”在现代新诗型构方面可能起到的功能，以及相关的新诗人的文化角色承担和心理、心态的现代性转变。
我赞成余光中先生对于“传统”的意见：“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完全不反传统或者反传统竟回不了传统的大诗人，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一个不能吸收新成分或者一反就会垮的伟大传统。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它能兼容并包，不断作新的综合。老实说，一个传统要保持蜕变的活力，就需要接受不断的挑战。用‘似反实正格’来说，传统要变，还要靠浪子，如果全是一些孝子，恐怕只有为传统送终的份。”[5]这种对于“传统”的清醒和勇于创新的活力，正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应当说，我们在现代性视域中看待传统和新诗，不能不看到中国新诗是一个世纪性的文学现象，换言之，它发生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成长于从文言到白话的词语转换，连构于文化形态及结构的现代性进程之中。这样，如果要谈“传统”，似乎更应倾向于回到世纪的脉络与现实的情境中来认知与定位“传统”，看一下“传统”对于现代人意味着什么，“传统”的相对意义，“传统”在现时代的功能、作为、角色以及具有的潜在影响和动力资源。
如此看，我以为“传统”之于中国当今诗歌，在纵向坐标上，有三种“传统”，即远传统、近传统和新态势。远传统是指历史久远、无比辉煌的古典诗歌，对此毋须赘述。近传统，是指白话诗起家、贯穿“五四”新文化精神、将对于民族命运的感伤与对于人类文明进化的信念结合起来的诗歌景观及价值取向，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而从“近传统”中又所以要特意分出一种“新态势”，是因为整整前80年的诗歌，总体上处于“以观念支配生活”的时代，意识形态发挥主导功能，二元式是非判断居于诗歌论述的核心地位。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追求诗学观念与吟咏格调的高度一体化，失去了诗歌个体之间或社团群落之间的“差异与选择”的可能性，即使到80年代，诗歌的基调也是昂扬、进取、线性、进化的，主流可以表现为某种现实或浪漫的形式（所谓的“朦胧诗”亦可作如此观）。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开始，社会、文学、诗歌急骤转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开始由“教化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一个差异、分化、挑战与选择的时代。诗界不再步调一致，统一的太阳破碎了，一个中心、一种主义、一个兴奋点的价值景观不见了。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现象：一是“诗歌精英”的“先知”地位得以消解；二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开始打破；三是个体化的、自由度更大的感性欲求与现代诉说得以凸显，尽管尚嫌肤浅、鲜见力作，毕竟是所谓“现代”之所以为“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而面临21世纪，面对社会的现代转化，头脑清楚的诗人们如何在个体信仰与公共价值之间找到自处之道与抒怀方式，亦构成了这种“新态势”的新问题。
我多次讲过，时下的诗坛是“作品铺天盖地、精品寥若晨星”。然而，人们往往容易把表面的繁华当成骄人的成就沾沾自喜，漠视这种“新态势”遮蔽下的贫困。历史的新机缘并不能成为造就大作品、大诗人的直接理由。冷静地看，不难发现许多作品缺乏艺术和文化的底蕴。这和不少年轻诗人漠视传统的价值有关，优秀的“远传统”与“近传统”极少进入他们的视野，更谈不上如何拥抱传统、对接传统、深入传统了。
必须承认，在远远近近的传统中，出现过也存留着一大批诗歌经典。这些“经典”，是以特殊的震撼力把思想与艺术的种子留在后人心田的诗；是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的诗；是经得起反复重读并每一次都如同初读时那样新鲜、会给人带来发现的诗；是从愿望状态进至审美状态，以悲悯、忧患、与苦难抗争的气质既拷问灵魂又安顿灵魂的诗；是走向高地之后对长空的浩叹、对大地的洞悉、对民生的关爱的诗；是随时触动集体的深层记忆，并足以成为个人的座右铭的诗。在今天，穿越历史的烟雨而接纳、汲取、激活这笔艺术遗产，是我们新一代诗人无法绕过、不可或缺的选择。
以重读经典切入对接传统，并非意味着回归过去的一切，回到只重“教化”亦即“以观念支配生活”的年代，回到只停留于“子曰诗云”而发出一厢情愿、一味怀旧与感叹的岁月，回到从内容、格调到型构高度统一的模式。在这方面，很可能越是高标“国风”，越是互称“大师”，越是云里雾里，不着边际——因为没有真正进入“诗思抒怀”的脉络，没有真正找到时代问题、现代情感的入口处。链接传统，不能只讲“文化”而不讲“思想”，不能只追溯“传统经验”而忽视“现代问题”。“思想”本质上是因应时代的产物。在争取现代性的过程中，世态变了，山水变了，笔墨不得不变。现代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真正学会自己思考，思考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进中如何触摸国家、民族、人群的脉搏，思考从思维方式到艺术方式的变革，思考以独特的、个性的、原创的话语去诗性地解读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灵魂状态。就此而言，现代性视域中的新诗，不应再是玄学的符号或摇头晃脑的游戏，它是更感性的，也是更理性的。也因之，盲目的保守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诗歌的保守主义行不通，那么，激进的进化论就能“与时俱进”吗？也不一定。在有些人眼里，似乎“新”的总比“旧”的好，“今天”总比“昨天”强，带“革命”前置词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总比过去的潮流更先锋……这样线性的、进化的观点用于自然科学、技术发明有其合理性，但并非完全适用于诗歌艺术。“有些现象只能从最高点来予以看待；而从最高点来看，诗歌是永恒不变的。在艺术中没有涨落。人类的天才总是盛开着的；从天而降的雨并不会给这个大海增加一滴水；涨风只不过是一种幻象，海水在彼岸上涨才在此地下降。”“无穷无尽的活动空间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创造。艺术之作为艺术，就其本身而言，既不前进，也不后退。诗歌的变化，只不过是美的事物有益于人类运动的一些起伏波动。”[6]这是雨果在长篇论文《莎士比亚论》中的论述，是诗学大师对艺术的大彻大悟。现代性视域的新诗，其运行的过程是美丽的，有时是悲壮的或混乱的，但不宜轻率地宣布“一年更比一年强”。在20世纪，与“现代性”相维系的新诗，也如同大海一样，每一时段、每一水系都要讲完它要讲的或咆哮或轻柔的话，然后，大海照常又以它安详的威仪和总体统一的无穷变化，重新开始波浪跟着波浪的运行，同一个大海，不同的声响，彼此连贯又彼此呼应。艺术中深邃的奥妙就在这里。明乎此，我们大可不必“争‘后’恐‘先’”，重要的是创造大诗、精品，一切皆属于艺术。
这样，在现代性视域中。传统是不会断裂的，新诗是开放的——不仅向传统智慧开放，而且向全人类的智慧开放。诗人作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人，有自己的祖国；诗歌却是从圣洁灵感腾逸而出，鼓翼而飞，游动如岚，超语言、超国界的人类心灵的密码。凡是诗的，总会像一种感应的电流，使分散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人们获得温馨的思想上的共鸣。因此，在现代性的视域与语境中，我以为，第一要反对诗歌文化霸权主义；第二要反对诗歌文化关闭主义；第三要反对诗歌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因为这三样东西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我们主张海纳百川。我们鼓励和而不同。我们期待时空共享。杰出的诗作既是一个民族真实形态的心跳，又会超越单个民族的全人类意义。
最后还是回到如何对接传统上来。传统是巨大的资源，是繁复的网络，是积累前人智慧的奔流的长河。它必然期待一代又一代人的融入。融入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姿态，是以“现代”检视“传统”、又将“传统”汇于“现代”的古今互证、联动。这种互证、联动，可以作如此简要表述，即倚仗文化本源，立其主体；参验外缘学说，变其观念；把捉现世脉动，求其节奏；鲸吸绝壤殊风，活其意象；取融古今律吕，出其心裁；发越迎向未来，张其新帜。我还愿意指出，对于华文诗坛而言，维持现代通用中文的标准和优雅，无论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还是海外的华人聚居地，各国的唐人街，都同样重要，否则，既无法读懂先贤的诗文，也难以使今人有心灵的沟通。我们的新诗是民族的、世界的，在传达现代情感时，还是要适当保持对标准中文的坚持和平衡，蓄意生造新词、滥用方言、放肆俗语都不可取。这也是诗歌文化生态所必需的。
当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深信，作为诗歌薪火传承者和变异者的当代诗人，一定会在现代性视域中对接传统、深入传统，最终我们也将成为传统中自由的元素。
四 再说“经典”
我们都拱着生命之火，一代又一代，向山川大地献上些许温热，一旦躯壳成了灰烬，亦渴念能化入泥土，化入泥土护出鲜花。
我们都望着万家灯火，寻找几颗灿烂的明珠，点亮无数人的灵台方寸山。
这火、这灯、这明珠，也可谓我们华文文学“经典”的文化隐喻。“经典”问题是华文文学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不管目前华文文学的GDP如何突飞猛进，有人文内涵、哲思底蕴、审美价值的作品，始终是我们恒久的地标。
“经典”乃典范性书籍，古时为圣贤之书。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五经”指孔子所治的《诗》《书》《礼》《易》《春秋》。到了唐代，“五经”扩大为“十三经”，成为人文学的大典。这多少可给我们一种历史启迪。也就是说，“经典”往往是一面顶天绝壁，立言立德，以骨为钉，有为世人镌刻文史的价值，而不能像当下让市场以“排行”“畅销”为自己加冕——纸上的风暴不可能立即奠基为“经典”。百年华文文学之“经典”，该是创作主体与历史、社会、时代内在关联的通道，是典型文本与价值意义之间的衔接，是离散状态下从生命到心灵的全方位救赎，是足以支撑华人精神层面的尊严、文学自信的建立和表达方式的特异的亮丽风景。中华文学的“经典”，需要经过沉积，在特定的时空间生长、衍传而成为一座文学碑林。
文学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阅读的仪式——挑选经典的过程。对于可以入“史”的经典作品，我以为需有以下几个必备的条件。
原创的，即对文化/文学发展有建树意义的，有较高的认知价值的；
“归赵”的，即曾经被遗忘、被埋没的文学精灵，经过打捞和触摸，让在历史风雨中变得模糊的作品恢复真貌，让在泡沫中被随意抛却的珍珠“完璧归赵”；
积淀的，即长时期能受到普遍关注的，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阐释的，一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讲不完的红楼梦”；
“张力”的，即作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标识，能以陌生化的形态，体现“这一个”，体现中华文化经验与人类普世价值相绾结且呈示张力的；
艺术的，即鲁迅说的“技巧的上达”，能将粗糙的生活经过“审美中介”，转化为能打动人心的、精美的语言表达。
如符合上述条件，那么，在远远近近的世界华文文学传统中，可以选出一些不难“存活”的“经典”。这些“经典”，以特殊的震撼力把思想的和艺术的种子留在后人的心田，以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触动华人族群的深层记忆，以持久的艺术魅力让人们咀嚼回味，并能以不断的“所思所想”去寻求真实的价值，进而由“学术”承担拷问。
当然，挑选“经典”应当实事求是。不可能用某种先验的“论”去设套。不可能用“当今”的标准去过访“往日”的叙述。就华文文学领域而言，不能要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产生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海明威、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卡夫卡等一类的大师——他们既无法复制，也并非同质。有鉴于此，是否可以考虑在“经典”问题上，再做一下具体的划分，即把“文学经典”和“经典文献”略作区别。一般讲，“文学经典”肯定列入“经典文献”，但“经典文献”不一定统统可称作“文学经典”。比如胡适先生的《尝试集》，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称其为第一部新诗集，非也。事实是，1920年1月，上海新诗社就编辑出版了《新诗集》，这才是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则初版于1920年3月，至1922年10月的第四版方为定本，收新旧杂陈的诗63首，只能说是他第一部个人的白话诗集，艺术上看，是过于“大白话”，且较多为早期印记，够不上“文学经典”。但《尝试集》的文学史意义，就在“尝试”，是研究华文文学绕不过去的“经典文献”。再比如，我们追溯海外华文文学的源流，不能不注意到以往被忽略的一位作家与学者——陈季同。此公1877年起，先是作为中国驻外使馆成员，后又入外国名校深造，通数国语言。前前后后，他用流利的法语写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故事》《中国戏剧》《中国人的快乐》等普及读物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又写了一部名叫《黄衫客列传》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将唐代传奇《霍小玉传》进行了现代性的话语转换和情节改造，眉英英其露爽，语侃侃而慑人，既是“文献”，又可堪称“经典”。
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文学经典”的淘洗，窃以为既不能盲目地道德怀旧，也不能一味地历史虚无。对于在华文文学发展史上起过作用、产生过影响的重要作品，我主张以既严格又亲和的态度去对待、去解读。这里，有专业的尺度，有伦理的尺度，有文献的尺度。在解读过程中，宜取“四重”“四法”。“四重”即重读作品、重审文本、重说问题、重究意义；“四法”即历史还原法（联系移民史、精神史、心灵史、创作史和接受史的背景）、文本剖析法（考察其诗性表述，且有独到的切入角度）、多元阐释法（寻求多种可能性，展开多重对话）和兼容并包法（尊重“异”，包容“另类”）。
坦率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是作品铺天盖地而精品寥若晨星。真正经典式的作家作品，在中国当代一时很难找到，找不到曹雪芹、鲁迅，找不到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就停留于此。我们有辉煌的过去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有充满挑战和生机的当代。
这样，若是论及对古典的回响和高标杆的追求，当代文学正走在通往经典的路上。即便是当下呈现某种四面喧哗、八方嘈杂的状态，也存在产生大作品的可能性。我们有相当多的作家是努力的，是用心血去探索、去书写的。那些有意义的创作往往朝着以下四个维度展开。
其一，历史文化的维度。经典的作家作品，具有穿透历史文化的目光与叙事。历史学要求书写者遵守史实、史识、史德和史笔的准则，文学则有所不同，更多地要求作家通过一个个侧面，一个个时段，一个个事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及其文化心理，去折射历史文化的身影。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真诚地确信，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存在于历史的深处，存在于文化的底层。小说通过对边缘地伊斯兰宗教中的哲合忍耶——一种穷人所信奉的宗教的历史与教义的叙述，传达了历史地形成的民间理想，呈现了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美学观念。作家对自己十分克俭，却把《心灵史》的80万元酬劳，亲自捎到中东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莫言的《丰乳肥臀》，从女性的角度，透过母亲含辛茹苦地抚育一个又一个命运不同的儿女，在风雷动荡的年代展示了生命的力量和母性的伟大，进而阐释了历史和现实世界。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以一位百岁老人断断续续的回忆，成为一部中国现代史起源的民族性寓言，不仅对传统宗法制的垂死状态予以洞察，也对启蒙主义理想遭到的困境和失败做出了诗性的考辨。而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则通过从曹操到农民暴动直至“大跃进”等的历史轮番变幻，用一个个被扭曲变形的人物死而复生的笔法，让历史在重复中自行解构，对那些乌托邦神话进行了清理。毫无疑问，重视历史文化的维度，成就了作家们的“反遗忘”写作，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存留下来。
其二，生命体验的维度。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一个严格要求，是看作家能否把自己的生命与艰难却又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作家在创作中，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生存感悟，但这种体验与感悟，又应当超越自怜自恋、怨天尤人，走向绵延的群山和无边的荒原，触摸发自内心的滚烫的血液和真实的感受。这是作品最需要的隐秘维度。张洁为《无字》这部作品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小说写一个名叫吴为的女子所经历的种种折磨和羞辱，在感情上承受着被出卖、被恶斗的漫漫长夜，最后在树还绿着的时分，生命提琴上末尾一个和弦，悄声无息地消失了。人们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这个与文字结缘了几十年的女人，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东西一件也找不到，可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了。这是生命的浩叹：像鱼儿游回大海，回到生命的始地。作为残疾人的史铁生，他的《我和地坛》，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所思所想，全部叙事与抒情，都围绕着有关生命本身的问题：人该怎样看待生命中的苦难？一切不幸命运的残忍和伤痛从自我中抽离，融入众生共同需要面对的大存在之中。而生命体验的维度，自然也包括了心灵拷问的内容。在这方面，巴金的《随想录》无疑是一个典范。这部长达42万字的散文巨著，反思“文革”又反省自我，贯穿着剧烈冲突而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其间的人生反省和内心追问，也体现了这位文化老人对历史和未来更多的忧患。这不啻是生命体验中人格的一种高境界。
其三，艺术上达的维度。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就比较强势，这同实践理性的思维习惯有关。反映在创作上，“以物观物”也往往胜过“以心观物”，造成大胆虚构、充分想象的能力相对薄弱。而文学叙事，本质上是虚构的，在“实”的基地上发射出丰沛的想象力的子弹，向艺术的靶心爆发诗意之光。因此，经典作品十分重视审美的中介，重视“实”与“虚”之间的艺术转换。这种“转换”，要求由浅层的触知向深度的感悟层递，由外体验向心意结构推进，由混沌的情绪发散向飞升的生命模态转化，其间离不开卓尔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之所以比一般写“雨”的散文高出一筹，就在于他这个“雨”不是看的，而是“听”的，且“听”出一种“冷”的感觉，那样的淅淅沥沥，潮潮湿湿，而且缠缠绵绵。一条“从金门街到厦门街”的叙事暗线，无疑牵动了他的生命记忆，他那郁积的乡愁。散文中运用了古典的听觉之美，加上一系列李清照式的叠词结构，语言富有弹性、讲究节奏，让读者感到他从“听雨”的瞬时性中，传送出内心律吕的持久性。可见，以往“思想第一、艺术第二”的说法是过分的欹斜。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成就大作品的作家而言，“艺术上达”的要求应当是绝对的。倘若没有厚实、饱满、高超的艺术冲击力，很难形成“经典”。
其四，神性体验的维度。当代文学中，最接近神性的，往往是我们对时光的体验：出生、爱恋、衰老、死亡。我们在明镜中体验着四季流转，在文字的节奏中感知时光的消逝。作家则是时光的管理者和语词的绘画师。而这一功课，常常会在接近神性而非经验中进行。神性能让经验鲜活起来，澄清、阐述和揭示那个未知的世界，那些神秘的东西。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写的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村，这里不乏残暴与血腥，但人间的浊气又被天地吸纳、消融；这里的沧桑充满人性与兽性的恶斗、善良与邪恶的搏击、保守与愚昧的共犯，一切的一切又都在“奔跑”“流浪”“聚会”“停摆”中翻来覆去，连鼹鼠也能精灵般地集体推动碾盘旋转。待到小村在工业开发的炮声中崩溃，小村人又像前辈一样重新流浪，重归大地，融入造化而激发出“宝驹腾飞”的生命力。小说穿插种种浪漫传奇，气氛神秘，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凡得天地之精气与自然之清明，于人于事会生生不息。神性体验又往往表现为生者对死亡这一未知世界的念想。自称已活到人生边上、年过百岁的老作家杨绛，自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淡泊和平常心。她似乎与亡灵一起经历死亡，又用奇特的笔触表达了高尚的情思。她写道：“锺书（即她先生钱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7]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 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在《我们仨》中，杨绛说：“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里没有。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8]杨绛与天国对话，如此的素心丁香，如此的超凡脱俗，那是可以感动上帝的语言。
如果同时拥有上述四个维度，肯定有望炼成经典。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家来说，自然有相当的难度。但尽可能地汲取经典的元素，则并非苛求。用了22年时间写出400万字的《你在高原》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家张炜，对此保持了头脑的清醒：“我从来不认为我写了这么多，我就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很可能经过50年、100年，我的作品用时间来鉴别很差，我也一点儿办法没有……我希望作家笨拙一点稳健一点，走得健康一点，走得远一点。”[9]
时间永远是“经典”的试金石和过滤器。
五 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
古、今、中、西之间，最重要的是“今”，是当代。没有今，没有当代的价值判断，没有当代人的思维和精神，对许多文学问题会抽象不上去，也落实不下来。
东、西、南、北、中，最重要的是东，是长江大河的流向和归宿，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寻找梦想的场域。诗人又是天生的向太阳的寻梦者。
在文艺界、诗歌界、学术界，人们都喜欢谈论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文化和文明的异质性或不可通约是客观存在，本身没有冲突，真正冲突的是文化和文明的价值判断。这些年诗歌界重视跨文化的对话，对话深入下去，就发现，如果彻底瓦解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迁就对方的知识结构，我们肯定要犯中国文化的“失语症”；也悟到，尽管强调对话，但更强调的不仅是认识别的文明，而是更加重新认识自己。多年大道走成河。余光中、痖弦从“走向西方”最后又“回到东方”，前卫的洛夫、罗门也要给李白、柳宗元“打一个电话”。但我们的一些诗人和作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却显出心态上的膨胀，咏叹之作呈现一种“泡沫性”和“仿制性”。所谓“泡沫性”就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无限放大，所谓“仿制性”就是对西方的表达方式亦步亦趋。两种倾向均不可取。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当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的确关涉今日中国诗歌文化之走向。然而就目前而言，两者“统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因为事实上，今日的中国诗歌离不开“西化”和“化西”的两难命题，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企图之间存在着紧张。这样，中国当代诗歌究竟要不要择取人文性资源和运用本土化策略，虽然不是美学问题，却应从诗学的角度提出来。
我以为，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学创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于资源的汇聚选择、利用和转化。对于当代诗歌来说，我们具有丰富的人文性资源，那些传统的理性智能与感性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把共同的、永恒的东西显现出来。
其一是思想资源。在我看来，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传统，应当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思想资源，予以传承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崇本息末，中国志士仁人的“无恒产而有恒心”，总以国家民族大群之盛衰、兴亡为怀，这一不可征服的脊梁，维系着黄土地上万千群类和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00年在北京发表过一次演讲，认为中国文学史始终表现出一种感时忧国的使命感，近现代也连续不断。冰雕有海涛的波纹。感时忧国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深远传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蚌痛成珠”构造了从古到今大诗人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可以注意到，池鱼思故渊，当代已有一批诗人表示出一种朴素的意愿，即从民族的人文传统中寻找自己创作的基石。在全球化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企图日益被人们识破的情况下，民族性的文化自觉和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也要求精英阶层能承担起维继民族文化的使命。然而当代的现实是，多数技术官员在文化上是中立的；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学者、教授、作家在人文科学中的力量十分薄弱，其影响力微乎其微，处于边缘地位。全球化、“后殖民”语境能成就一大批专业精英人士，成长出一群又一群被齿轮绞成碎片的文化动物，而要产生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阶层则相当困难。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性的文化病症。
当代诗歌与文学何为？需要“三拒绝”：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需要“三呼唤”：呼唤人文理性，呼唤重读传统，呼唤民族的自主性和诗歌的本体论。这就需要接续中国人的文脉，吸收传统思想资源的养分，且进一步盘活和翻新。
其二是美学资源。“美学”一词从西方引进。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学者，历来不认为中国有完整的哲学、美学体系。西方诗人也从来不承认中国有什么诗学、史诗。他们用一种“主体通性”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美学、诗学，既出于知之甚少，也存在一定偏见。
如果说，西方美学是以二元对立为哲学基础，以抽象思辨为思维方式，以想象性活动为实在内容，以建构“形而上”的体系为终极目标；那么，中国传统美学则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感性体悟为思维方式，以人生实践与审美情趣为真实内容，以入微的观察和灵动的艺术并呈“片断”的形态为叙述点燃光亮。先秦美学可谓中国诗学的一大源头。沿着“思无邪”的思路而倡导先善后美，以善制美；强调“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寻求主客交融，共感心会；主张“中和”而归复生命的本明，意象的化生；从“知味”“辨味”到“治心”“养气”，确认了体证生生，生生之韵；而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诗性文心，又导向了辩证且审美地处理文质因袭、言意、形神以及多少、大小、远近、高下、浓淡、粗精等多种为艺之道。中国历代文人诗家不求深奥、蹈虚、体系式的美学概述，却视诗学（广义的或狭义的）为生命之学、心性之学，是自主的行为、人性的修炼和审美的投射。
上述美学资源相当久远，且在其深层处，可与今人心灵暗合、相通。当代诗人于坚与评论家谢有顺有过一次关于“文学是慢的历史”的对话，于坚说道：“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代，每一个人想的都是中国古代那一套肯定是完蛋了，被踩在脚下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摧毁过去的一切，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但是，三十年后，书店里重新摆满了《论语》，我读里面的很多东西，觉得它就是一种真理，过去的真理根本就没有失效，你现在读这些，会使你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更智慧，比清朝更有效。”[10]不只是《论语》，还有《老子》《庄子》《礼记》《乐记》《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原诗》《艺概》等，及至《饮冰室诗话》《人间词话》，汇成美学的星空，诗性的智慧之光何其灿烂。对于如此丰富的美学资源，万不可以“碎片”而等闲视之，也不能从“技”“器”“用”的层面去打理，需要从“精”“气”“神”“体”上来内化、再生。
其三是语言资源。当代诗运用的是现代白话——活在当代人唇舌上的语言。一般来讲，进入诗中的现代白话的语言资源，有历代话本、日常口语、欧化白话、市井白话、民间话语以及多民族的话语。一时代的诗歌生命，正是依靠能用活的语言去表现情感和思想。然而，白话落实到纸面，仍是中文汉字。我们现在面临着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本土的诗歌经验和语言文化的危险，最让人担心的是汉诗的语言的西方化。这与我们对自身的语言资源缺乏认知有关。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仅仅从语音的角度就认定中文是没有能指的语言，此乃大谬。殊不知，汉字以象为本，是一种具有鲜明感性特征的视觉符号、语言符号和生命符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埃及的图画文字，苏马利亚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还有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都拼音化了，唯独汉字作为形声互动的符号和显示感性信息的语码，不仅存活至今，还为诗性智慧和人文精神的霏布滋蔓提供了沛然的可能。从古到今，汉语所具有的多义、弹性、隐喻、佯谬、张力乃至以音系联、谐音游戏等，都显示了语言的非凡魔力。像“鸟”字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栩栩如生，而枯燥抽象的“niao”与之就没有可比性。
在汉语诗歌表述上，“字之多义”足资传送“情至多绪”，也很难用西方人的实证法来寻辨文理。如“断肠”一语，是西医用手术刀切断了大肠、小肠或直肠吗？显然不是。在蔡琰《胡笳十八拍》中，“空断肠兮思愔愔”，“断肠”是极言其悲伤之情；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断肠”成了倏忽间的一阵欢喜；在李白的《清平乐》中，“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断肠”传达的是因香艳而销魂的感性迷狂；而在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愁肠寸断之人，浪迹天涯倍思乡，一语“断肠”而尽得风流。而大量各具风采的各地区的民间语言资源，更证明了“有限”的汉语能指“无限”的诗情意绪。况且，外来语言进入汉语以后，汉语对其有强大的改造功能和灵巧的更新功能（如“康桥”“翡冷翠”“粉丝”等）。
时至今日，汉语越来越丰富、出彩，中华文化在抵制英国化、美国化的过程中，汉语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力量。英文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工具，而汉语才是我们母性的声音，是真正的根。遗憾的是在年轻的一代人中，“计算机失写症”一族的队伍日见扩大，网络诗歌中汉字、拼音、英语混杂使用并力主“怪、错、别”，语言环境被污染，越来越令人焦虑。要获得主体性，首先要对汉语自我认同和自觉活用，这也是当今诗歌必须正视的一大课题。
本土化策略在中国文坛具有天然的特长和优势。择其要者，我们至少可以进行下列的探索。第一，发掘与整理丰富的古典文论资源，由当代意识启动而自铸新词。第二，探悉属于中国文化母题性质的诗话诗语，寻求其“变奏”的规律，重新获取生命力和转化力。第三，研究中国诗歌中的生命情调，并由此考虑中国人的思维习性与基本品格的当代体现。第四，在中国特殊的文学语境下，通过细读古今名篇，而获得诗作如何“以小见大”“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第五，对超出本土范围的相关性文学问题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文化碰撞中“穿越西方中心主义”。
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其实是指向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学建设的核心价值。如今的“多元”状态，既证明了开放的图景，也期待着“一体”的流向，那就是作为理想、精神承担者的当代作家和诗人，努力以“中国产品”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再一个百年太久，但愿只争朝夕！
六 愿礼义之光照亮自己
中国人寻求哲学的智慧，找到的是诗。诗性、诗意，体现了有品位的艺术和审美，往往是许多人心目中足以战胜生命的苦恼和生存的焦虑的力量。这是我们千百年来所珍视的精神文化。在诗意的陶醉中，在诗性的感悟中，精神主体有可能达到和绝对深度相通的境地。
不过，人们总是务实的。从现实生活的眼光来看，诗、诗意、艺术和审美，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认为诗人是疯子、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诗意是幻想、梦呓，这不奇怪，连那个大哲学家尼采也承认诗和艺术只是梦和醉，甚至是一种“谎言”。这种观点很容易被芸芸众生接受。但尼采又强调了问题的另一面，或者说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通过诗和艺术对实际生活的美化，我们才能“负载着渡过生命之河的不再是永恒的缺陷，我们倒以为自己负载着一位女神，因而自豪而又天真地为她服务”[11]。
在寻求诗意、寻求诗性智慧的路上，不会有现成的答案。诗意、智慧要通过创造赋予其意义，这正是人的一种形而上的能力。中国人没有这种能力吗？既然我们能用3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世界经济的奇迹，既然我们出现了，也认知了经济这只凶猛的老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的垃圾，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再发力于文化价值的创造，再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发力于诗意人生的构建，为自己创造一个意义世界并真真切切地生活在其中。人，中国人，才会真正觉得自己是人，是光明、健康、灵魂高贵的中国人。
有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在浙江省台州市一个社区的门口有个“自助售奶摊”。摊主名叫阿更，是个养牛专业户。他每天忙里忙外，给奶厂和订户送牛奶；零售牛奶，就留在这个摊位上自助销售。上面挂着一块“安民告示”：“客户们您好！卖牛奶老板送奶去了，塑料盆底下找零钱，请记好自备零钱，谢谢合作！”告示上还留着阿更的手机号码。如此一份告示、一桶鲜奶、一盆零钱，竟然15年来的卖奶钱分文不差！还有，客户一旦发现牛奶变质，阿更包退包换，并亲自上门道歉。
这个小小的故事发生在小民百姓身上，却是一则感动人心的预言，一个不错的文学题材。它道出了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处世原则，也成为诗意中国的一个缩影，一个节点。阿更的诚信或许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出于健全的信用制度的要求，出于对传统道德规范的恪守。
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世界运行到高度商业化，并将“富豪榜”与“娱乐至死”奉为圭臬的今天，我们用什么去拯救被败坏的精神世界，用什么去重构被打碎的道德法则？我们每个公民的心灵深处始终是中国人，那么，社会要进步，文化要发展，生活要诗意，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根，寻找能维系人生命与生存的准则。
在中国人历来的、富有诗性的准则中，我以为，从人性到文学呼吁并强调“礼、义、廉、耻”十分必要。这是抽象、细微而又坚硬、灵光的准则，是能让心灵震撼而趋于理性的准则，可以统御我们的生活和艺术。
礼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有多义性。祭祖、敬神以求福，讲“礼”；规范社会行为以法度，讲“礼”；示人以曲，敬人的言论与动作，讲“礼”；示以隆重的仪式，讲“礼”；有所贤而仰之，讲“礼”；典籍《礼记》《仪礼》《周礼》，被儒家奉为“三礼”；等等。应当说，“礼”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个人行为和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的行为道德规范，在宇宙、自然、人生的理想秩序中安顿社会人伦关系，安抚在时间长河中无岸可靠的失落与沮丧。“礼”既是基于神圣道德律令的一些规范，也是对社会秩序、人际交往乃至文学活动的一些操控，它在世俗中确认神圣，又在神圣中显示实用，要落实到社区、宗教、民间及文化实践。“礼”之于实践，不是仅仅限于礼仪场合，不是靠一群礼仪小姐来支撑门面，它弥散到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乃至一些细节。记得我上北大时，新学年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的演说，开口是“兄弟我……”校园里遇到他，同学们鞠躬问安，他也是开口“兄弟我……”使我们这些晚生备感亲和。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陪同一位美国教授去拜见钱锺书先生，在先生简洁的客厅里作了一次长谈。清茶一杯，递茶续水的是端坐在客厅一角的杨绛先生。她只是莞尔而笑，从不插嘴，那份雅，那份礼，给人很深的印象。客人提出想见见北大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的青年学者，钱先生说了“张隆溪”的名字，并马上进书房手写了一封推介信，抬头是“隆溪兄”——张隆溪当时不过才30岁出头。钱先生如此登崇俊良，器重贤才，既是自谦，更是古典的“礼”的垂范。
义 “义”有普世性，在道德规范上要求奉行正义、公平、博爱无类、崇尚节操的原则。在中国人的话语及文学作品中，“义士”“义气”“义方”“义师”“义举”“义勇”“义理”“义无反顾”“义不容辞”“义正词严”“舍生取义”等，都体现了正义之气要见于神色、赋于行为，反之，则“多行不义必自毙”。
“义”在患难之际是个试金石。汶川大地震时，感人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位老妪抱着小孙子，在天崩地裂的紧要关头，她把孙子推了出去，自己被砸死了，但她心甘情愿，很安宁地行义，献出自己的生命保住后代子孙的生命。在当今，以文博名、以名弄权、以权谋利、以利夺人之风还见得少吗？“义”之清正尤为珍贵。这不禁使人想到有个“既痴且坚”的义士刘节。此人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高足。“文革”黑云压城之时，失明多年、时年77岁的陈寅恪已成为中山大学批斗的重点对象。造反派要抬陈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夫人知道体质虚弱的陈先生若是真要被抬出去，很可能保不住老命了。她试图出面阻止，却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此时此刻，陈老的学生、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刘节闻讯赶来曰：“我代表陈先生去挨斗！”批斗会上，刘节被轮番辱骂、受尽殴打，造反派竟然还问刘节有何感想。请听刘节凛然作复：“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挨斗，很光荣！”话音一落，其时已是66岁的刘节招致了更猛烈密集的拳打脚踢。“光荣”二字，何等义比天高、气壮山河！刘节永铭终身的是“我不能忘恩负义”，当年学业上受益于王国维，在精神与气节上则效法陈寅恪，1929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正是刘节牵头含泪请陈寅恪为王国维写下了著名的碑记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共光。”
廉 廉即廉洁，勤俭。李商隐《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孔子当年感叹“礼崩乐坏”，并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人入主中原之后，目睹商末贪腐成风，以周公为代表的执政集团，总结教训，训诰“用康治民”，倡廉勤成为最大的政治。金文中诸如“虔夙夕”“恪夙夕”“奔走夙夕”等文字屡屡可见。《诗经》里也多见“夙夜匪解”“夙兴夜寝”“不懈于位”“无恒安处”等词语。西周时要求人们“敬明乃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达到真心诚意，从而也形成了倡廉反贪的一代风尚，奠定了中华民族道德伦理型文化的基石。到了唐代，武则天颁布过《臣轨》，其中有“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等内容。不过，许多朝代的“倡廉”往往停留在口头上，为体制所限，为利益所驱，贪奢之风屡禁不止，有的朝代甚至愈演愈烈，真正的清正廉洁之士凤毛麟角。一生“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骂过嘉靖皇帝的海瑞，74岁以老病之身殁于官舍，他人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存俸金八两，旧衣数件。海瑞之廉俭，常人难以置信，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一破席，盖夫人旧裙，以至有道学家攻讦他“伪”。北宋的文豪范仲淹，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人生准则。位居要津后，若无宾朋登门，自己吃饭仅有一荤，妻儿的衣食也基本自足，从不受贿。自然，今非昔比，但清廉节俭是国人的传家宝，也是文学家的座右铭，丢掉了，现实的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
耻 羞愧，羞辱之谓也。《吕氏春秋·顺民》有云：“越王苦会稽之耻。”《盐铁论·能言》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耻”，主要是要知耻。汉语中有“耻格”一词。《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人遂以“耻格”表示懂得羞耻而归乎正道。“人之初，性本善”，但中国人的一生中，没有出现过完人、圣人。每个人即使正确，那也正是占有了真理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每个人都摔过跤、犯过错、有过误。以自己为例，虽然大半辈子没有大过，但也有许许多多人生败笔，如“大跃进”时为“小土群”烧过火；喊过“人民公社万岁”；“文革”时期，半夜起来跟着欢呼“最新最高指示”；也在不同时段“遵命”起草过错误文稿；等等。这些斑驳印痕照出了自己的卑贱。或许，我们应当学会不把正确、伟大揽到自己身上，也不把责任、失误推给别人。知耻，是卸下灵魂包裹的手术刀，是洗礼，是除瘀。要知耻，就得反躬自省。今天，在文学界，为何非要赚大把的钞票、争更高的职位、获更多的拥趸、得更多的利益？为何非要为了推销自己的作品，用不明不白的钱请批评家赴豪宴？为何不是“且耐清寂读我书”，非要每天发送在哪里找乐子的微博？为何非要热衷于开大大小小用空话、套话、废话填满的作品研讨会，并自称是“代表人民写作”？为何非要为蝇头小利造假、为不仁不义撒谎？知耻，要有忏悔意识。忏悔就是记住历史、记住教训，才会有精神的升华。这不仅对于个人，甚至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德国当局和主流民意对法西斯战争深刻知耻，并将反思付诸行动，故而受到世人尊重；相反，日本右翼政客屡屡不承认侵略他国、殃及邻邦，还不断制造事端，其后果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样，今天的中国，那么多媒体导向在让国人向钱看，在漂亮的口号下炫富，还有多少人去反思我们付出的代价，去用温热的笔墨唤醒沉睡的良知？去考量如何建设一个人心向上的社会？唯有从上到下有“耻格”，才能让笨愚的心灵得以聪慧的提升。
“诗意中国”象征着文明的进步。文明进步所必需的礼仪、修养、正心、优雅品位，在崇礼、行义、廉洁、知耻的“礼、义、廉、耻”四个字里都被概括了。当年苏东坡在向高层推荐王姓郑侠的“乞录”状子上就力挺此风：“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从古到今之所以成为论衡的重要尺度，就在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礼、义、廉、耻”是中国古代提倡的四种道德规范。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比较主观，比较简约，明确地对为人做事做出价值判断，将“知与行合一”，且伦理化。
其二，“礼、义、廉、耻”作为传统文化所要求的言行规范，它是现实生活中的草地、绿树和清新的空气。如果没有提醒你、训诫你，你可以不晓得这草地、绿树、空气有多么重要，甚至用新的“国骂”去否定它；但真要离开这草地、绿树、空气，就会道德滑坡、行为失范、思维乱套，我们就活不好、活不了，我们的当代文学也无法鲜亮起来。
其三，“礼、义、廉、耻”也是每一个当代作家修身的主要内容。《大学》开篇就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总是有形无形地被“修身”规定着的。“修身”是大道理，是一辈子的事，跬步千里，一点一滴地做起，才能使自己心灵的精神家园不断充实起来。当然，在这个“自重”且“不亦远乎”的过程中，“言辞”与“行为”的脱节始终是大忌，否则，“礼、义、廉、耻”被反复滥用，也容易变成自行运转的空洞说教。
让礼义之光永远照亮自己！那么，不管在多么污浊的环境中，不管人生多么艰难，也不管精神如何疲惫，它真正能使人的灵魂爽然而归于沉静，也能达到“思无邪”，覆没你的错乱和杂念，使自己笔端的文字更雅洁、更健旺起来。
[1]参见《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7日。
[2]刘勰：《文心雕龙·通变》。
[3]司马迁：《报任安书》，《古文观止》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
[4]白桦：《白桦文集》卷3，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5]余光中：《第十七个诞辰》，《余光中作品精选》（珍藏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6]［法］雨果：《莎士比亚论》，《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7]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8]同上。
[9]张炜：《“文学鲁军”负重前行》，《北京青年报》2013年9月5日。
[10]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11]参见尼采《悲剧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