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軨广路:中国古代交通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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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1]

——兼与王绵厚、李健才先生商榷

渤海大学历史学系 王海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无疑与交通密切相关。王子今曾这样评价交通的历史意义:“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3]

“辽西走廊”这一地理名称正式出现的时间虽不久远,但该地区在中国交通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却由来已久。战国以前,辽西走廊所在地区活动着诸多经济形态、文化面貌各异的民(部)族,[4]该地区在促进各民(部)族对内、对外的沟通交往方面的意义业已彰显,区域交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5]

燕秦汉时期,走廊所在地区首次纳入中原政权郡县制管辖体系。《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对外扩张,有“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6]之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集解》列出了“三十六郡”的具体名称,其中包括“右北平、辽西”[7]。《汉书·地理志》记载,“右北平郡。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百八十。县十六”,“辽西郡。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县十四”[8]。该时期辽西走廊大致相当于右北平、辽西郡地,[9]属于华夏民族与边疆民族交往频繁、地区态势复杂多变的“北边”。[10]

交通系统的完善成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构成方面,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会极大地推动交通系统的完善成熟。由上述记载可见,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城邑列布、人口众多,社会发展较为迅速。在这样的区域社会背景下,走廊“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如何?

关于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状况的研究,学界业已取得成果,其中以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以下简称《交通》)一书为代表。该书以“战国时期燕秦辽东和辽西的古道交通”和“(汉魏时期)辽西右北平郡的陆路交通道”等章节进行讨论,认为汉魏时期已形成“北出卢龙向右北平郡治平刚道”、“辽西大凌河古道”和傍海的辽西“碣石道”三条干道。这些成果值得后学尊重与充分借鉴。

不过,也应该看到,《交通》的某些观点和结论尚有进一步商榷或补充完善的必要。以《交通》之成果为借鉴,同时利用更多的考古资料和与交通史相关的其他论著,可以对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面貌做出更加科学系统的展示。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交通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交通与民族关系的互动演变,[11]交通与区域文化特质的关系等内容。从而使有关(燕)秦汉时期“北边”区域社会研究工作得到更加全面深入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