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武陵区受害原告控诉材料
今常德武陵区，即为当年常德县县政府所在地，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治所。历史档案记录：1941年11月4日凌晨，一架日本军机在常德城区中心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高山街和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上空低飞投下谷、麦和破布、棉絮等“异物”。[1]不久，常德城区爆发第一次鼠疫流行。1942年春季开始，常德城区再次爆发鼠疫流行。根据历史档案记录，常德城区一共爆发两次鼠疫流行，导致城区大量居民染疫死亡。实际上，由于防疫机制不健全，防疫宣传效果有限，疫情侦察“工作逐渐松懈，时有隐匿不报或延迟报告情事”，某些防疫工作硬性推进，方式简单粗暴，加上传统旧俗影响，城区居民对有的防疫措施不理解、不配合，甚至出现明显的对抗行为。这样一来，“常德春季鼠疫流行染疫人数报告遗漏者或恐不少”[2]。
既然有不少“遗漏者”没有“报告”，这就意味着“常德春季鼠疫流行”即常德城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有不少鼠疫患者没有登记在册，我们从留存可见的历史档案记录中就无法查阅到这些漏记患者的姓名。要揭示“历史”真相，清算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鼠疫患者统计数字不准确这一问题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常德鼠疫流行发生后，因当时防疫工作漏洞所致，所以，仅仅依凭相关档案文献史料无法解决。基于这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鼠疫受害幸存者、鼠疫受害者遗属尚有记忆，可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获取这类“口述史料”，补证历史档案记录之不足，进而解决这一问题。
在那个年代，由于人们缺乏基本的卫生防疫科普知识，对鼠疫病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甚至不知道鼠疫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才对那场可怕“瘟疫”的真相有所了解，才普遍知道是侵华日军细菌战所致，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反人类的罪恶行径。可以说：控诉是人们在提高认识之后才有的维权行为。
本章受害原告控诉材料中提到的常德细菌战鼠疫受害者多为历史档案记录的“遗漏者”。
本章共21份控诉材料（包括1份佐证材料），分城区、城郊两部分。
一 城区受害原告控诉材料
城区受害原告指的是61名原告中居住在武陵区城区内的原告。当年，他们自己或亲人的受害地不一定是在城区。
（一）谢璇的控诉
谢璇（图1-1），男，1931年生，住地：武陵区三岔路办事处富强居委会。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历史见证人，常德细菌战诉讼原告之一。2007年去世。以下是他1999年的控诉材料。
图1-1 谢璇
我以十二万分愤怒的心情，起诉侵华日军派飞机猛轰滥炸及使用鼠疫细菌战的滔天罪行，杀死我一家四口，致使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其事实如下：
我家祖居常德，从曾祖父起三代人以经商为生。我父亲时代在青阳阁开设“兴盛祥”碓糟坊，碾米酿酒兼营南北货（店址位于现在的常德市第二建筑公司斜对面）。由于几代人的辛勤经营和勤俭节约，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富裕人家，吃穿不用愁。
然而，侵华日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阴历八月某天，派飞机对城区狂轰滥炸，将一座繁华的城市炸成瓦砾堆，使繁荣变成凄凉，富裕变成贫穷。在这次轰炸中，我家不幸中弹，房屋、设备和商品皆成灰烬。辛苦经营几十年的成果，顷刻间化为乌有。跑出来的家人两手空空，仅留下性命。这次轰炸使我家损失惨重，据父亲后来讲折合银元有五千元之多。
民国三十年（1941）春季，在乡下躲避日机两年多的父母亲，迫于一家人的生计又回城经商。在长巷子口开店（店址位于现在城北办事处左侧）经营粮食烟酒及南货。虽不及原来的规模和利润，但维持一家的生活尚有盈余。可万恶的侵华日军偏不让我们好好生活。
这年的阴历九月中旬某日，风和日丽。父亲到大河街粮行进货后返家，行至鸡鹅巷口附近，突（然）听见日机飞临城区，全城实行戒严。街头的警察不准人行走，命我父亲就地躲避。父亲回家后（对我们）说：“我满以为这下完了，一个炸弹下来准会被炸死。幸好（日本飞机）没丢炸弹，只看到扔下一些乱棉花之类的东西。”他庆幸自己良心好，没做过亏心事，有菩萨保佑。殊不知这次日机投下的，正是以后要了他命的鼠疫细菌。
阴历十月十八，我父亲生病仅两三天时间，便被“瘟魔”夺走了生命。开始时发烧、全身不适、乏力、常呕吐、身上起红色斑疹，（请郎中）开了几副中药还没吃完，人就咽了气。死后尸体乌黑，十分可怕。
父亲去世的当日，哥哥谢春初也相继死去，症状与父亲一样。亲友们这时才知道，我家染上了“瘟疫”，都感到十分恐怖，赶紧买来两副木匣子，雇人连夜出丧埋在北门土桥外乱葬岗。
父亲和哥哥的死，对我母亲打击很大，她伤心不已，痛不欲生。父亲死后第二天，她就病倒了，从此一病不起。据我姨父说：她知道活不长不肯吃药，于十月二十一日也离开了人世。十月二十二日，唯一的妹妹（谢大妹）在发病后两天，也紧随母亲而去。她母女俩发病的症状都是发冷、发烧、呕吐、全身不适，起红斑，死后尸体呈黑色。
两天之内连抬出两具尸体，谁见谁伤心，陌生人听了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北门土桥外的乱葬岗，是她们的归宿地。
这时的我，在城郊清平乡小学读书，由于学校离家较远，在校寄宿，才免被传染。一个五口之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竟有四位亲人丧生。从此，我成了可怜的孤儿。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侵华日军在战争中制造了许多人间惨剧，派飞机猛轰滥炸，违反国际公约使用鼠疫细菌战，造成千百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其罪不可赦。
控诉人：谢璇（指印）
1999年2月6日
附：陈巧云的证明材料
陈巧云，女，谢璇的姨姨，写这份证明材料时，年届83岁。
谢璇是我的亲外甥。他父母在世时，我们两家都住在城里，往来比较密切，所以情况比较清楚。当时他年纪还小，在学校里读书，怕他传染瘟疫（鼠疫），处理一家人的丧事也没让他回来，都是我丈夫替他操办的。如果他不是在学校寄宿的话，恐怕也难逃鼠疫。他家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先是飞机轰炸，把他家的房屋、财产炸得精光，后又因染上日军撒下的鼠疫细菌，短短几天之内被夺走四个亲人的性命，真是惨不忍睹。
那是民国三十年阴历十月，我大姐住在城北长巷子口做生意（现城北办事处左侧）。有一天我丈夫胡诗汉因事去法院街路过长巷子到大姐家探望，发现大姐夫和大外甥（谢春初）生病，病人很沉闷，看来病得很重，发烧、呕吐，全身不舒服，身上起红色的斑疹。大姐说已经请中医看过了，吃了中药。她很着急，怕姐夫有意外。我丈夫口头上安慰大姐不要紧，吃过药后就会好的，但内心也为大姐担心，觉得病情不一般，但万万没有料到，第三天再去看他们时已奄奄一息，不久就咽气西游。大姐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过去。她说姐夫走了（自已）活着没意思，愿与姐夫一起死。我们劝她儿女都还小，要为他们活着，孩子是依靠……下午，大外甥又跟着死去。这时我丈夫才发觉不是一般的病，但也不知道是鼠疫，认为一定是一种什么瘟疫，不然尸体不会变黑，也不会死得这么快。
当时是战争时期，加上又死于瘟疫，没有几个亲友敢接近，全是我丈夫一人替大姐操办的，买了一棺一匣连夜请人抬走，葬于北门土桥外乱葬岗。
就在大姐夫出丧后的第二天，大姐又发病了。我们以为她是伤心过度而病倒的。但从症状上看又和大姐夫差不多，先发冷、后发热，伴有呕吐，全身不适……她知道自己的病严重，活不长，坚决不肯服药，讲了一些身后的托付话，于阴历十月二十一日死去。第二天她女儿也相继去世。她母女的丧事也是我丈夫料理的，与大姐夫一样埋葬在北门土桥外乱葬岗。
一个五口之家，除一人在校读书幸免于难外，其余四人在短短的四五天之内死去，这真是惨到了极点。
陈巧云口述（指印）
1999年2月
（二）马培成的控诉
马培成（图1-2），男，1954年生，住地：武陵区新3村。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2 马培成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们，我的祖母黄雪梅和祖父马保林就是惨死于日军的鼠疫战。那是1941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撒播的鼠疫爆发流行了。我的祖母先染上了鼠疫，立即被送到常德隔离医院，第二天晚上死在医院里。当时我的祖父用钱把尸体买了出来，安葬在老家（八斗湾）。跟着不到一个星期，我的祖父也染上了鼠疫，被送到美国人开的广德医院，也死在医院里，我父亲连尸体都没有见到。日本侵略军在我中国的大地上撒下鼠疫细菌真是惨无人道。我的祖母、祖父死后，家里就只剩下我父亲一人（那时候他也没有多大，生活上又不能自理，只好靠讨米糊口）。像我们（一样）被日本侵略军细菌战残杀祖父、祖母、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在我们常德就有成千上万。
众所周知，50多年前，日军作为国家政策实行的细菌战，在当时即为国际法所禁止的战争犯罪。日本政府隐蔽了这一战争犯罪，战后美国政府帮日本隐蔽这一战争犯罪，在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本来应该受到审判的细菌战争犯罪，却没有受到审判。但是正义必定惩罚罪恶，对日军细菌战的审判在日本东京开庭了，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日本的进步。
我作为中国人，相信正义是永恒的，我期盼着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损失。等了将近50多年了，我们再也不能等待了，今天我们在日本同人的正义支持下，向日本政府起诉讨回公道，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承担战争责任。
控诉人:马培成（指印）
1998年8月29日
（三）柯高茂的控诉
柯高茂（图1-3），男，1925年生，住地：武陵区西堤居委会。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历史见证人，原告之一。2008年去世。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3 柯高茂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3岁半时过继给亲叔父柯先福做养子。养父、养母辛劳一辈子，不仅养育了我，而且在日本侵华战争年代里，还承担了养育我的多个弟弟和堂弟（的责任）。他们在常德城内关庙街开了一家小五金店铺，勉强糊口谋生。我养父就是被日本731部队细菌战害死的，死时年仅56岁。
我记得，1941年，日本飞机除经常轰炸常德城区外，还在这年的农历九月下旬，惨无人道地在常德城区上空投撒鼠疫细菌。我的养父独自一人苦守在关庙街经营的店铺，染上了鼠疫病毒。开始时是低烧，后来是发高烧，精神萎靡。当时我在离城40里外的农村“隽新中学”读书，我去看望他时，他告诉我日本飞机在常德城里投了毒，不要在家久留，城里在戒严。我听了很害怕，又见屋角死了两只老鼠，更让我害怕。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学校。养父由低烧到高烧，水米不沾，只得请人抬往芦山乡下，在那里高烧不止，不几日就死去了。死后，发现身上有紫斑，颈项有些肿大。我的堂弟赶到学校给我报信，我即刻奔丧，悄悄把养父遗体运往德山草草掩埋（怕用火烧）。
养父是我全家上下老人、小孩的支柱，是我们全家人生活的希望。养父死了，家里困难了，全家人无依无靠，（只好）各奔东西。弟弟们沦为乞丐，有牵瞎子算命的，有帮人看牛谋生的，养母生活无着，帮人做小工，真是苦不堪言。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给我家造成的伤害。我强烈控诉，特别是要控诉日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所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要求日本政府向我们受害者家属真诚赔礼道歉，谢罪赔偿。
控诉人：柯高茂（指印）
1998年6月28日
（四）方运胜的控诉
方运胜（图1-4），男，1945年生，住地：武陵区柏子园居委会3组。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受害原告方运芝的弟弟。2013年去世。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4 方运胜
我们家从曾祖辈起，三代都是独生子单传，到我父亲一代才有了八兄妹（父亲是兄长，有四个弟弟、三个妹妹）。1941年时，我父亲膝下还只有我哥哥方运登一根独苗，全家人视为掌上明珠。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使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家破人亡。我的家庭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1938年、1939年，我有两个叔父为了卫国保家而奔赴抗日战场，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0年，日本侵略军对常德城实行狂轰滥炸，使这座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城沦为灰烬。我们家的房屋被炸毁，两个叔叔和两个姑母被炸死。1941年11月中旬，日军731部队用飞机在常德城上空撒播的鼠疫细菌，导致常德鼠疫瘟病爆发流行，我的哥哥方运登又被鼠疫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发病症状：高烧、发红、昏沉。家里穷，没有钱治病，当天深夜就死了，死后尸体是紫黑色的，埋在张家台赵家山。在这短短四年多的时间（1938—1941）里，我们全家先后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七条人命。
我的奶奶当时已有60多岁了，眼见这家破人亡的惨景，尤其是她视为命根子的孙儿患鼠疫惨死之后，实在是承受不起这巨大的精神打击。她整天泪流满面，啼哭不止，不久就患上了精神病，成天在街上东奔西跑，寻找她死去的儿女和唯一的孙儿。并凄惨地哭喊着：“我的儿啊！我的女啊！我的孙儿啊！你们在哪里？你们回来呀！”很多旁人听了，无不为之同情落泪。
以上是我们家庭的受害事实。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坚决要向日本军国主义者讨还历史公道，以告慰我家被无辜杀害的兄长（方运登）。
控诉人：方运胜
2001年12月26日
（五）方运芝的控诉
方运芝，女，1939年生，住地：武陵区柏子园居委会。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受害原告方运胜的姐姐。2001年去世。以下是她的控诉材料。
我叫方运芝，中国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
1941年11月中旬，常德还处于阳光明媚的深秋季节，却遭遇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撒播的鼠疫爆发流行了。全城大街小巷，天天死很多人，许多家庭全家死光。我的哥哥方运登，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也被鼠疫细菌战夺去了生命。那时，他才八岁，多么可怜啊！
我家从高祖父起，曾祖父、祖父三代都是单传，到我父亲一代有了四个弟弟、三个妹妹。我父亲膝下此时又只有一根独苗，就是我的哥哥方运登。全家把他视为掌上明珠。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又幸福美满的大家庭。
可是，好景不长。不幸的日军侵华战争开始了。我父亲的两个弟弟在前方抗日战死了，另外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家里被侵华日军飞机炸死了。我父亲（当时）的独子也被日军的鼠疫细菌战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几年中，我全家被侵华日军杀害了七条人命。房屋被炸毁，财产被毁尽，全家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
我的奶奶当时60多岁，眼见家破人亡，承受不起这巨大的打击，得了精神病。成天在街上东奔西跑，寻找他可怜的儿女和孙子，口里一声声凄惨地哭喊着：“我的儿啊，我的女啊，我的孙儿啊，你们回来吧！”哭喊得天旋地转。
像我们被日军杀害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常德有成千成万。常德城乡人民成天在悲痛的哀哭之中。我的父亲、母亲在世时，对于日本鬼子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把这国仇家恨、民族耻辱，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中国人民脑海里对于侵华日军的罪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子子孙孙也不会忘记。
自古以来，我们常德是非常美丽富饶的洞庭湖鱼米之乡。但是，侵华日军在常德轰炸、撒播鼠疫后，给常德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鼠疫细菌战杀死了我们成千成万的无辜居民，许多家庭死绝了，尸体无人收，商店倒闭，田地荒芜。焚尸的火葬场日夜浓烟滚滚，幸运者拖儿带女逃亡他乡。我父母为了躲避鼠疫，也逃往湘西桑植县空壳树大山沟里居住了数年，直到1945年冬才搬回常德居住。在市民大逃亡的道路上，扶老携幼，哭声载道，人们对侵华日军毁灭人类的鼠疫细菌战，对着苍天愤怒控诉，呼喊苍天显灵，要求上帝无情惩罚日本战争罪犯！
作为老百姓来讲，能够全家团聚，和睦安康，生活安定，享受天伦之乐，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侵华日军731部队的侵略者们，你们也是父母所生，也有家庭，也有父母、妻子儿女，你们违背人道，丧尽天良，违反国际公约，偷偷用细菌武器屠杀我们无辜的和平居民，毁灭了我们中华民族无数的家庭，屠杀了我们成千成万的同胞和亲人，造成了历史大悲剧。如果你们还有人道、有良心的话，对你们政府驱使你们在中国干下这种罪孽，难道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吗？不应该忏悔吗？
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民，相信正义是永恒的。我们等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损失，等了50多年了，现在再也不能等待了。今天，我们在日本人民的正义支持下，向日本政府起诉，讨回公道，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承担战争责任。现在，我们常德还存留有日军鼠疫细菌的危害，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对这种危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消除。
控诉人：方运芝（指印）
1998年7月13日
（六）李桂香的控诉
李桂香，女，1923年生。住地：常德市武陵区大兴街居委会3组。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历史见证人，原告之一。已去世。以下是她的控诉材料。
我年轻时常住在鼎城区石公桥镇街上我伯父张春国的家里，我伯父是开干鱼、鲜鱼行的。这一条街上有300多家商户，1500多居民，买卖兴旺，热闹非常，往来的商客似如云集，水陆交通方便，市场繁荣，是我们常德有名的古镇。
可是在1941年，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在我们常德地带撒播鼠疫细菌，因此出现了接连死人（的现象）。我还清楚记得，（石公桥街上）开始（是）熊金枝的祖母陈三元死去，人刚出葬，隔壁的丁长发鱼行不到1个月，全家人和帮工总共死了13人，对门的丁国豪和儿子丁大谋，只两天就同时死去了。还有（我家）隔壁柴行老板石文和、儿子石冬生（父子二人）也只隔两天就先后死去。
就在这万般悲惨、哭声震天的时候，我的伯父张春国，也被可怕的鼠疫夺走了生命，死时52岁。
为此，我要控诉日本政府，讨回我们的血债。我强烈要求（日本）法官公正审理，强烈要求律师、女士、先生们正义辩论，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承担实施细菌战的犯罪责任，向中国人民公开认罪，并赔偿被害者全部损失。
控诉人：李桂香（指印）
1998年6月15日
（七）黄炳辉的控诉
黄炳辉（图1-5），男，1945年生，住地：武陵区武陵大道75号。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5 黄炳辉
我是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黄奕秋、黄元武的同胞弟弟。他们被害时，我还未出生。以下内容都是我姨妈李芳清（1926年生，现年78岁）和已去世的父亲黄金海生前告诉我的。
我家原住常德城区小梳子巷，家有200平方米木质结构私房两栋，1938年12月，日本飞机轰炸常德城区，两栋房屋被日军飞机投抛的燃烧弹击中后，燃起熊熊大火，烧成灰烬。为了逃命，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父母带着胞姐黄咏桃逃至东门外五铺街的红庙内。不久，母亲李爱清生下四哥黄奕秋，前后住了四个年头。1940年正月十五日，母亲又生下五哥黄元武。大约是1942年农历三四月的某一天，四哥黄奕秋（四岁多）、五哥黄元武（两岁多）突发高烧、寒战、抽筋，脖子肿大，话也讲不出来，发病不到一个星期，三天内两个哥哥死于非命，死时身上乌紫，惨不忍睹。当时听说死的人还要火化，（家人）很害怕，就由舅舅李仲成、李元冬帮忙用木匣子悄悄安葬在红庙外的土堆里。父母无法面对三天之内死去两个儿子（的惨剧），整日以泪洗面、泣不成声，（细菌战）给我的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幸和悲痛。由于鼠疫的爆发与流行，一时间，五铺街区域几乎户户死人，家家哭丧，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常德城乡，目前已查证落实的鼠疫死亡人数高达7000人之多。
我作为原告代表就是要伸张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从而维护全人类的尊严。从“正视历史，促进中日友好”的根本利益出发，揭露细菌战的罪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控诉侵略战争的残酷，以维护全人类的和平。
中日两国人民要想从根本上世世代代友好，只有日本早日彻底清算历史罪责，只有日本政府早日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才能为受害者恢复尊严，也才能给日本国本身恢复尊严，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控诉人：黄炳辉（指印）
2004年3月18日
（八）张礼忠的控诉
张礼忠（图1-6），男，1933年生，住地：武陵区和平西街40号。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以下是他的陈述材料
图1-6 张礼忠
我叫张礼忠，学名张国珍。当时，我们家是一个有13口人的大家庭，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哥哥、我和三个弟弟，还有奶妈、佣人、丫头及两个学徒。当时我们家住在常德城区最繁华地段高山巷口常清街。父亲张金廷开设“张文化刻字店”，对新工艺（橡皮图章）有独特专长，所以生意兴隆，有所积蓄。就在店铺后面新建了一栋有200平方米的二层砖木结构房地产，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3年中我家先后被害死了7口人，其中4人死于鼠疫细菌，三处房屋共500多平方米被日军烧毁。13人之中只剩下我们母子三人活了下来，带着累累伤痕，沿途乞讨，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真是凄惨万分。
1939年冬，日军飞机轰炸常德广场（机场），下午，十多具尸体摆放在下南门的汉寿街（邮电局营业厅），我目睹了那悲惨的场面。此后常德人就过着不安宁的生活。
1940年阴历五月初七、初八，日军飞机在常德城区丢了燃烧弹，我们家的房屋完全烧光。不久我父亲又在大高山巷口修建了一栋木结构的小楼房，有150平方米，用于营业和住家。
那些年，常德城经常遭受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天天警报响，时时躲飞机。1941年秋的一天清晨，警报刚响，日本飞机就临空了，城里人无法跑出城，我和父亲就往屋后空坪防空洞跑（防空洞非常简单）。一颗炸弹飞到一家长沙毛笔店爆炸了，老板一家人全被炸死。当时我的左小腿也被弹片炸伤，直流血，我几乎吓破了胆，拔腿就跑，边跑边哭，一直就跑到七八里地的姻缘桥，见到祖母、母亲，又大哭一场。下午解除警报回城后，还看到墙上有人血、人肉，电线杆上挂着人的五脏、手、脚，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也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我腿上的伤口弄了一些烟丝包扎，后来感染化脓，双腿都烂了，臭不可闻，直到1950年才好（痊愈）。
父母生育我们兄弟五人，即国彦、国珍、国保、国民、国成。爸爸、妈妈给我们兄弟讲过，日本飞机向地下丢毒物、饼干、糖果、钢笔、老鼠等不要看、不要捡，如果身上有跳蚤要马上捉住烧死。还听她讲：死了人要火烧，除大肚婆子（孕妇）不烧，其他死人都要火烧。如果发现有人把死人埋了，也要挖出来火烧，并且还要罚钱，还要出两担木柴。我同一些小朋友到大西门外、北站后面看过用炉子烧死人，很害怕。
我家有一丫头叫张国华（小名“毛妹子”），十七八岁。1942年4月某天，毛妹子发高烧，颈项肿大，全身乌黑。随后我的弟弟国民、国成也开始发烧。父亲马上请来一个郎中（医生）看病，对我爸说：“三人病情一样，可能是鼠疫。”我爸赶紧要两个学徒王新舫和罗弄山租借一小划子（船），把毛妹子送回农村娘家，第二天便死了。两个弟弟发高烧，脖子肿大，腹股沟肿大、抽筋，身上还有些乌色血块，第二天也先后死亡。一家人偷偷痛哭不停，尤其是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口中血都逼出来了，生怕哭出声被保长、甲长知道。那时高山巷口有警察站岗，担心警察发现抢去火烧，所以，一家人只能小声地哭了一通宵。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弟，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就这样悲惨（地）死了。
第二天清晨，我爸把两个弟弟放在两个箩筐里，伪装（成）睡觉的样子，上面盖衣服，我和我爸随着早晨跑警报的人群，挑着去了小西门外。来到校场坪南边荒地时，父亲的徒弟罗弄山用床单包的木匣子也送到了，父亲和罗弄山将两个弟弟的尸体放进一个木匣子内，挖坑掩埋。埋的时候又不敢放声哭，怕被人知道。我目睹了这一惨状。（现在）一提起往事，心里就痛，就掉眼泪。
祖母刘三妹，转眼间，房子被烧，又死了三口人，怎么受得了呢？城里无法安生，只好回到乡下居住。祖母想到两个可爱的小孙子就哭，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由于伤心过度，于1942年冬月病故。
祖父张友元，一生务农，老伴去世，心情极其痛苦悲伤。当时韩公渡牛牯陂（有）鼠疫流行，祖父也于1943年阴历九月染鼠疫病，吐血身亡。
严妈，约40岁，她先后给小弟国民、国强喂（过）奶，后来给家里做饭。1943年国军要大家疏散，因她无家可归，要求留下。一个月左右后日军败走，我们回来，见房屋已被破坏，室内家具被抢劫一空，严妈死在室外土洞旁，并已腐烂，裤子已被扒掉，身上有刀伤，这是日本野兽奸杀的。
日寇的侵略，使我们家遭到重大打击，两年内死了六口人，房屋三处（共）500多平方米被烧光。一时无处安生度日。父亲一生辛劳化为乌有。精神上（受）打击太大太深，因此得病，成为植物人，因医治无效，在1944年秋病死在逃难途中，时年43岁。
哥哥张国彦，15岁就跟父亲学刻字，学压制橡皮图章，爸爸死时他仅15岁，刻字技术不高，怎能担负起一家四口的生活担子呢？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带着我和弟弟国保，帮一个远房表叔父刘善臣在船上做工，到处流浪。哥哥一人因无人照料，得病后死于1948年，死时19岁。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我家弄得家破人亡，我们母子三人无依无靠，只能到处流浪。我原来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少年，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几十年的痛苦埋在心底里，不愿说，也不想说。但是，血的事实记忆犹新，永远不会忘记。我作为受害人和受害人的亲属，对日本政府不认账、不认罪、不认赔的态度，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不满。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尊重历史事实、承担历史责任，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
控诉人：张礼忠（指印）
1998年12月15日
（九）易孝信的控诉
易孝信（图1-7），男，1933年生。住地：武陵区三闾港社区。侵华日军731部队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7 易孝信
我叫易孝信，易家湾村是我出生的地方，1942年9月前后不到4天的时间里，这个城郊美丽的、只有12户46人的小村子，由于受日军细菌战引起的鼠疫之害，惨死了12人，我们易氏家族死了6人，邻居和亲戚死了6人，我的亲姐姐和她未满周岁的孩子也未能幸免。
易家湾村的村民们，大多数是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日子的，少数的几户，虽有自己的几亩薄田，但每年的农田收入也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大部分人家还要到城里去卖苦力以补充经济来源，这样才能勉强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当时出卖苦力的有挑河水卖的、有充当码头工人搞搬运的等。其中搞搬运工作的码头工人最辛苦，他们不仅要负责沅江航运港口货物的装卸任务，而且还要负责城内死人的殡葬工作。
自从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城内及郊区撒播鼠疫细菌后，鼠疫广泛流行，害得我们常德人民惨死无数，导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我们易家湾村就在常德城郊一里左右的地方，这场鼠疫浩劫是难以躲过的。就在1942年9月的一天，我村六个码头工人：易德阶、易德经、易孝慈、易孝荣、易孝堂、胡毛儿以及邻村的两个码头工人喻承德、喻垮儿，负责殡葬城里人顾北树的母亲，当时顾母的年龄有50多岁，她是患“乌鸦症”（鼠疫）死的，死后全身紫黑色。这8个负责殡葬的码头工人在死者家中吃饭喝酒，给死者装殓，因而全部染上了鼠疫，他们回家后不到4天的时间，全部惨死，易孝堂年仅8岁的女儿易友芝，胡毛儿9岁的独生女儿胡小妹也随着他们的父亲而死去。我的姐姐易梅珍、外甥张得星因回娘家探亲，误饮邻居的茶水也染上鼠疫身亡。顾母的邻居、年仅12岁的吴希银也被传染上了鼠疫死去。这8位惨死的码头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以及我的姐姐、外甥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基本相同，都是发高烧，全身抽搐，死后尸体呈紫黑色。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全村及邻村突然惨死12人，引起全村人的极大惊恐，没有死人的几户都逃到亲戚家躲灾去了。死者家里，外人不敢进去帮忙，死者无人殡葬，道士不敢去死人家里做道场。例如，我的堂弟易德阶死后，没有棺材，无人抬丧，他的儿子易孝伦只得撬了几块楼板，临时钉了一个匣子，自己用肩将匣子扛到坟地埋葬，由于匣子太小，他父亲的一只手还露在外面，真是惨不忍睹。我们这个小小的易家湾村及邻村在4天之内突然死了12人，其中8户失去了年富力强的男人，丢下的是孤儿寡母。本来就很贫穷的家庭又失去了顶梁柱，其悲惨境地是可想而知的。例如，易孝慈的妻子本来患有失眠病，由于丈夫暴死，哭得死去活来，不久便双目失明，生活无着，只得带着不满3岁的小女儿到处乞讨，直到全国解放才定居下来。我的另一堂弟易德经有四子一女，他死后由于子女太多，我堂婶子无法养活他们，就将二儿子送给了别人，后来这个孩子因受虐待，自杀身亡，他的第四个儿子又因病无钱治疗死去。
1942年9月，我已满9岁，以上情况是我耳闻目睹的，那悲惨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回想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们中国人民、常德人民以及我们易家湾村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带来的灾难，真是义愤填膺。想到这里，止不住我悲愤的心情，禁不住我热泪盈眶。至今日本政府还不承认细菌战事实，用种种借口否定我们的控讼，这只能给他们自己本不光彩的脸上再涂一层黑。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愿意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日本政府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承认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表示谢罪、赔偿经济损失。
控诉人：易孝信（指印）
1999年1月20日
（十）李明庭的控诉
李明庭（图1-8），男，1936年生，住地：武陵区常德市三中。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历史见证人，原告之一。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8 李明庭
1941年，我家当时住在常德城区西围墙岩巷子，即今日的青年南路五一冰厂的对面，这里距离鸡鹅巷、关庙街和大高山巷（都）很近。当时，我家有六口人，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妹妹和我。这一年初冬的某一天，我父亲从新民澡堂（常德浴室的前身）下班回家（后）对家里的人说：“在鸡鹅巷、关庙街、大高山巷、东门外的街上，屋顶瓦片上发现有从日本飞机上投下的麦子、棉花、破布巾，那些东西的上面沾有毒，你们千万不能捡！”在这之后，街头巷尾，人们的脸色沉重而紧张，谈论纷纷，城里发生了鼠疫！当时行署专员欧冠下令：凡是得鼠疫病死的人要报告，要焚尸火化。1942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祖母陈满姑从关庙刘义茂的线铺里买线回到家后，突然发病，卧床不起，畏寒、高烧、抽筋、呕吐、昏迷，服了两剂中药无效，得病仅两天半就暴死了，皮肤有乌斑。死后两小时家里来了一位医生模样的人，戴着口罩和白手套，站在祖母遗体旁，观察了几分钟，说了一句话：“鼠疫！”我父亲听说“鼠疫”二字，立即跪在那位医生的面前给他磕头。为逃避火化，父亲求他关照关照，临走时，给他送了一个小红包，父亲轻声说：“接您喝茶，请您包涵……”这位医生叮嘱我们不要惊动街坊邻居，要在深夜悄悄将遗体抬出城外掩埋，要埋深一些。当天夜晚，我们用木板做了一副匣子（简易的棺材）将祖母的尸体用划子（小木船）运到德山掩埋在平江会馆的茶树林，即现在的常德锦纶厂的左侧。祖母的暴死，（使）我们陷入了极度的悲愤之中，含悲忍泪，不敢声张。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中，用杀人不见血的细菌武器杀害了我的祖母和很多善良无辜的常德人民。回忆那场劫难，我记忆犹新，我亲眼所见，1941年冬至1943年期间（1942年为鼠疫流行的高发期），常德城里死的人最多。在东门外的徐家大屋，设立了隔离医院，重庆派来了卫生医疗队，我们那条街（西围墙）的潘茂棋（甲长）通知居民要按户注射防疫针，各家各户下达了捕捉老鼠的指标，千佛寺（在现在的汽车北站后面）的焚尸炉，每天冒黑烟，市民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埋在我童年记忆中的恐怖、悲伤和愤怒，至今历历在目。当年，日军用细菌武器杀人犯罪的事实，是否认、隐瞒、抵赖不了的，铁证如山。日本政府不能掩盖历史，不要存在幻想逃避这段罪恶的历史，应该深刻反省，真心悔罪，必须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并赔偿经济损失。
控诉人：李明庭
1998年7月26日
编者：李明庭是一名退休教师，记忆力好，至今健在。我们曾多次和他谈起他的经历和他对常德细菌战的印象。也曾请他回忆常德会战前后（常德）城区的基本情况，他都很有耐心地给予我们比较详细的回答。他写过一篇较长的回忆文章——《我的回忆与控诉》，分为“跑警报躲飞机、鼠疫夺去了祖母的生命、（常德会战前）逃难沅陵”三部分，思路清晰，叙述客观，可作为存史材料。
（十一）杨志惠的控诉
杨志惠（图1-9），女，1922年生，住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宿舍区。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原告之一。2008年病故。以下是她的控诉材料。
图1-9 杨志惠
1941年秋冬，侵华日军飞机在常德上空投掷鼠疫细菌，给闻名于世的“鱼米之乡”常德带来了一场浩劫，常德几乎成了一座“瘟疫”城。57年后的今天，从灾难和血泪中屹立起来的常德，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当年腥风血雨的街市，已是万象更新。
然而，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作为一名日寇细菌战暴行的直接受害者和幸存者，在即将开庭的“世纪审判”之前，我请求做一名原告，愤怒控诉侵华日军73l部队当年在常德投放细菌犯下的血腥罪行。
我叫杨志惠，1922年生，常德市人。1947年参加工作，1979年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
1941年日军用细菌武器屠杀常德人民时，我、母亲、弟弟，孤儿寡母三人居住在城区五铺街一个破旧的四围通风的木板房里。当时我19岁，弟弟13岁。
农历十月的一天早晨，忽然听到一种轰鸣声，母亲脸色大变，说：“日本飞机，日本飞机，快，快躲起来！”母亲平素干练，二话不说，把一张桌子拉到房子中间，又拖来几床棉被铺在桌上，三把两把就把我和弟弟拉到桌子下面躲起来。我们吓得不敢出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会发生什么。不久，听见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飞机声，接着又听见似乎是什么东西落在屋上、街上。没过多久，飞机又飞临城区上空，我和弟弟吓坏了，一起把头钻到母亲怀中，母亲埋着头把我俩紧紧搂在一起。一种面临灭顶大灾的恐怖感传遍了全身，呼吸在飞机轰鸣声下几乎窒息。几分钟后，飞机渐渐远去，我们躲在母亲怀中，惊悸未消。初次体验处在生死边缘的这种恐怖，直到现在仍像烙印一样深深烙在我的记忆深处。
日寇飞机飞离后，我们看到在五铺街一带的大街小巷乃至屋顶上到处是谷、麦粒、破布等东西。那时，我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就是日本73l部队扔下的鼠疫细菌。那些破棉絮、烂布条上的跳蚤都带有鼠疫杆菌。就是这些鼠疫杆菌，使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暴病身亡。我的肉体和心灵，也在这场细菌战中，遭受了极度的摧残。
日寇这次在常德上空投撒鼠疫细菌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弟弟开始发高烧，连续三天三夜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弟弟患病后的第二天，我也开始呕吐，并且很快发展为头痛、高烧、抽搐。这时，我们又听到左右街坊的人们一个传一个地说，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大家惊慌失措。我和弟弟的病进一步恶化时，又听到这病是瘟疫，要死人的，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随着常德瘟疫急剧蔓延，保甲长凶神恶煞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是临时在城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建起来的。短短几天时间，城区几乎所有的鼠疫患者都被赶进这里隔离起来。由于瘟疫来势凶猛，徐家大屋的地上竖起了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蔽风雨。室内地面铺上稻草作病床。当我母亲请人将我用木板和竹床送到这里时，隔离医院内已挤满“瘟疫”患者。大约200多名患者裹着破布烂衫痛苦地蜷缩成一团，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更加让人感觉到死神正步步逼近。
进隔离医院的头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时不时看到有人被抬进来。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老人，有男有女。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其中有一个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时，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在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过来，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叹声、喘息声，担架越抬越近，一眼望去，担架上是黑乎乎的一堆，不知是什么，待担架到了跟前，我顿时吓得脸发白，心乱跳。原来，这些竹床担架上的死者完全烧成了焦炭，形体扭曲，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势，只剩下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双肩剧烈地抽搐着，无声地哭泣起来。听人群中说，这些烧成焦炭了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的焚尸堆中抢出来的。准备抬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呕吐，（但）一阵头痛，就昏迷过去了。
当时隔离医院的药很少，每天被抬出去火化的人中有的还有微弱呼吸也被火化了。我母亲目睹这种惨状，生怕我和弟弟也活不下去，急忙跑到原广德医院，找到（副）院长谭学华苦苦哀求。谭学华听到母亲哭诉的那些惨状，菩萨心肠地答应收留我们。为此，谭医生还与一些外科医生发生了矛盾，因为外科医生生怕他们的人被传染，拒绝收留我们。最后，谭医生把我们安排在一个隔离室（离普通病房很远）旁边的一个堆放器物的破旧木板房。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住进了广德医院，睡的是一张竹床，一扇门板。我们的治疗都是谭院长亲手进行的。住了一个半月后，我的弟弟右耳长出一个坨，而且越长越大。约两月（后），我的左腹股沟也长起一个硬坨。到第三个月时，坨越长越大，手摸起来滚烫滚烫的，高烧持续不退。谭医生对我母亲说，这是日本的细菌战引起的，导致了糜烂性淋巴腺肿大。我弟弟从第三个月开始整天昏迷，伴随着严重抽筋，严重时我母亲和我按都按不住。后来，我的抽筋更加严重，按照谭学华的吩咐，抽筋时，要我母亲往我口里塞一双用布缠着的筷子。这样，痛苦难受时就只能咬着筷子，以免舌头咬断而丧命。
到第四个月时，我腹股沟的坨更大了，颜色已发黑，成天处于昏迷状态。经过母亲再三哀求，谭学华最后替我动了手术。手术后至今将近60年，现在这块疤痕仍未（完全）愈合。（我们）在广德医院住了7个月零9天，我和弟弟染上的鼠疫（病）终于治好了。我终于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这些恐怖难忘的惨状虽然已过去57年了，但这些恐怖的经历，我是永远难忘的。最令我难以想象的是：近日报刊竟又不断传来（消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制造细菌战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日本侵略者，竟又蹦出些无耻政客，摇唇鼓舌，用什么“大东亚共荣”、“把亚洲从殖民地统治中解救出来”等谎言昏话，妄图抹去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信徒们在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不能不令人愤怒和警觉。他们想干什么呢？难道还想把血腥的战争，再一次强加给善良的人们？为此，我把铭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经历）记述下来，让善良的人们记住，让日本友好朋友记住，要改善邦交，使中日两国人民在心理上保持平衡，就要记住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我们绝不能放松任何警觉，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再让腥风血雨、万民暴骨的恐怖重演了。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要承认日本侵略者所制造的细菌战、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要向中国人民谢罪，向受细菌战死难的同胞赔罪，向幸存者认罪！
控诉人：杨志惠（指印）
1998年3月
编者：杨志惠生前很少对人提及那段悲惨的经历。调查、采访她时，说至伤心处，她很伤感。记得拍摄《常德细菌战纪实》时，她在摄影室（控制不住情绪）几乎是用她那时最大的声音喊出：“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她（回忆时）发乎内心深处的悲愤之声富于震撼力，至今让我等记忆深刻。这份控诉，是镌刻在受害者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恐怖”经历，是一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怒吼，是呐喊，是控告犯罪者所犯战争罪行的无可辩驳的铁证！
（十二）王耀来的控诉
王耀来（图1-10），男，1935年生，住地：世居鼎城区石公桥镇龙子岗村，现住武陵区西园小区。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历史见证人，原告之一。曾为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主要成员。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10 王耀来
我的老家是石公桥镇龙子岗村（原小地名叫封火王家），位于石公桥老街北侧约500米处。全家五口人，靠父亲帮人做长工为生。1936年6月，父亲因驾船去湖中芦苇山上砍青草肥田，途中遇上大风，不幸翻船落水身亡。当时我还未满周岁。父亲死后，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三人艰难度日。到1942年，我姐王凤清已有20岁，哥哥王必来10岁，我最小，也有7岁了。在母亲看来，苦难即将过去，曙光就在眼前，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另一场灾难又在我们这个本来就很脆弱的家庭发生了，使母亲的心灵再度陷入极端悲痛之中。
当年石公桥镇老街，只有一条带子形长街，常住人口近2000人，地理位置优越，东临浩瀚的冲天湖，西接太阳山下广阔平地，距常德城20多公里。物产资源丰富，水陆交通方便，商业非常繁荣。素有“小常德”之称。
就在1942年秋末冬初之际，由于侵华日军731部队于1941年11月在常德城投下了鼠疫细菌，通过商贸和人口流动，多渠道地传到了我们这里，导致鼠疫恶性爆发，使这座昌盛繁荣的历史古镇一度陷入鼠疫灾难之中。短时间内，石公桥街上及附近村庄，接二连三地有人感染鼠疫而暴死。有的一家连死几个人，甚至全家死绝。我的家人就是常德鼠疫传播的受害者。
1942年11月上旬，我家邻居王孟年在常德城区关庙街附近的刘义茂线铺里做学徒（弹棉花），因传染上鼠疫而患病了，他家里人闻知后急忙将他抬回家，两天就死了。我姐姐王凤清出于宗族和邻居两层关系，便主动前去帮忙，为死者换衣、料理丧事。结果，王孟年刚埋葬完毕，我姐回到家中当天就发病了，病状也和王孟年一样，高烧、抽筋，颈部、腋窝、腹股沟起坨。两天死亡，死后尸体乌黑，时年20岁。姐姐的死，不仅使我们家丧失了支柱劳动力，更残酷的是给母亲再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她悲痛万分，几乎哭瞎了双眼。哥哥和我虽然年少，但都已是上小学读书的学生了，也坐在姐姐身旁啼哭不止。当时的悲惨情景，现在仍记忆犹新。
我姐姐死后，我们村的阳友财、阳仪清、黄和清、黄新发、张寿文、丁文业、阳人章、丁四姑等人相继染疫死去，他们的症状都与我姐姐大同小异。
灾难开始发生的时候，听一些成年人议论说是发“人瘟”，是天灾。后来，常德派来了医疗队，他们对一些病人诊断后，确定是鼠疫病，并说是日本鬼子在常德城撒播鼠疫细菌传染（过来）的。医疗队还在石公桥镇打防疫针，并医治好了少数的鼠疫病人。他们中有的至今还健在，是老天爷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历史罪恶而保留下来的铁证。
我作为一名遭受日军73l部队细菌战无辜杀害者的亲人，又是侵华日军这一历史罪恶的见证人之一，有权利、更有责任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并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这种国家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控诉人：王耀来（指印）
2004年
（十三）丁德望的控诉
丁德望（图1-11），男，1933年生，住地：武陵区大西街居委会杨家牌坊。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主要成员。目前，他不顾年迈有病，仍坚持在调查委员会工作。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11 丁德望
我是一个被日军731部队常德细菌战无辜受害者的儿子。
我家当时住在常德县篙子港镇复林村2组。1942年10月7日（农历八月廿八日），父亲丁敬初偕我的两个叔父、小姑父、姑母和我一行，前往韩公渡牛牯陂村高家屋场我大姑父高玉庭家吃喜酒（大表兄高俊来结婚）。10月9日散客后，我们准备回家的当天清晨，父亲起床上厕所时，突然倒地。当我们发现后前去扶他时，他已不省人事。具体症状表现为上吐下泻，排泻的全是呈黄黑色浓液，腥臭难闻，身上穿的衣服全湿透了。将他抬上床后，一直昏迷不醒，不吃不喝，不能动弹。到第二天（10月11日，农历九月初一）晚约九时许便停止了呼吸，死后身上呈红黑色斑点。父亲是做客死在亲戚家里的，我还年幼（时年9岁），毫无主张，只得由两个叔父及当地亲友帮助，未举行任何丧事仪礼，就草草埋葬在当地一块小坟地里了。现坟墓尚存，我每年清明节都去扫墓。
父亲遇害身亡后，我们全家悲痛万分。当时我姐最大，（也）才满13岁，我排行第二，还有3个分别才7岁、5岁、3岁的妹妹，全靠母亲（当年43岁，小脚）一人抚养。姐妹们都未进过学校门，终身文盲，我也只读完小学四年级便停学了。我们孤儿寡母，受尽饥寒，历尽艰辛，母亲含辛茹苦，方得我们兄妹成年。
就在父亲染疫死亡的前后几天里，该村（主要是高家屋场）连续死了近百人。有的一家死亡四五人，症状大同小异。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医生不敢前去治病，连道士也不敢去做道场了。我们一行人也惊恐万状，抓紧将父亲遗体埋葬后迅速返家了。当时，远近传闻，人们都说是一场瘟疫，根本无法了解疫源从何而来。
近年来，由于侵华日军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被充分揭露，特别是他们派遣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暴露后，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我作为一名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代，有责任更有义务，坚决向日本侵略者提出控诉，还我公道，还我民族尊严。
控诉人：丁德望（指印）
1998年5月1日
编者：关于复林村鼠疫疫源，据丁德望回忆：韩公渡牛牯陂村离石公桥镇仅十多公里。高玉庭的哥哥高芝庭为给侄儿（即丁德望的大表兄）送一份贺礼，运了一船稻谷到石公桥镇出售。正值石公桥鼠疫流行初发期，高芝庭带菌回家后，吃完喜酒就发病了，两天后死亡。丁德望的父亲因与高芝庭同桌饮酒进餐，感染鼠疫病菌。高芝庭和丁敬初死后，该村及附近鼠疫恶性蔓延，暴死数百人。
二 城郊乡镇受害原告控诉材料
（一）刘开国的控诉
刘开国（图1-12），男，1927年生（身份证上是1930年），住地：常德武陵区红卫居委会新东街（原称斗姆阁）。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刘开国随母亲姓，父亲姓成。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12 刘开国
悲惨的历史虽已过去几十年之久，而只要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们，回忆起这场悲惨的经历时无不感到悲愤欲绝！
我们家是世代居住常德（城区）近百年的当地居民，原居住在华严庵（30号），即现在的大井巷30号。
当时，身体一向非常健康的外公刘栋臣和我们家仅三岁的老五成美池，就是于1941年底被日本细菌战犯惨无人道地投下鼠疫细菌致死的。详细经过如下：
1938年起，由于日机经常轰炸常德城，我们全家随父亲就职的“隽新中学”于1940年下半年迁至常德县后河的周家岗周体元大院（办学校）。我们家临时住在陈小山家里，位置正处于从常德城到周家店、石公桥、镇德桥的大路旁。
外公当时在常德城区开了两家酱园，一个是位于关庙街的德丰祥，一个是位于上南门的德丰南，只他一人留在城里经营看管酱园。由于外婆也住周家岗，我们就住在隔壁房，所以外公一周或几天从城里回家一次。
1941年底的某一天，外公在常德市内不幸染上鼠疫，全身发冷发热，急忙逃回周家岗家中，口干难忍，只说要喝冷开水，我母亲给了他大碗大碗的冷开水喝，他连饭也不吃，昏昏欲睡。他说：“我这回肯定在常德染上鼠疫了，恐怕是活不成了。最近常德街上死人很多，专员欧冠在常德各城门都设有检查站，并宣布凡是病人出城都得收容集中进行病检，说得了鼠疫的人死后要剖肚、火烧，所以，我不敢去看病，就跑回来了。”回来后的第二天仍然发冷发热，病情急剧恶化，除了要喝水以外什么都不吃，脖子已肿大，颈与腋下都起了阳子（淋巴结肿大的意思），非常吃力地说着模糊不清的话，（大概意思是）要家人去常德酱园店，清查账务，边说边慢慢进入昏睡状态，醒过来后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如此状况，家人焦急悲痛万分，又不敢声张，根本不敢到外面去求医，只是用些迷信及土办法求神救人，就这样过了三四天光景，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可怜的外公被这伙万恶滔天的日本细菌战犯们用鼠疫夺走了生命！死后口中还流血，全身紫斑，真是惨不忍睹。更可怜可悲的是人死了更不敢声张，因怕被警察局拖出去火烧，什么仪式都不敢举行，当天在住处堂屋地上放了一下就急忙入棺，偷偷从水路经新堤运到马家吉，埋葬于德山茅湾湘阴会馆。
在这灾难的年代里，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隔几天我们家年仅三岁的老五成美池也发病了，发冷发热，哭着要水喝，而后鼻子流血、嘴里吐血、屁股屙血，只两天多就死了，也是死后全身出现紫斑，当天就埋在屋后山上。仅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家被鼠疫夺走了两条生命，在当时惨遭如此厄运的又岂只我们家？据说常德城内全家死光的也大有人在。
悲惨的历史虽已过去几十年，但（常常）使这些无辜被害死者的亲属及后人不堪回首，悲愤欲绝。我期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有良心的日本人民都要认清日本细菌战加害者的滔天罪行！应给予万恶的日本细菌战犯应有的惩罚！将可恶的细菌战滔天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绝不能让如此惨无人道的历史悲剧在世界任何地方重演！
控诉人：刘开国（指印）
1997年10月28日
（二）徐万智的控诉
徐万智（图1-13），男，1940年生，住地：德山电机总厂职工宿舍区。原籍汉寿县聂家桥乡雷家坡村。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13 徐万智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在湖南常德投下了大量的鼠疫病菌，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使广大无辜的中国人民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之下，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悲痛万分、催人泪下。
我的家离常德城十来公里，当时我的父亲徐明哲为了养家糊口，经常从乡下贩米到常德城里卖，辛辛苦苦换点钱回来以供家人生活之用，但万万没有想到带回来的是一场极大的灾难。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后就时冷时热，发高烧，烧得神志不清，有时还抽筋。家里人急得慌，不知他得了什么病，到处求医找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十分偏僻，缺医少药。虽然请来乡下的土医生，吃了些药，但不见半点好转，病情天天加重，后来又痾血，脖子也肿了，胯部也起坨，就这样，我父亲只有五天就去世了。我父亲死后，我的一个叔伯哥哥叫徐万勇就发病了，一直高烧、抽筋、痾血，病情与我父亲的一样，也只五天就死了，死时年仅五岁。叔伯哥哥刚出葬，奶奶就发病了，第二天就不能起床，都是一样的病症，只有六天就含冤去世了。我的哥哥徐万成接着又发病，只病了四五天就离开了人世，死时嘴里冒血泡。这时因我们全家都病倒在床，在床动弹不得，只有邻居和亲戚帮忙找了几块破木板钉了个木匣子抬出去埋了，真是悲惨至极、目不忍睹。
我的叔叔徐明锡身长个子大，体质健壮，染鼠疫后就一病不起，仅几天时间就离开了我们，死时年仅29岁。当时去请道士做道场，道士都不敢来了，怕染上瘟病。面对这凄凉的情景，我的祖父只是日夜哭，哭得死去活来，最后把双眼都哭瞎了。我的母亲也病得起不了床，头发也掉完了，我和我的姐姐也哭得死去活来，还有我的婶婶和两个很小的叔伯妹妹也病得奄奄一息。现在，我母亲一提起往事就泪如雨下，悲痛欲绝。
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使我们在精神上受到长时间的折磨和打击，在经济上受到无法估量的损失，我们这些直接受害者和幸存者，以及我们子孙后代都永远不会忘记这国仇家恨。
悲惨的历史不堪回首，在这里，我们幸存者要控诉日本侵略者实施细菌战犯下的滔天罪行，要求日本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及我的家庭以精神和经济上的赔偿。在铁的实事面前，日本政府必须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认罪，向受害者及其遗属赔罪，在经济上按每个死者及幸存者给予赔偿。我们要伸张民族正义，讨回国际公道，为幸存者雪恨，为屈死者申冤。
控诉人：徐万智（指印）
1998年5月10日
（三）王凤午的控诉
王凤午，男，1930年生，住地：德山电厂职工宿舍。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历史见证人，原告之一。2003年去世。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我本是鼎城区石公桥镇北街人，我的父亲就是被日军细菌战害死的。
1941年11月，一场（常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降临了，侵华日军731部队在我常德上空撒播鼠疫，城区爆发鼠疫流行。1942年10月，石公桥镇也开始出现鼠疫流行，街上几乎天天死人，有的全家都死光了。我的父亲叫王川圭，（是）一个身体强壮的汉子,（却）被日军鼠疫细菌战夺去了生命。
自古以来，我们家乡石公桥就是非常美丽、富饶的洞庭鱼米之乡。自从日军入侵常德，给我们家乡及个人家庭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鼠疫细菌撒播，害死了很多无辜居民，许多家庭人都死绝了，尸体到了无人敢收殓的地步。我父亲染疫后快死时，母亲请了几个人（将他）偷运到老屋封火王家，我和哥哥王升和由大伯的儿子结哥，从李家桥接回老屋封火王家，我和哥哥见到父亲死时惨景，双膝跪下，抱头大哭，当时年轻人不（敢帮忙）安葬我父亲，怕传染，后由老人们草草安葬了事。记得父亲发病时，脸颊红肿，死后埋在石公桥附近的北极（宫）封火王家。
这以后，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砍柴草、做小生意，十分艰难地维持生计。作为百姓来讲，能全家团聚，和睦安康度日，不失天伦之乐，就是人生大幸。
控诉人：王凤午
1997年4月28日
（四）李本福的控诉
李本福（图1-14），男，1949年生，住地：武陵区河洑镇雷坛岗村。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工作人员。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14 李本福
从小，我就听父母经常讲述日本鬼子糟蹋家乡的惨事。我的家离常德城只有3公里，那是1943年古历十一月十八日，日本鬼子侵占常德城时，在我的家乡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恶不作。把我家一个有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中间有小花园的四合盘天井屋一把火给烧成瓦砾，抢走稻谷几千斤、耕牛3头、家猪4头。还把我二叔抓去当挑夫。当时我们整个村子和附近的村子全部被烧光，东西被抢光，他们抓到妇女就强奸，抓到百姓就杀掉。我们村附近有一个水塘，名叫枫树堰，日本鬼子把抓到的72名平民百姓用绳索一个一个的捆绑后连接在一起，推到水中，谁的头冒出水面，他们就用田间的泥土块砸，直到全部活活的淹死。我村附近另一个叫项家大堰的水塘里，日本鬼子把抓来给他们挑东西的百姓，喂马的马夫，还有女人150多人全部杀死丢在这个水塘里，杀死的男人多数是有身无头，杀死的女人是从阴部刺入而死。我在调查走访目击者项兴武老人（82岁）时，他对我说：“我也被日本人抓到过，趁黑夜跑掉了。项家大堰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往）前去100多米，那堰塘里浮满尸首，水都是通红的，又腥又臭，天上的阎王见到了都要落眼泪。”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因地球的转动、时光的消逝而忘却那段辛酸的血泪史，被日本鬼子创伤过的心灵难以抚平。更加惨无人道的是日本鬼子1941年11月在常德进行细菌战，使我家也遭受厄运。
1943年7月，我的叔叔李怀君在常德师管区集中营当壮丁时染上了鼠疫病。我父亲去常德师管区探望他时才得知叔叔得了病，卧床不起。于是，与大叔把他抬回家。父亲说：“叔叔得病后，开始是畏冷、寒战，继而发高烧，周身疼痛，手脚舞动，死时嘴里流乌血泡，死后皮肤乌黑色。”叔叔死后只有两三天，我的姐姐李彩云发病，开始就发高烧、口渴、抽筋，死时嘴流血泡，只有两天，姐姐就死去了，死时才12岁多。姐姐死去一天后，大哥李毛毛（10岁），二哥李洪洪（7岁）又跟着发病，同样的病况，相隔只一天左右就命归九泉。大哥、二哥去世后的第三天，三哥李少婆（5岁）和小哥李本彪（2岁）也染疫发病，李少婆发病只有一两天就病亡了。小哥李本彪感染鼠疫后，搭帮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医的蔡医官从北方逃难到我们家乡行医，在他的治疗下，九死一生，活了下来，成为幸存者。
我家因鼠疫死去了1个叔叔、1个姐姐和3个哥哥。老百姓说是我家犯“五煞”，必须要死5个人，还有的老百姓说这是发“人瘟”，所以谁都不敢接近我家或来帮忙处理丧事。只有堂叔李世述和堂奶奶唐瑞莲，还有另一个堂叔和他儿子李平日、女儿李大妹，因亲缘关系前来帮忙，吊孝。没有想到的是唐瑞莲、李世述、李平日、李大妹他们回家只几天时间也相继染病死去。他们死时的病症几乎完全一样，死后全身乌黑，脸色难看得吓死人。侵华日军细菌战害死了我9位亲人，这血和泪的苦难历史，怎么也不会忘记。
控诉人：李本福（指印）
2001年12月
（五）丁保成的控诉
丁保成（图1-15），男，1946年生，住地：武陵区河洑镇雷坛岗村。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2009年去世。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15 丁保成
1941年11月，日本飞机在常德城区上空投下了大量的鼠疫细菌，对常德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使广大的无辜居民深受其害。自懂事开始，我多次听我母亲说起常德鼠疫流行夺走了我家两条人命的往事。
那时，我的爷爷丁大儒在常德靠挑河水卖为生，于1942年9月中旬的某天不幸染上鼠疫。回家的当天就头痛、高烧，浑身冒汗，后来就抽筋、口吐血沫。发病当天请了当地土医生治疗，医治了六七天，不治身亡，死后全身是乌黑色。爷爷死后，我父、母亲到处借钱办丧事，旁边的人又不肯帮忙，亲戚朋友也都不（敢）来。当时我的两个哥哥都还小，我父亲又怕他们染上此病，只好把他们送到青林村我外祖母家去。当时我们家很穷，没有钱办丧事，只得把一头耕牛卖了才办完丧事。我的爷爷过世后不到两天时间，我的奶奶又染上此病。由于爷爷刚死不久，连请本地郎中给奶奶看病的钱都没有了，只好用土方子治疗，没活几天，也命赴黄泉。最后只好卖了田和一间房子才把奶奶安葬。爷爷、奶奶死后都是葬在杨家坟山地里的。这以后，我父亲给人家做长工，打短工，挑河水卖，养家糊口度日。
罪恶的日本侵略者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身为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人，精神上的折磨，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我们怎会忘记得了呢？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承认日本细菌战罪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控诉人：丁保成（指印）
1999年3月19日
（六）李四清的控诉
李四清，男，1934年生，住地：武陵区河洑镇合兴村。侵华日军731部队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因去世比较早，由其子李建华（图1-16）继续为原告。李建华，1956年生。“61人名单”中有李四清，“第二批原告代表名单”中有李建华。以下是署名为“李四清”的控诉材料。
图1-16 李健华
1942年9月的一天，惨无人道的日军用细菌战在我的家乡引发了一场严重的鼠疫灾难。我的家地处繁华市郊，原本是鸟语花香、充满生机活力、五谷丰登的村子。由于鼠疫的劫难，一时间变成哭声连天，死人接二连三，无人收尸、家破人亡的凄凉之村。上至年迈的老人下至年幼的孩子共19人染上鼠疫，只有两人幸存，17人死于这场灾难之中。一个只有56人的小村子，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死去17人，真叫人伤心不已。
悲惨的历史怎么也忘不了。我的母亲清楚地告诉我和我的儿子们说：“孩子们，你们要牢记这笔血泪史。”九旬老人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叙述当时的惨景：“那是1942年9月中旬的一天，村里有个叫李伯生的人，是个比较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常年来往于常德城做酒生意。不幸有一天，在往返常德途中突然发高烧，眼花缭乱，晕倒在路旁，被本村邻居路过发现，用竹床抬回家中（时），已不省人事，喂药不进，高烧不退，浑身抽筋，病情相当严重。第二天下午口吐乌血，离开了人世，年仅48岁。李伯生的死谁会想得到是传染了鼠疫呢？更想不到的是，为他办丧事的亲友几乎全都染上鼠疫，相继死去，就连做道场的道士也难逃此厄运。挨家挨户点戈灯，接二连三添新坟。李伯生死后，他的儿媳罗幺妹（30岁）、孙子李德友（7岁）、孙女李德元（5岁）都患同样的病死去，10天内一家死了4人。”
“你（李四清）的父亲李一堂既不怕鬼又不信神，身体健壮，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体面人，哪家有事都去热情帮忙，协助抬尸、护理病人，谁有难就帮谁。”母亲讲到这里，喉咙突然被什么噎住了，好久好久才说出话来。她（接着）说：“你的父亲从患病到死去只有三个时辰，发病就头痛，高烧抽筋，死时（吐的）乌血遍及全身，年仅37岁。出葬后，我和你也先后得了病，到处寻医问药并在常德城广德医院治疗，九死一生，才幸存活到而今。”
“更为惨痛的是李高生八口之家先后8天死了6人。李高生（38岁）和儿子李麻婆（10岁）同一天得病，同一天死亡，一副棺材装两人，同葬一座坟。爱人文桂日（35岁）、女儿李付春（8岁），照样如此，一起丧命。母亲罗大姐（62岁）哭得死去活来，也得了病，和小儿子李三生（34岁）相继被鼠疫夺走了性命。”
“你叔父李先生（48岁）是个道教人，给死者做道场后，自己传染了鼠疫病，不到两天同样丧命。隔壁的李汉清（40岁）、孙幺妹（李汉清的妻子，38岁）、李小狗（25岁），亲属余二保（9岁）、余三妹（7岁），在同一个月里相继死去。还有些人家逃离家乡，杳无音信，无法查询，这真是日本鬼子在我们中国作的孽啊！”
50多年过去了，但日军731部队所犯下的罪行还记忆在人们心中，日本政府否定历史事实，是不得人心的。我们作为受害者的后代，必须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伸张正义，维护和平，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控诉日军惨无人道地实施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控诉人：李四清（指印）
1998年12月6日
（七）朱明星的控诉
朱明星（图1-17），男，1944年生，住地：武陵区芦荻山乡伍家坪村。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之一。2014年去世。以下是他的控诉材料。
图1-17 朱明星
1941年侵华日军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我朱氏家族201名村民死于这场鼠疫。我家也死了19位亲人。
村里老人朱北谷（我的父亲，已故）、朱方政（现年77岁）、张大姐（现年82岁）、朱方雨（现年70岁）他们经常（给晚辈们）讲村里遭受鼠疫的灾难。
细菌战前，我朱氏家族地盘近5万平方米，东抵百家湖，西至芦花院，南抵苗儿港，北至李家堆，居住150多户，近600人口。房屋建筑形势是四门、八巷，就像一个小城镇。但是1942年5月中旬发生“瘟病”后，家族中一部分往外搬走，一部分外逃，至今杳无音信。没有走的人就受害，死去201人。有的全家死光，真是房屋无人管，耕地无人种。一个几百人的村庄，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只剩下十多人，真惨！朱氏家族遭鼠疫染病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朱家族人朱廷珍，在常德街上做裁缝，租住在城门口。族人朱唐儿在常德街上挑河水卖，租住在鸡鹅巷。朱家族户有个外孙叫刘一生，在（常德）街上杀猪，租住在东门口。族人亲友熊美廷，在（常德）街上做帮工，做米粉，租住在高山街。由于朱唐儿卖河水，在街上到处串走，不知在何处染上了一种“瘟病”，病情很重，不能行走，就由朱廷珍、刘一生、熊美廷三人借了一副担架，把朱唐儿护送回家。回到家中，只见朱唐儿发高烧、抽筋、口干、口吐白沫，白沫还带有乌血，手在胸前乱打乱抓，并且身上起了红、黑、乌斑点。几个小时后他就含恨离开了人间。全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族人悲痛万分。大家都主动帮助死者料理后事，把死者安葬在前山。这悲惨的情景不到两天又发生了。护送死者的三个人，也出现与朱唐儿类似的病况，不到一天时间就一命呜呼，死者全身都是乌色。而且很快传染给了死者的妻子、儿女等。那时，我们全族人都恐惧万分，泪水成河。把一个又一个尸体掩埋在前山。泪水未干之际，瘟疫日益恶化，逐渐扩大传染到全族。在这紧要关头，族人们采取了措施。先把一部分子女送往外地隔离。并告知，凡外地一切亲友，不准来朱家探亲、看望病人。那些日子真是可怕极了，天天都死人，时时有人死，有的一家死去六七个人，有的一家死去四五个人，少的一家也死去了一两个人。还有好多户都死光了。朱义科的家里就死了七个：爷爷朱国兴、奶奶严金枝、大叔朱毛坨、小叔朱业成、三爷朱罗汉、大姑奶朱玉翠、小姑奶朱玉香。那个时候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活人刚刚把死人抬上山，回来就发病，有的半路上就不能动弹了。前一个死人未抬出（去埋），后面接着又死人，挖坑都挖不赢。后来在前山的葬坟处，挖了许多埋人的坑洞备用。活着的人对病人说：“你要快点死，要不等会儿就没有人来抬你出去了。”那凄凉的惨景，叫人魂飞魄散。前头死的人是放进棺材由八个人抬出去安葬的，后来死的人（因人手不够）就由四个人抬出去安葬。棺材没有了，就由两个人用木板抬出去安葬。木板用完了，就由一个人用夹栏（竹制）挑着两个死人去埋。在事先挖好的坑洞里，有的一坑埋了两三个人，多的埋了七八个人。真惨！
我家也被鼠疫害死了19位亲人。先是我大伯父朱兆庆发病。因朱唐儿死后，我大伯父参与了料理丧事。没几天，大伯父突然高烧不止，口干、口吐白沫、有乌血丝、抽筋、手在胸前乱打乱抓，遍身都是红黑乌斑点，不到一天时间就死去了，死时32岁。一家大小和亲属哭得要命，亲属及族人含泪帮忙料理后事，没两天，我伯母刘金枝又染上大伯父一样的病，不到一天也一命呜呼，死时才33岁。后来扩大传染到我朱家这一大家，有堂兄朱廷河（12岁），二伯父朱兆兴（30岁），二伯母罗元英（29岁），堂兄朱廷云（18岁），堂兄朱廷吕（16岁），堂姐朱月英（14岁），伯父朱兆微（15岁），伯父朱兆美（13岁），姑姑朱喜枝（8岁），伯父朱兆清（29岁），伯母黄冬枝（28岁），堂姐朱秀英（9岁），堂姐朱元英（29岁），伯父朱兆望（35岁），伯母何兰英（34岁），堂兄朱廷湘（14岁），堂姐朱宝玉（10岁）。在那短短的半月之中，我朱氏家族被这可恶的瘟病鼠疫夺去了200多条性命。后人为了不忘死去的前人，把前山的葬坟处起名为“收尸山”。1958年大搞田园建设，修沟渠、填港口时，山上的坟墓被挖，挖出的受害者的骨头都是黑色的，这就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证。
我们要用这铁的事实，替死难者申冤，为受害者讨还公道，讨还血债，让他们死的安心。要告诉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犯下的滔天大罪，是抹杀不了的。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承担罪责，向中国人民赔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控诉人：朱明星（指印）
1999年1月16日
[1] 陈文贵：《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年1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372-2-16；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10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74-3-6；［日］井本熊男：《井本日志》第14卷，载［日］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战争责任研究季刊》第2期（1993年冬季号）。
[2]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10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7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