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去工业化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强调的，像工业化代表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变革一样，去工业化（无论是积极的去工业化，还是消极的去工业化）也必然代表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变革，因此，去工业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同时，也正是源于去工业化的这些影响，学术界才会对去工业化现象有如此之多的争论。不论是关于去工业化是否发生，还是关于去工业化“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判断，都源于此。因此，在进一步系统地分析经济的去工业化现象之前，有必要对去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梳理。
一 去工业化的经济影响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的状况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经济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作为一种“特征事实”，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也就成为对去工业化现象进行理解的重要方面。但正如对去工业化本身的理解一样，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争论，这也就是说，有观点认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而其他观点则认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的争论，正是去工业化是“消极”或是“积极”的价值判断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事实上，大多数认为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或是经济或产业结构“高级化”结果的学者，即使没有专门论证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他们的分析中也显示，通常是将这一结果作为一种事实来看待。与社会学者如Clark（1940、1957）等认为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现象的观点相类似，去工业化的内部因素论者大多认为，去工业化是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去工业化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Crafts（1996）就英国20世纪中期以来的去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他的基本结论是，劳动力的去工业化是以提高创新回报的专用性和经济自由化为前提的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过程中的一个固有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福利和政策制定而言，去工业化的逆转本身是好的这一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6]Rowthorn和Ramaswamy（1997）在强调制造业在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特别是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进程使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率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部门。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在这样的意义上似乎有助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上述观点相反，其他一些学者则明确否定，或是反对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并认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了负向的影响，并以此为据，论证去工业化是一种“消极”的经济现象或过程，即使这一现象或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Spilimbergo（1997）发展了多恩布什—费希尔—萨缪尔逊模型用以解释去工业化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贸易通过比较优势增加了福利，但促进了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率。Du（2005）则以韩国为例，考察了去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去工业化通过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两种途径是：第一，不同部门的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生产要素（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增长快）向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增长慢）流动时将带来效率上的损失；第二，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即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具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因此，伴随着劳动力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流动，经济中的投资或对资本的需求将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最终投入和增长。而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劳动力的年转移效应在0.2%—0.45%，而累积的劳动力年转移效应在0.4%—0.6%。
Hersh和Weller（2003）则认为，由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引至的供给增长的源泉，而且也是经济发展向纵深拓展和扩大就业所引致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源泉。与其他产业相比，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且其本身的扩张也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品，如资本和服务等。对任何国家而言，制造业的地位在何时都是不应该忽视的。而在美国，一系列不当的经济政策是使制造业本身的发展受到了人为的削弱。因此，这种源于不当的经济政策而导致的去工业化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破坏了其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7]
二 去工业化的社会影响
鉴于去工业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全面性，不同学者对去工业化影响的不同方面给予了关注。因而，除了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其他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去工业化影响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去工业化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如社会福利、收入不平等、性别工资差异、劳动力再培训和再就业等种种问题。
在去工业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方面，Spilimbergo（1997）在讨论去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强调如果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去工业化本身并不会影响经济福利，但如果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那么当东道国一些部门所积累的技术被国外通过干中学的方式所吸收时，去工业化就会降低经济福利。[8]Tchesnokova（2003）则以一个包含两个部门的、单要素的、开放经济的动态模型为基础，讨论了当信贷市场不完善时，贸易自由化对拥有较低比较优势国家财富分配领域的负向影响。他的结论是，由于这种负向的财富分配效应超过了其来自贸易自由化的利得。所以，贸易自由影响了经济的去工业化，进而对经济福利产生了负向影响。
Stephanie（2003）认为，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部门的典型特征是具有较高的和较平均的工资收入。因此，工作机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将导致较大份额的低工资就业和贫困人口。也就是说，去工业化和失业等社会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税前及接受转移支付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率。[9]Sorokina（2007）强调了去工业化对工人再培训和再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去工业化使得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增加了对再培训的需求。另外，也有学者研究了去工业化对性别工资差异（Kongar，2008）和种族工资不平等的影响（McCall，2001）。
Doussard等（2009）以芝加哥为对象，研究了去工业化对五个不同收入层级的影响。结论是，去工业化导致工资降低、贫困率上升以及收入的不平等。更进一步地，该研究指出，去工业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Ostry等（2001）以加拿大西部地区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锯木业为例，分析了去工业化对工人的生理、心理工作条件及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伴随着去工业化进程和技术进步的推进，对制造业就业和工作条件的这种长期负面影响，很可能是影响工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并持续影响了很多工人。
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雷克县（Lake County）是去工业化的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雷克县的去工业化与其日益加剧的贫困化是同时出现的。雷克县的去工业化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候，很多制造业企业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幅裁员，而在其后的几十年这种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发严重。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钢铁业为了应对多年来的低效率、生产过剩以及来自国外的竞争而大幅裁员，使得雷克县出现了最为严重的企业裁员状况。此间，虽然服务业有所增长，但相比制造业而言，仍然是次要的就业需求来源。时至今日，雷克县在美国钢铁地位的衰落和去工业化的阵痛中走向了衰落。[10]作为雷克县最大城市的加里地区是该县制造业失业最为严重的地区。[11]去工业化使得加里地区成为现代贫民窟的象征，失业、贫困、吸毒、犯罪以及学校减少和家庭解体等交织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加里地区曾三次被选为“美国谋杀之都”。[12]总之，去工业化不仅与该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恶化同时出现，而且成为种种社会问题的成因或是来源。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13]一般认为，中产阶级构成了发达国家的阶级基础，这使得发达国家社会稳定而缺少动荡。不过中产阶级的内涵和队伍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据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收入结构将“金字塔形”逐步转变为“橄榄形”产生出一个中产阶级大众，成为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按照收入水平来划分，一些收入较高的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蓝领工人也属于中产阶级的范畴。事实上，这一特征正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基本特征，例如，高薪的制造业岗位曾经一度成为美国主流中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因此，去工业化在减少工业制造业领域蓝领工人就业数量的同时，不断地改变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结构，进而影响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这种结构嬗变源于去工业化对中产阶级的挤压。
一直以来，工会力量在劳资关系的调整中占据重要地位。强大的工会在劳资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英美为首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力量一直处于不断衰落的状态。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传统生产方式、产业结构，进而劳动关系被打破，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产业工人逐渐走向分散，向新产业、新技术领域，向中小私营企业，向白领阶层和非全日制岗位转移。也就是说，工会力量衰落的决定性因素是劳动力的重心从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转向知识工人。由于缺少产业工人工会这个核心，工人运动也就不存在了。[14]而制造业工人的消失或转移正是工业制造业衰落，即去工业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