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财政关系的质与量

财政研究不能只是质的分析，还必须进行量的研究，从质与量结合上进行研究，才能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财政规律。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没有无质之量，也没有无量之质。质和量是相互规定、相互制约的，质规定量的活动范围，不同的质的事物具有不同的量以及量的界限。质又是以一定的量为存在条件，任何事物的质都有一定的量的客观数量界限，如果量的变化突破了质所规定的数量界限，也就改变了事物的性质；反之，事物的质发生了变化，其数量界限也将随之变化。在财政研究中把量的研究放在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当前对财政分配数量关系的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就更加必要。但在研究中，也必须防止脱离质的分析，而走向就量论量的数学游戏的道路。如果那样来研究财政数量，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固有的规定性，质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人们是借助事物之间的质的区别，才能把不同事物区别开来。并且，认识事物的质，也是认识事物量的基础和前提，离开对质的正确认识，也就无从正确认识量的规定性，例如，要研究财政占国民收入多大比重是正确的，就要首先弄清楚财政的内涵与外延的规定性，否则哪些属于财政职能范围的事，哪些不属于财政范围的事都弄不清楚，那么，你用任何优选法，再高深的计算，最优良的公式也是无济于事的，算出来的数，无从说明是否是最优比例。当然，对质的认识也不能代替对量的认识，并且对事物量的认识，又是对事物质的认识的深化和具体化的必要条件。财政学研究中，如果只有质的分析，原则的说明，而没有对质所规定的客观数量界限的具体分析，就不能很好地用财政理论指导实践，很难避免盲目性，毛泽东同志说过：“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20]

事物也就是系统，一个系统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因此，研究财政这一事物，这一系统，不仅要从总体上研究它的质，而且还要研究构成财政系统的各个要素的质，才能全面认识其规律。同样，研究财政量的规定性，不仅仅要研究财政系统总的数量界限，还要研究构成财政系统的各个要素的量的规定性，并且还要研究这些量的规定性之间的数量关系。财政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相对于社会再生产这个大系统来说，财政又是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研究财政数量界限又必须把财政放在社会再生产系统中进行，认识财政与社会再生产这个大系统之间的数量关系，更要分析财政与社会再生产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这样才能正确和具体地认识财政各个数量的规定性，才能认识财政分配规律在数量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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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

[2]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4]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36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2—99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9] 同上书，第21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

[12]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

[15]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78页。

[16]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17]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20]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