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家职能不是财政研究的出发点

不从国家职能出发研究财政，而是把财政放在社会再生产总体中进行研究，把财政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研究，这是马克思为财政理论研究留下的宝贵财产。在马克思之前，都是从国家职能出发来研究财政的，这并不奇怪：人们的认识总是要从个别出发然后认识一般，“对人类生活形式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8]最初的财政研究，碰到的财政现象、现实完成的结果，都表现为国家实现其职能需要而进行的收支。因此，最初人们都是从国家为支配主体的分配活动出发来进行思索，把财政看成是纯国家的，是国家的附属物。这并不奇怪，这是符合认识的发展过程的，但不能停留在这种认识上，固守不放就不能使认识成为科学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从而创立了财政学。在这以前，全部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被看做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普通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在财政研究上，比前人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不再把财政看成是纯国家的，而是把财政从国家的从属物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国家经济来研究，但是，斯密也并没有完全摆脱从国家出发研究财政的老框框，仍然把财政放在国家职能中去研究。因而，虽然创立了财政学，但并没有使财政学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第一次把财政学的研究放到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财政学的研究才真正地摆脱了国家的框框，回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学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马克思虽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本专门的财政学著作，但是他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并作了系统的研究和写作的准备。已明确地为我们指明了，财政应当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就社会的再生产总体来研究的一个经济范畴，是社会集中化的分配。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19]这一段话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克思拟定在《资本论》中研究的国家经济，即财政问题，是把国家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是把财政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考察的分配关系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