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探析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唯物史观的外壳。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容着对人类从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未来社会转变的理论解说，包容着对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及其轨迹的探索，包容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东方与西方不同道路的解析，等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很多基本原理，都以世界历史理论为表现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学术界很早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有所注目并能深透地把握。这个课题引起学术界的探讨，只是近年来社会进步与学术昌明的结果。尽管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早已存在，但过去由于非学术性的原因，并未对它展开深入的研究。
一 研究的缘起
在已有的探讨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其一，将恩格斯的思想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之外。目前学术界流行的提法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提法的问题，或者是学术上的疏忽，而且是关系到一个重大的理论原则的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盛行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上的对立论。如果“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概念，那不就意味着在这一重大理论中没有包含恩格斯的思想吗?那么，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同恩格斯在世界历史理论中存在不同的见解呢?依此，显然是可以做出肯定性结论的。但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共同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时期，[1]他们的思想是有机地、一致性地联系在一起的，表述其思想的代表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就是两人共同劳动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时期，也是如此。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他们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著作中，在世界历史理论的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的概念，恩格斯还要早于马克思。[2]由此可见，使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概念，映现着一个理论原则的差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理解，还是将其创始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理论分割开来看。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反映着我们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原则分歧。
其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是否还受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的影响?即是否还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这涉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彻底性问题。
其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否应该涵盖在世界历史理论之中?这涉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覆盖面问题。
本文试对后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廓清了后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也就自然地解决了。
探索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世界历史理论获得新生，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决裂，使18—19世纪的世界历史观成为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经历了由单线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为多线论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过程。
二 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造
要弄清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创立后，是否还受到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消极影响，首先必须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略作考察。
世界历史观是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它适应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需要。作为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世界历史理论，由康德建构，而由黑格尔完善。
1784年11月，在德国《柏林月刊》杂志上，康德发表了他的《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在这部论著中，康德的历史哲学展示了它的精华:关于全世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和关于矛盾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的思想。在康德看来，人的本质属性是恶的，而现存的国家组织形式是不完善的。一部世界历史就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心、怨恨以及破坏的情欲编织而成的。虽然社会之中的各个人和各民族的活动是由私人的、偶然的、相互不协调乃至对立的意向所决定，但是，透过历史活动的任意性与偶然性，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性。看似个别活动的行为或事件，看似杂乱无章的偶然性，看似似是而非、漫无目的，其实寓有一种为运动的全部参加者和全过程所共有的合乎理性的目的，它只有在人类的实践中才能达到。因此，康德认为，人类历史运动的这种合理的目的，应当由人类自身的力量去予以实现;它不能通过某个人或某一代人的生活去实现，只能在人类的前进中，在人类的世世代代的漫长的系列中去实现。康德关于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天才思想，影响了后来者，如费希特、黑格尔等。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对资产阶级世界历史思想的完善。1837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出版。在该书中，18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理论得到了系统的发挥和精确化。
首先，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他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和本性。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要在许多世纪的全部历史时期中才能意识到，而且只有在人意识到自由的时候，才能成为自由的人。他通观世界历史，认为只有在以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一切人都是绝对的自由的。在他看来，自由意识的程度不同，不仅决定着世界历史的自然划分，而且制约着各种社会政治形式的差别。在这一原理中，一方面，黑格尔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把意识当作决定存在的因素，从而使自由得不到最终完满的解答，在他的自由实现过程中，日耳曼民族是天生的优等民族，从而宣扬了一种种族优劣论和文化中心主义;另一方面，黑格尔把自由的实现当作人类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认为它只有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才能达到，这是极有价值的。黑格尔运用“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步”的原理，为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斗争，为人权同神权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世界精神乃是历史全部丰富现象发展的基础和原则。这才是理解历史过程的钥匙。
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世界精神是绝对的、普遍的，民族精神则是相对的、具体的;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世界精神的积极运动、实现过程，乃是世界精神在世界历史王国中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也就是它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在人类社会历史行程中，世界精神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它都表现为某一特定的民族精神，该民族的宗教、政治制度、伦理、法制、风俗、科学、艺术等，正是对民族精神的展现。黑格尔在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时候，把世界历史描绘成一部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不断更替的历史。但是，非世界历史民族，如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斯拉夫民族等，则被他排斥在世界历史运动的局外。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漫游地球，不断地接近自我意识的顶峰。世界历史作为世界精神的体现者，它的发展路线大体上同太阳的行程相一致。太阳升起于东方而没于西方，世界历史也自东向西发展。亚洲是世界历史的绝对的起点，而欧洲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的终点。具体来说，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而终于日耳曼世界。日耳曼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占有特殊优越的位置，因而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居于顶峰地位。在这一原理中，一方面，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交替是绝对的，历史进步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又因民族偏见而把世界历史的进步归诸“世界历史民族”，把日耳曼民族定位于世界民族的主宰位置，这就为种族优劣论提供了反动的历史观理论依据，也为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做了历史观的注解。在这一原理中，一方面，黑格尔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考察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轨迹;但是，另一方面，他把资本主义(以日耳曼世界为代表)描绘为世界历史的顶点，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这就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私有制的合理性提供了历史观理论的辩护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与18—19世纪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的自私性是合理的、私有制自古就有而永恒不败的理论，是互为表里的。
黑格尔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世以前最有影响的历史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前提。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黑格尔“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3]。列宁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4]不言而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所包含的科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理论来源。可以说，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积极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和发展，才产生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革命与继承的关系。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后，在其世界历史理论中还存留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暗影，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空前革命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如同唯物史观的其他重要原理一样，是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同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中一切伪科学的、消极的文化因素决裂后的再生物。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其发展与嬗变，经历了从理论原则到立论依据、从方法到内容的彻底革命，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中，剔除了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消极因素残留的土壤和条件。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校正了历史发展中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他们认为，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决定历史发展;相反，是人类的主体活动决定世界历史的面貌和进程。
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认为，先有人类主体的活动，然后才有历史的记载，任何历史思想，都是关于人们的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历史活动是具体的人的活动，只要描绘出这个活动的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在历史活动中，人们在每一历史阶段上都要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人们的历史活动由个人的、狭隘的区域的、民族性的活动变成世界历史的活动，归根到底要受到“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6]。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人们的历史由于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其发展进程中愈益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被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7]。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这里，只是保留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性躯壳，而充实了具有活力的崭新内容。
在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世界历史进程是由“世界精神”所决定的，最后归诸超世界历史的力量——“上帝”。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则正好相反，把世界历史进程归诸人类的主体活动及人类主体活动所依存的生产方式，从而为揭示世界历史进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落脚点即所谓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终点，是一种反动的历史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点，反而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开端和起点;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实现高级公有制的复归，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旅程系自“东”而西，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8]。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把欧洲资本主义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合理、最完善的制度，鼓吹全世界走“西化”的道路。如此，才有世界历史行程的终结。这种世界历史理论，是与18—19世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呼应的。马克思则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9]。
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世界历史的起点，而不是终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这就是人类社会从此进入近代化。近代化历史的开辟，就是人类社会世界历史进程的开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0]。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又进一步申述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1]。资产阶级只是担负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环节而已。
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道路，而无产阶级则最终完成了世界历史进程。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终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在开辟世界历史道路的同时，造就了世界历史过程的实现者与承担者——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世界市场，为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样，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有了可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是世界历史中真正的普遍利益的承担者和实施者，只有它才能“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指出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途径，那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则为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论基石。由于在历史发展中，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存在着依存关系，最后，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取代，这是必然的。随着现存的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同时，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程度同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因此，人类社会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也就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基础。由于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因此，“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2]。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或终点，绝不是世界历史的全部内涵，它只能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必要步骤;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由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全面转变。因此，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赋予世界历史真正的全部的内涵，它才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终点。
再次，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中，其理论核心是欧洲中心主义与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在一定意义上，两者是一回事)，因此，它所宣扬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西化模式。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则认为，虽然在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程度有高有低，但绝不存在种族优劣之分，也没有什么欧洲中心论。不过，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任何民族都可以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甚至是居于顶峰地位。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由种族优劣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着眼点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3]。据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因在于生产力与分工的高度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从而消灭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形成了民族国家，出现了世界历史进程。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进程，是一幅壮美的历史画卷。从横向上看，建立在生产力与分工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之外;从纵向上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把历史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注定要使每一民族的历史发展冲破国界，走向世界。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所有民族，不论大小，都参与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都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发展同世界历史进程不是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是构成部分与体系间不可分割的存在，因而其中不会存在什么欧洲中心论。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大小之分，甚至某一民族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民族重要一些。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作家把世界分为“大工业发达的国家”和“非工业的国家”两大部分[1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世界分为“机器生产中心区”和为中心区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15]。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这是由种族优劣造成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规律支配的结果。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它将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示。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既对各民族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做了科学的说明，又消除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欧洲中心主义与种族优劣论在历史观上的消极影响。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其伟大的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吸取其合理的外壳和精华性内容，同其中反动的、不科学的思想观点进行了决裂，弄清并肃清了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的消极影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形后，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新历史观”已经没有任何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旧痕了。
三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向多线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目的，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旨趣是高度一致的:人类社会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必然要经由阶级、国家、私有制社会的发展而进入高级的公有制社会。资本主义只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顶点，更不具有永恒性，它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昨天或前夜。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切关宏旨、高屋建瓴的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石之一。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阐发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这种必然性，是循着单线性的历史逻辑向前推进的。可将其阐释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又是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只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世界历史过程，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在高级公有制阶段的复归。
根据对社会历史全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现象，是受生产力与社会交往支配而产生的几种所有制交替的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16]随着生产力与分工的发展，历史的交替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所有制形态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愈益受到“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17]，资本主义必然被战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8]。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了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也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9]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创始者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是现代资产阶级，因此可得出:①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存在;②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存在，因而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革命;③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取得胜利，“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0]。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创始者关于社会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185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21]。这样，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寄予殷切期望:世界革命由“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22]。
其次，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虽然人类社会历史格局中存在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但是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必然会消灭，从而沿着“世界历史”路径前行: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使民族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然后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说，世界历史具有普遍的价值尺度，适用于西方或东方的历史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是普遍的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的起点，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发生，才能完成世界历史进程，由此，资本主义的作用体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开创者，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会或先或后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3]《资本论》以缜密的逻辑更加深刻地解析道，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拓展，一切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关系，都必将让位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第二，由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而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也将为普遍性所磨灭。以资本主义时代作为历史发展的一条分界线，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循着两条路线前进:西方社会的演进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社会沿着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的道路缓慢发展，从原始社会直到19世纪，仍然保留着人类社会原先形态的某些特征。[24]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出现，东方社会注定要纳入世界历史轨道。这就意味着，从19世纪开始，东西方两条道路汇合，人类走着共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创造现实条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过程对于具有社会历史特性的东方社会，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所以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5]
第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后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民族和国家，伴随着一定历史时期的苦难，但这又是必然的;只有到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共产主义才会把这种苦难转化为甜浆。马克思认为，东方农村公社对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在农村公社里，东方社会变化很小、发展很慢。以印度为例:“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状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26]据此，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是相违背的。“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27]世界历史必然要把东方社会纳入自己的轨道。因此马克思认为，需要在亚洲有一次社会革命，如果没有一次根本的革命，人类社会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由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东方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革命呢?首先是用资本主义式的革命摧毁农村公社。“英国的干涉……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28]这个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是由英国殖民主义来充当的。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轨道，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入侵的血与火的，对于东方社会来说，是历史的灾难。在道德尺度上，应予痛斥;但是从历史尺度上讲，这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马克思说:“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29]当然，东方社会加入到世界历史进程，完成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促成人类社会在一个历史阶段的飞跃式发展，这还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了实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也只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从这个角度审视，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主义采用了不道德的方式把东方社会导入世界历史进程，但从世界历史眼光看，付出这种代价还是值得的;只有在东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后，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代价的价值才能完全实现。这是因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30]。
作为单线论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然的阶梯，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必须经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同西方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自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后，东西方历史发展便步入了共同的历史轨道，特殊性为共同性所消解了;东方社会被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过程是灾难性的，但这却是历史发展的需要，这个历史性代价只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得到补偿。因此，马克思用历史乐观主义的口气说道: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1]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发展的挑战。一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在短期内还不能在欧洲取得革命的胜利;而随后在德、美两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没有引爆世界无产阶级的大革命，这表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社会调适能力，历史还在为其发展提供时空条件。二是原先并不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重视的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据此，马克思改变了他关于西方社会中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上到来的判断。1881年4月29日，他在致夫人燕妮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在西方，对于人类未曾经历的最革命的时期，由于现在自己已经“老了”，因此，“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32]。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目光转向了东方社会，他们判断东方社会革命会马上来临。1877年9月27日，马克思致信弗·阿·左格尔时不无兴奋地说:“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33]1880年1月10日，恩格斯致信威廉·李卜克内西时也十分乐观地说:“俄国革命可能会在今年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34]世界历史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既然未曾经历资本主义典型发展时期的俄国，在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民族的、国家的、区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那么，这就意味着，由资本主义如西方社会向世界历史转变这条道路就不是唯一的，也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存在着东方道路和西方道路，既可以是欧洲资本主义类型的，也可以是东方社会主义类型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就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向前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一种可喜的理论进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学者据此认为存在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与分歧，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生转变的表象，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着自己的认识。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前后阶段上的对立和矛盾，而是合乎社会实践发展逻辑地向前推进，是对科学学说的丰富。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单线论论述，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必然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科学说明;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多线论论述，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社会发展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科学解说，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并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反叛或者否定，其理论精神是一致的，是后者对前者的深化。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向多线论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在解剖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基础上所得出的共产主义结论，只适合于西方社会。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结论，那就变成了伪科学的超历史哲学。
1877年11月，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康·尼·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中说，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俄国只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后才能获得社会的新生。对此，马克思在信中指出以下两点:第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35]。在这里，马克思表述了与他先前在1853年6月所著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不同的思想:之前他认为，历史转入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程必将伴随着东方社会的巨大代价;而在信中他认为，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用最小的代价甚至是避免付出代价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即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第二，马克思对把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作为普遍的历史解说，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和愤怒。他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6]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面前，马克思表明了他的理论立场，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方;东方社会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有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能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套用东方社会。后来，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强调，关于资本主义的解说，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更替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37]。
其二，东方社会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途径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由此，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马克思指出，由于西欧社会经历了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资本主义造就了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因此，西方社会必然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在东方社会，譬如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与阶段则不同。它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必从资本主义开始，在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后再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俄国还在全国范围内保留着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可以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38]他认为，俄国没有必要重复西方社会所走过来的路，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机器发展的孕育期，然后再采用大工业。这就是说，东方社会的现实发展趋向，是由其历史的规范性与社会特点决定的。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天然朋友，在农村公社的土壤中，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大厦。针对俄国革命者所关心、所争论的问题:“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他们明确指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9]
为什么说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起点呢?马克思论述道，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恰好提供了一个反证:“‘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40]从农村公社内部结构来看，它可以通向共产主义:土地公有制度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成集体耕作;俄国土地天然地适用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把它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而运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租佃制来改造俄国农村公社，“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41]。
第三，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新生的支点，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要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42]。
要肃清哪些破坏性的影响呢?马克思分析了农村公社内部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导致两重可能的结果:“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43]要消除农村公社内部的破坏性影响，当然是指消除公社内部私有原则的影响。如何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呢?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既不能使它像东印度那样，成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跳入资本主义的深渊，也不能使它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44];另一方面，就是在农村公社中发生革命，它是挽救农村公社的唯一通道，“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45]。
其三，由于东方社会在向世界历史转变中，走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社会的发展是“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而东方社会则是在古代类型的公有制形式内直接进入到高级公有制，因此，必须利用“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样，农村公社就可以不必通过解除它的外壳，然后再建立一种新的高级的公有制形式，即“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46]。
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状况、社会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获得了新的生长点。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自古以来就走着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西方社会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进入共产主义;而东方社会则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种殊途同归式的发展。
第二，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而东方社会并不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它是以农村公社为起点，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开始的，这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呈现出来的多样性特点。
第三，世界历史进程分别表现为东西方两条线索，它们的各自进程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总之，不论如何，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都适合其历史进程，是它们所展开的世界历史运动的终结点。
四 简短的结语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的思想理论成果;在理论内涵上，他们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地继承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观，尤其是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成果，是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成果在近代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变革的伟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丝毫没有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旧痕。
第三，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单线论形态时，它的着眼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科学分析;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表现为多线论形态时，其着眼点则是整个人类社会，包容了东西方社会历史，是对不同历史特点、不同历史状况、不同历史发展模式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解说。
第四，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之一，是在世界历史层面上对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性的科学论证，是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对人类历史行程的理论概括和高度总结，揭示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历史发展的世界性意义，从横向上包容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多彩性和规律性，它是在世界历史理论领域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崭新阐发。
第五，我们既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部内涵;同样，也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解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前者着眼于西方社会，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后者着眼于东方社会，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解析。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时，要把前后两阶段的思想进行动态考察，进行整体分析，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进行科学把握，从而在当代世界发展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1]参见本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相关内容。
[2]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6—657页。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1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4]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页。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2、67页。
[8]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3页。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2、67页。
[11]同上书，第253—255、40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55、40页。
[13]同上书，第43、68页。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68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页。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42页。
[17]同上。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40、221页。
[20]同上。
[21]同上。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6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70、72、67页。
[24]参见张奎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70、72、67页。
[2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70、72、67页。
[27]同上。
[28]同上书，第67、68、73页。
[29]同上书，第68页。
[3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68、73页。
[31]同上书，第75页。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9页。
[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5、413—414页。
[34]同上。
[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131、268、431、326页。
[37]同上。
[38]同上。
[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131、268、431、326页。
[40]同上书，第439页。
[41]同上。
[42]同上。
[4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9页。
[44]同上书，第439、437、269、450—451、435—436、441、451页。
[45]同上。
[4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