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财政关系质的研究
——社会共同需要论——
第一章 财政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氏族社会财政的形成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财政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氏族社会阶段，社会的再生产组织结构从单一层次发展成多层次后，在社会中形成了独立于社会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之外的社会共同事务需要而产生的。
一 原始财政的萌芽
人类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单靠个人不可能取得足以维持生命需要的消费品，也无法抵御猛兽的侵袭，只有结成集体才能生存下去。因此，从人类产生之始就有社会。有社会存在似乎就应当有社会共同事务的存在。历史事实证明，人类社会之初，社会共同事务是不存在的。当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完全是靠双手采集和猎取天然的植物和动物产品为生，基本上是从手到口的生产过程，因而，一个原始人群体，人数不可能太多，社会的再生产组织结构也很简单，一个原始人群体就是一个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和一个消费单位，社会、生产单位、消费单位是三位一体的。在这种社会组织层次单一的情况下，群体内每个人消费需要的满足，也就是整个社会需要的满足，不存在个人消费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区分，当然也就没有财政。
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之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到蒙昧时期的中级阶段，发现了火，人类掌握了取火和用火的本领，能够用火加工食物和创造器具。火的发现和利用，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恩格斯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1]火的运用使人类食物的范围扩大了，比如鱼和蚌之类，只有用火加工，才能完全变成可以吃的东西。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2]的传说，说的就是发明发现了火的情况。食物范围扩大，食物数量的增加，就加速了原始人群体的繁衍，人数的增加，同时食物范围的扩大，也就扩大了原始人的生产领域。有了这两个条件，同一个原始人群体就出现了按年龄的自然分工，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因而，年龄相近的同辈人之间，两性关系增多起来，并逐渐形成习惯，不同辈分之间的性关系被排除。这种按照辈分划分的婚姻集团，恩格斯把它称为“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3]，家庭的出现开始孕育原始人群体组织结构的改变。火的发现和运用，增强了人类同寒冷气候作斗争的能力，使原始人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创造了原始人群体在一定的地域内定居下来的条件。经过若干时候，原始人群体慢慢地定居下来，处于同一地域内的原始人群体之间，从偶然相遇发展到有比较多的联系，于是两性关系上又产生了新的因素，出现了原始人群体之间通婚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婚姻关系，从个别的偶然现象，发展成普遍的经常现象。从而排斥了按辈分的血族群婚制，进而禁止了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实行了血族外的婚姻关系，莫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婚姻制。两个通婚的原始人群体，在同一血族内，各自都分化成以女子为核心的集团和以男子为核心的集团。每一个原始人群体内的这两个半边的男女，彼此绝对不能通婚，必须与另外一个血族组成的原始人群体的两个半边成婚。这样，原来的原始人群体就出现了新的组合，恩格斯说：“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庭经济……，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一旦发生同母所生子女之间不许有性交关系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一定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4]这个家庭公社就是原始人群体以直系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社会集团，这就是氏族公社。氏族公社的出现，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氏族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但它已不再是一个社会，而仅仅是组成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单位。因为，氏族社会一开始，天然地就不能仅仅由一个氏族公社组成。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一个地域内，至少要有两个不同血缘关系的氏族存在，氏族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并且，在前边讲过，氏族公社的出现或形成，是两个不同血统的原始人群体相互通婚的结果。所以，氏族社会一开始就是由两个氏族组成的群落。随着氏族人口的发展，一个血缘基础上的氏族，又要分化出两个或若干个新氏族，形成胞族。这样，在一个地域内，往往要存在着若干个氏族组成的氏族群落，这就是部落，部落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恩格斯说：“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5]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氏族社会的组织状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及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中，都有详细的史料和分析。在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材料中，以及考古的发现中，也都有大量例证。史实说明：“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我们也就可以去找出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组织。”[6]社会差不多就是以不可阻挡的必然性，转化为有层次的组织结构。氏族社会组织结构的层次性，就造成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活动同社会管理活动的分离，各氏族都是独立的，各管各的事情，每一个氏族内的生产和生活，都以各氏族为单位独立组织，由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生产，其成果共同耗费。但氏族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共同组成统一的社会，这就必然要发生每个氏族自己无法完成的社会共同事务，这些共同事务的执行，就成了部落的职能。这种社会的再生产组织结构的变化，社会共同事务需要的发生，也就必然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7]。“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8]在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发生了由社会集中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需要，也就必然要产生满足社会共同事务需要的分配关系，这就产生了财政。当然，在氏族社会产生之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氏族社会的规模还不是很大，氏族社会共同事务不仅不多，而且往往是一些临时发生的事务，并非经常存在，财政分配活动也不经常存在。并且，在发生社会共同事务时，也大都是由各氏族成员在生产之余进行，许多事情可以交由各氏族去完成，很少需要从各个氏族的生产成果中集中动员出一部分来满足。因此，尽管从社会总体的观点来看，社会劳动已分配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满足氏族成员个人消费需要，一部分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或社会一般需要。但这种分配毕竟还没有完全从各个氏族的生产和消费的活动中分离出来，所以，这时的财政仅仅处于萌芽形态。
二 原始财政的形成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蒙昧时期的最后阶段和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后，氏族社会的生产力又有了很大发展，生产规模和生产的内容都进一步扩大了，这时，人们不仅掌握了植物种植，而且掌握了生产陶器等许多物质资料的生产技能。在我国西安半坡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就发现有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用工具，以及农产品。正如恩格斯在分析蒙昧时期高级阶段的情形时说的那样，“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木质纤维作成的手工织物（没有织机），用树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经使人能够用木材和木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9]。随着氏族社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范围或内容的扩大，部落要解决的共同事务也增加起来，比如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不断地增加，氏族社会内部派生出来的新氏族数量也不断增加，各氏族之间及氏族成员之间，纠纷也就日益增多起来，这就增加了部落调解纠纷的工作量。再比如，人口增加，氏族数量增加，安排耕地的分配和公共的生产设施的建造等任务，也就日益繁重起来。随着社会共同事务增多，集体商议事项也增加起来，并且随着人口和氏族数量的增加，商议事情时，参加的成员也多了起来，这就要有大型集会的场所，公共活动的设施等。此外，在这个时期内，人们已积累了一些原始的医术经验，出现了专职为人们治病的人员，这种医疗虽然很原始幼稚，而且又都是和迷信巫术混杂，但毕竟是开始了社会医疗活动。此外，由于各氏族社会的人口增加和氏族个数的增多，以及生产范围的扩大，也使在同一地域内的不同部落之间，接触的机会增多，从而部落间的纠纷也就多起来。这样，不仅部落之间调解纠纷的社会共同事务增加了，而且，部落之间武装冲突的需要和保护部落、氏族安全的设施需要也经常化了。当时，武装冲突的频繁和激烈的情况，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就有叙述。氏族社会各项社会共同事务的需要规模扩大和经常化之后，仅靠各氏族成员生产之余，交由各氏族分头实施是无法办到的，只有把各氏族的一部分人力和物力动员出来，集中使用，才能保证社会共同需要的满足。因而，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分配，终于全部从各个生产单位，即氏族内部的分配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社会集中的分配活动，财政分配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形态。氏族社会财政规模，可以从我国考古学的成果中得到证实，例如在前边提到过的属于我国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这个遗址仅发掘出的一小部分，总面积就约有五万平方米，其中可以看到许多公用设施，在村落中心是氏族成员的居住区，有密集的房屋，在居住房屋的中心部位，有一座面积约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子，是公共集会的地方，有公共仓库和陶窑场，在村周围有一条深和宽都有五六米的大防御沟等设施。这些历史的遗迹说明，氏族社会发展到野蛮低级阶段，社会共同需要已有很大发展，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分配规模，也已相当可观。如果我们舍掉社会性质的不同，把这些公用设施和防御设施，与后来文明时代的财政分配维持的一些公用设施和防御设施相比，无疑，它已与文明时代财政相一致。可见，此时财政已不再处于萌芽状态，已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植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