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李益（746—829），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生长于洛阳，是中唐时期年寿既长成就又大的一位杰出诗人。他身历玄、肃、代、德、顺、宪、穆、敬、文九朝，目睹历史沧桑，感慨自身沉浮，写下了为数不少的名篇佳作。他在贞元时期就已诗名远播，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王建在其《上李益庶子》诗中曾对李益有“诗仙”之誉。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则将李益置于“清奇雅正主”的高位；张为的具体品第是否完全恰当姑且不论，李益在晚唐诗名之高却由此可见一斑。
一、李益别集的版本流传与整理情况述要
李益生前曾亲辑其从军诗五十首赠给友人卢景亮。王建在其《寄李益少监兼送张实游幽州》一诗中写道：“集卷新纸封，每读常焚香。”可见李益生前曾有过诗集传世。其中有三十六首被时人令狐楚编入《御览诗》中。唐以后最早著录李益诗集的，是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其中著录“李益集一卷”，并指出当时李益诗已多有散佚。今存李益诗集最早版本，是明嘉靖三十三年所刻《李益集》二卷（收入《唐二十六家诗集》）。清代御修的《全唐诗》收李益诗最多，分两卷，共计一百七十四首；其后，清人张澍在其《二酉堂丛书》中又辑有《李尚书诗集》，收诗一百七十三首，这两种版本是传世最为完备的李益诗集。20世纪以来，李益作品的整理取得了较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产生了三种新的整理本，即范之麟的《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王亦军、裴豫敏的《李益集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郝润华辑校的《李益诗歌集评》（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三种本子各有千秋，其中范本最早，王本最全，郝本辑评最为详尽，为进一步研究李益及其诗歌创作作了必要的材料上的准备。现存李益诗歌一百七十四首，其中有八首为重出作品。本书以李益无著作权争议的一百六十六首诗及与其有关的重要诗人诗作为主要的文本依据和研究对象。
二、李益生平与诗歌之研究现状简述
自中唐至现代，李益诗名较大，评点、赏鉴其名篇佳作的文字历代不绝；只是，对李益做全面研究的学术论著尚付阙如。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于李益关注渐多，成果不断增加，取得了一些进步，同时也存在若干不足。[1]
其一，生平方面的研究情况。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卞孝萱撰《李益年谱稿》[2]、谭优学撰《李益行年考》[3]，资料较为翔实、考证较为谨严，为谱主的一生行止勾勒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成为李益生平研究的两座里程碑，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参考意义。近年来，随着《李益墓志铭》的出土，一些学者，特别是王胜明借助这一最为直接可靠的出土文献，对李益生平中的若干问题做了重新梳理与考索，将李益生平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王胜明撰《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4]《由新发现的〈李益墓志铭〉质疑“〈从军诗序〉为李益自作”》[5]，何新所撰《新出李益夫妇墓志相关问题研究》[6]等。
其二，诗歌研究方面的情况。1983年，卞孝萱、乔长阜合撰《李益和他的诗歌》[7]，在梳理李益生平与创作阶段的基础上，对李益诗歌的体裁与题材等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是为学界对李益诗歌进行系统研究之开端。随后，李益诗歌研究渐次走向多角度探讨的路径，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马承五撰《李益边塞诗抒情特色论析》[8]、蒋寅撰《由戎幕回归台阁——李益的创作及其在唐诗史上的地位》[9]、张国伟撰《李益的绝句初探》[10]、吕庆端撰《李益边塞诗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其艺术表现》[11]等。此外，郭爽撰《李益诗歌用韵考》[12]与任南玲撰《李益诗歌意象意蕴研究》[13]分别从音韵学和意象理论对李益诗歌做了具有新意的探究。其间，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由于视野较为窄小单一，李益诗歌内部研究之进展有放缓趋势。
其三，生平与诗歌综合研究方面的情况。王胜明所著《李益研究》[14]一书，最值得关注。此书分为李益诗事考证和李益诗歌论析两编在李益生平（籍贯、仕例等）考证和诗歌（诗集版本、边塞诗、联句诗、游侠诗）论述方面，均有独到之见解。另外，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都对李益的生平与诗作做了一定程度探讨而各有所得。它们是张巍的《李益边塞诗歌论稿》[15]、杨柳的《李益诗歌研究》[16]。
综上可见，新时期以来，不论是李益的生平研究还是其诗歌之研究，均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也仍有很多薄弱之处，特别是在几个大的面向上，诸如李益生平重要节点的纵深研究、李益诗歌与中唐诗坛的互动关系研究、李益诗歌本身的深细赏析等，都存有不少新的重要的论题，继续拓展研究的空间很大。
三、本书的结构框架、研究视角与研究重点
本书由绪论，上、中、下三编，以及余论、附录构成。在选题与撰写过程中，力避他人已有深入探讨之论题，而于为他人所忽略且本身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方面多用心力，在守正的基础上力求创新。
在“上编李益生平考论”之中，以诗史融通为主要视角，对李益大历时期“涉历江淮”问题，李益政绩问题，从交游侧面所见李益道德思想倾向问题、李益在“牛李党争”中的政治位置问题等，进行了考证和辨析。
在“中编李益诗歌研究”之中，以个体与群体之互动为主要研究视域，分别对李益在大历、贞元和元和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情形及其与整个诗坛的关系做了全面论述，尤其对其悲慨苍秀的边塞诗、清新优美的“南行诗”、他在贞元诗坛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等重要问题，做了较为深细的探讨。
在“下编李益诗集札记”之中，从具体文本出发，从史学、美学、心理学、格律学以及具体艺术技巧等不同角度，由我华夏古典诗歌“感发”之特质，融通诗人与读者之心，对李益存世的全部诗歌作品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评析，揭示出李益诗集中尚未被人发现的深意与美感。
在“余论”中，在占有大量作品基础上，从我国古代的感伤文学传统以及李益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遭际、个性气质等方面入手，具体探讨了李益诗歌中感伤基调的成因和表现，从而揭示出李诗中长期为人忽略的这一感情面向。
在“附录”中，收入了近年出土的《李益墓志铭》全文与有关唐诗名篇、中国古代抒情传统的论文两篇，或对李益生平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或可反映笔者在古代诗歌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路与看法，均于进一步推进李益研究暨展示笔者学术思考有所裨益。
四、本书的撰著原则与方法
以原始材料为起点，是本书展开研究与撰著的基本原则。具体地讲，以研读李益全部作品以及相关中唐其他文士别集和诗话、诗文评著作，有关中唐的正史、杂史笔记等原始典籍，作为展开研究的起点。
本书注意秉持知人论世，“横通”与“纵通”相结合[17]，个案探析与综合考察相助益[18]等基本研究理路与方法。在具体撰著过程中，还注意运用诗史互证法、训诂解诗法、“同情”[19]解诗法、比较辨析法等研究方法。
[1]参见王胜明、李朝军《李益研究状况综述》，《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78年。
[3]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5]《文献》2013年第2期。
[6]《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8]《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古典文学知识》1985年第1期。
[1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11]《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12]《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3]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2010年。
[14]巴蜀书社2004年版。
[15]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
[16]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7年。
[17]袁行霈先生认为：治学要讲究“横通”与“纵通”的结合。所谓“纵通”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所谓“横通”就是力求将文学和“哲学、宗教、历史、艺术乃至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他们的关联上，从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横通与纵通》，《光明日报》1978年9月19日）
[18]王水照先生说：“所谓‘大判断’和‘小结裹’的结合，实是学术研究应守之道，也是它的内在逻辑。”（《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王水照卷•自序》，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版）
[19]即研究者要力求贴近研究对象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力求与研究在心灵上达成共鸣，同其悲喜，共其荣悴。陈寅恪先生史诗互证之学特别讲究“了解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汤用彤先生治中古佛教史亦注重“同情之默应”（《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4页），都是这个道理。于此，周汝昌先生讲得更细致：“以我之诗心，鉴照古人之诗心，又以你之诗心，鉴照我之诗心。三心映鉴，真情斯见；虽隔千秋，欣如晤面。”（《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卷首题词》，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