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当前晚清诗学重要问题述评与反思
当我们把研究的视角转向“晚清”，其实意味着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甚至多义的研究对象。而晚清诗学作为晚清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体现方式之一，也经历了演变与转型的过程，其本来面貌与当下接受是研究者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对晚清诗学的地位问题、晚清诗学的“过渡性”问题，以及晚清“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和梳理，是我们研究晚清诗学的前提与基础。
（一）晚清诗学的地位问题
清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晚期，清代诗学也呈现出综合之势。清代诗学在“实学”背景下体现了对学问、世运、情性的重视，以及反思辨、重实学、重经史等方面的学术取向，这也正好印证了清代诗学的综合化逻辑发展理路。然而，在前代与当下的研究者看来，清代诗学的地位似乎并不高，其成就也难以与唐宋等前朝诗学相类比，学者们对其研究也显得不够深入和全面。而晚清诗学作为清代诗学的尾声，再加上处于中西两大强势话语张力的影响下，其在学术研究传统上受到忽视与轻视就成为题中之意了。从晚清以降的诗学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学者对晚清诗学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研究惯性；另一方面，学者对于晚清诗学研究的开掘与拓展也多是集中在少数诗学大家身上，而缺乏一种整体视野和宏观认识，晚清诗学的整体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多少提升与重视。
关于有清一代文学（包括诗歌创作与主张），历来论者颇多。高旭在《答胡寄尘书》中这样总结清代文坛：“盖满清一代，所谓学士文人，大半依附末光。贼性灵，拜扬虏廷，恬不知羞，虽有雄文，已无当于大雅。”[1]胡适也有过相似的评价：“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者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2]而对清代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晚清诗人文廷式在其《闻尘偶记》中做出过如是评价：“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无论唐宋也……下此者，乃繁词以贡媚，隶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则文章日下，采风者不能不三叹息也。”[3]显然，学者对清代诗歌创作及其主张是颇有成见的。鲁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道：“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4]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也有类似的评价：“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5]鲁迅、闻一多以“新”为基点否认宋以后，乃至唐以后的诗歌成就，对后来的清代诗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学界对清代诗歌与主张尚且如此，而对作为“非主流”的晚清诗歌与诗学主张的评价就更为次之了：“又有不辟新境，全摹古人，若明、清二代诸家之复古，极其能事，不过‘优孟衣冠’，而其自身已无存在之价值，更何论乎性情之发展？别有挟古人之糟粕，当风化之己沫，断成新体，专刻皮椁。……宏治嘉靖复古之风，至今未斩。……明清复古之文，尤少谈之者。既无殊特之点，更无殊特之位置。”[6]以“复古”为中心的明、清两代诗歌及其主张在学者眼中都毫无位置可言，而晚清以来以“复古为解放”的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就更加没有位置了。“而今之惑人犹复以步趋古人为名高，岂非大左乎？革新诸家，亦多诡词复古。”[7]章炳麟从“诗性情”与“辞语”的辩证关系审视晚清诗歌及其主张的相关问题，其中也不免显露出对考据学影响下的诗歌发展路径的不满：“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龙奇愈甚，考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盖自《商颂》以来，诗歌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8]叶楚伧在《说诗》中也对清代诗歌，包括晚清以来的诗歌主张表现出极大的不满：“然则虽谓清初无文，又何不可乎！同光体兴，好为奇僻，今世作者，类宗于此。而华采繁缛者，亦翔步中晚唐间。虽不足称，以视裨贩东西，驳不成章者，亦差善已。”[9]相对于否定晚清诗学地位的大多数学者而言，梁启超的评价最具有代表性：
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祯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10]
可见，梁启超对清代中叶以前的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的评价是比较低的，即使是对处于“新变”中的晚清诗学及其诗歌创作，其态度也是有所保留的：
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11]
当然，梁启超是站在“欧洲之文艺复兴”的角度来审查有清一代之文学与艺术的，其在以“复古为解放”的意识下自然会走向一种倡导主“变”的文学艺术观，如其所述，“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12]，便是印证。总的来说，晚清至近代以来的多数学者对清代诗学大背景下的晚清诗歌及其主张的评价特别低，晚清诗学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彰显。
清代诗学的历史接受如此，其研究状况又如何呢？关于清代诗学研究的问题，蒋寅先生的认识尤为深入：“清代诗学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包括全部古代诗史，治清代诗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全部诗史的摸索，过去掌握的知识和问题不知不觉就融会贯通起来。”[13]相对于整个清代诗学，晚晴诗学作为传统与近代相关联的一个特殊关节点，其地位本应该更加重要才是。而事实情况则是，“在理论上，我们都懂得‘后出转精’的道理，但实际研究中对清代诗学的投入非常之少，清代诗学研究的论著数量远远比不上《文心雕龙》。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14]。当前的学术界对清代诗学评价尚且如此，而既不处于正统地位，又缺乏全面、深刻的所谓现代特质的晚清诗学就更加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在治清代诗学的既有著作中，学者们大多对晚清诗学重视不足。目前所见的绝大多数清代诗学著作仅仅将晚清诗学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尾声进行“史”的梳理，在对其进行客观知识追求的前提下仅有专章或专节的介绍。总体来说，关于晚清诗学研究的系统性专著目前还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当前学界的晚清诗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对个体诗人或群体诗派的集中梳理上，如龚、魏、黄、同光体诗学、“诗界革命”等，其研究理路与方法仍然是传统的，成果也仅仅限于局部研究与史学上的意义。当然，随着“晚清”作为一个特殊的视阈出现在当下文坛，学者们便开始以西方知识范式与学术范式来研究晚清问题，如晚清现代性、晚清文学转型、晚清文学场等，其研究理路似有方兴未艾之势，其中也涉及不少对晚清诗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也只是零星点缀，并未形成一种学术气候。显然，总体来讲，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晚清诗学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
因此，无论从学者对晚清诗学自身状况的态度来看，还是从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晚清诗学的地位都难以令人满意。学术研究比较注重研究对象自身的学理性与意义的现实性，我们认为，倘若晚清诗学本身没有多少成就，或者意义不大，学者对其不够重视当然在情理之中。倘若晚清诗学只是由于时代、历史、认识等方面的原因才受到遮蔽，其自身却还有深入研究与阐释的空间，那么，晚清诗学的地位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显然，本书认为，晚清诗学当属第二种情况。
（二）晚清诗学的“过渡性”问题
“过渡性”往往用来表征一事物在转变为另一事物所需要经过量变或质变这一过程中具有的一种状态。“过渡性”是事物变化发展阶段中的必然特质，对“过渡性”本身的关注与反思，对于研究该事物意义重大。晚清社会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传统的、腐朽的与异质的、新变的因子充斥在社会形态中，使其具有了明显的“过渡”性特质。而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形态的反映形式之一，也必然带有其“过渡性”特质。晚清诗学作为晚清文学的主要样式之一，其“过渡性”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清代诗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有清代中叶以前对诗学的综合总结在前，晚清诗学无论在形态与内容上都有所逊色。为此，晚清诗学注定会被视为下一个伟大时代——“五四”诗学时代来临的过渡点。正是如此，当下学者对晚清诗学的“新变”所带来的“过渡性”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出现了一些倾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晚清诗学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关于晚清诗学的“过渡性”问题，王光明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中有过具体的论述。他从诗歌体制与现代体验的张力出发，认为晚清诗学必然是“过渡性”的，因为“晚清诗歌最大的特点是以内容和语言的物质性打破了古典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封闭性，是一种物质性的反叛”[15]。进而，从诗学的自身发展来看，他又对晚清诗学在如何缓解“内容”与“形式”张力的某种“过渡性”的努力进行了积极探讨。王光明的论述是富有创见的，其虽然主要立足于对诗学自身规律的发现与阐发。然而，这本著作之所以有启发意义则在于它不首先框定历史，不预设维度，始终以一种开放的视角对晚清诗歌进行论述。也就是说，这种对晚清诗学的论述方式是较为客观的，并且尤为重视“传统”与“现代”的关联与作用。相对于此，我们当前学界对待晚清诗学的“过渡性”问题认识则颇为外在化和复杂化了。由于“过渡性”概念自身的含混与不确定性，这就导致对晚清诗学研究容易滑向两个端点，正如学者们所总结的：“由晚清以迄民初的数十年文艺动荡，则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过渡意义，大于一切。”[16]一方面，一部分学者们仍然将晚清诗学仅仅视为清代传统诗学的“尾声”，认为这种“过渡性”还只是“传统”的“自为”衍化，并且对其体现出来的新质持极度保留态度。这种看法尤其体现在对晚清诗学“新变”的先声——龚、魏的诗学评价上：“如果我们再往前进步，就会真切地看到，从他们对于当时诗坛的时弊进行抨击和补救来说，他们是‘革新’的；但如果从整个文学史进程来说，他们的愿望与行为又仅仅是‘复旧’的。”[17]即使极富创见的黄遵宪诗歌也被评为“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18]。因为“中国接受的时候，总是想作为自己过去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来理解，所以文化的本质丝毫不会变化。中国历代确实从外界进入了无数的各种文化。但这些几乎都未能成为使中国文化的本质发生变化的起因。这种不会带来本质变化的接受方式也许很难产生新的独创”[19]。日本学者所言，正好在一个层面上预示和反映了晚清诗学在现代接受中所遭受的历史境遇。为此，有学者做出这样的逻辑推理，“只就黄遵宪而论黄遵宪，如果他背离传统，不是得力于汉、魏乐府及杜、韩诸家以成其汪洋恣肆的风格，其在近代史上能否取得一席之地，也将是一个疑问”[20]。显然，这种观点在当下仍然具有很强的认同度。在一些学者看来，晚清诗学始终处于传统话语的强势压力下，它与古典习性的暧昧和纠葛致使其终究无法摆脱传统诗学的深度影响与规约，这种似乎不够“变动”与“进步”的诗学形态直接导致学者们仍然习惯将晚清诗学置于所谓“自足”的传统诗学一脉相传的逻辑体系中。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学术范式和话语的当代显现，以及对“五四”诗学思潮的“寻根”与“探源”热的兴起，将晚清诗学作为一种西方化、学科化、体系化的研究对象予以探讨又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诗界革命”理论并不是在两条诗歌发展道路（传统诗学内部）的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它是“在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精神的刺激下，认识到了中国传统诗歌非有诗界革命，诗运殆将绝的紧迫情况，从而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愿望，代表了传统诗歌要求自我超越，以改革求发展的历史趋势”[21]。当下的晚清诗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了这种思维指向，期望在一种既有的“前理解”（西方话语与体系结构）中来“想象”晚清诗学。因此，对晚清诗学的“当代阐释”就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动向，如“‘诗界革命’论无意识地成为全球化东扩的一种本土诗学工具，这就是说它无意识中以汉语诗歌革命的方式为全球化在中国的东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2]。也就是说，当下学者对晚清问题，包括晚清诗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又走向偏向于西方学术范式的研究路径，这种“以西格中”的学术惯性与同一性思维模式深层地影响着晚清诗学的当下研究和意义生成。
晚清诗学的“过渡性”问题所导出的两条研究路径不仅反映了晚清诗学的复杂性存在态势，而且也引发我们对既已形成的思维范式的反思——对晚清诗学进行简单的“传统”框定与“西化”阐释反而会遮蔽许多本源问题。因此，晚清诗学作为一种诗学“过渡”形态，本身就要求我们以“流动”的视野来关照，以一种“之间”意识来确立我们的研究基点，这甚至可以引入一种“边缘”意识，“‘边缘’的意义指向是双重的：它既意味着诗歌传统中心地位的丧失，暗示潜在的认同危机，同时也象征新的空间的获得，使诗得以与主流话语展开批判性的对话”[23]。晚清诗学有去“中心化”的倾向，这种既偏离“传统”又逐渐附有“西化”色彩的诗学发展路径体现的正是一种“边缘化”的动向。但是，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的晚清诗学的“边缘化”本身是一个极具意味的话题。“边缘”不等同于不重要、无意义与无特色，对晚清诗学“过渡性”认识而带来的“边缘化”表征实际上暗示了传统与近代的潜在转换与演变。有学者指出：“晚清诗歌变革通常被看作过渡时期的历史事件，因此虽不成功却意义重大……作为‘过渡’的晚清诗歌变革这一历史事件很容易被看成一个踏板，历史踏着它、通过它，进入另一个时段。”“晚清诗学变革更应该被看成一段台阶，它本身就处在现代诗学的发生阶段。”[24]为此，就晚清诗学而言，我们“要避免用‘五四’来‘发明’晚清的陷阱，则必须把对象还原到它自身的现实纠葛中”[25]。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视阈中给“过渡性”的晚清诗学所应该具有的恰当地位。晚清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近代转向的重要时段，它同时混杂着中国古代诗学的功利性、审美性，以及近现代诗学的体验性与现代性等特征。因此，晚清诗学的“过渡性”问题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一种单向的历史事件，它自身就是包含着各种话语体系以及对话可以展开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晚清诗学的“过渡性”状态才是晚清诗学存在的全部意义。
（三）晚清“现代性”问题争论
晚清之所以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现代性”话语的介入。王一川指出：“晚清在近代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论域中已成为热门的话题，而它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位置和作为，这次也成为我们探讨的焦点。”[26]晚清“现代性”问题在当下的学术界受到极大的关注，而晚清文学（包括诗学）的“现代性”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现代性”问题已经构成当下晚清研究最为重要的话语资源。
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不同的社会形态与话语情境下，“现代性”具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从社会层面上来说，“现代性”是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独特表征，往往体现为现代国家的产生与建构；从时空层面来说，“现代性”可以体现为一种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空观念，进而预构出一个未来的生存态势与理想时空；从精神层面上来说，“现代性”又体现了人文科学的旨趣，强调人的价值与发现。“现代性”在某种层面上还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二维构成，也可以指向一种“现代化的精神本质”；……“现代性”原本就是一个欲说还休的话题，而中国的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更是一个复杂的议程。因此，本书不打算展开各种“现代性”的说法及其所对应的晚清社会现实，而只是就当前的学术界关于晚清“现代性”的不同表述作总体的概括与评述。
对于晚清“现代性”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晚清“现代性”是“五四”现代性的发端与开创；二是晚清“现代性”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
首先，将晚清“现代性”看作“五四”现代性的发源与先驱，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看法。而且，“启蒙”也成为晚清此种“现代性”，包括文学现代性的主要表征。张颐武认为：“晚清的文化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征，但毕竟被‘五四’巨人的身影所遮盖。它仅仅是‘五四’的先导，是尚未明确的‘现代性’的因子，由此它仅仅具有一种发生学上的含义。”[27]实际上，从文学层面来看，晚清的这种“变革”及其“现代”色彩与“五四”的姻缘关系早就为前人所认知，晚清文学“为后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一班人提倡白话文学的先导”[28]的论述可谓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晚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某种重要阶段，但是，从文化、文学的历史观与进化论来看，晚清又往往被当作文学现代性的最初时段。况且，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是在一定的层面上展开的，它的显著“特征是立足于政治现代性追求而论证现代政治革命的优先性，从而确立为现代政治革命而文学革命的工具性思路”[29]。因此，无论是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还是从文学艺术层面来看，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的以“启蒙与救亡”为话语基点的“现代性”诉求自然容易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这也正好符合了西方对“现代性”问题言说的某种逻辑体系。在当前关于现代性阐发的各种西方话语中，对现代性肇始于启蒙时代这一客观历史的看法与论断，学界还是较为认同的。在对晚清“现代性”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启蒙话语一直居于主流话语地位，“启蒙现代性”的表达成为晚清“现代性”的主要话语选择及其与“五四”相关联的内在根基，即“晚清现代性在此就是‘五四’‘现代性’的启蒙/救亡工程的源头”[30]。
其次，面对长期以来关于晚清“现代性”问题的“启蒙”表达话语范式，学者王德威等人又提出晚清“现代性”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话语范式，并由此“颠覆”了人们对晚清“现代性”话语的传统阐释：“我的讨论如有时代错置之嫌，因为它志在搅乱（文学）历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性。”[31]王德威认为：在光鲜的“五四”背后，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与情境，却往往被误认为落后与腐朽了；其实不然，“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太过于单纯和简单，并且将前人的开拓引向了更为狭窄的空间。由此，他从“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不入（主）流的文艺实践”[32]三个方面来“指陈”晚清那种“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各种表征，进而指出“既名‘压抑’，上述的诸般现象其实从未远离我们而去，而是以不断渗透、挪移及变形的方式，幽幽述说着主流文学不能企及的欲望、回旋不已的冲动”[33]。王德威是从“现代性”的“反思”（非单一性和非不可逆性）涉及晚清“现代性”的，虽然其对晚清“现代性”问题的论述颇具启发意义与学理意义。但是，这里其实还暗含着某种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与思维逻辑——消费文化时代及其文化心态的深层动因。王德威的阐发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研究导向了另一种维度，即晚清现代性与消费文化的关联。为此，有学者对王德威的这种思维逻辑提出了质疑，指出王德威所要构想的晚清文学现场似乎只是一种想象的真实，其本身缺乏足够的历史真实性和现实可能性，因为“在王德威的论述中，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所想打破的单一的思维方式，仅仅在时间的框架里兜圈子，只是以一种思维方式代替另一种思维方式，缺少一种时空结合的开阔视野，存在着诸多可以对话的空间”[34]。但也有学者指出：“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消费文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精英文化的一次抗争与复权行动。这种新的话语形式，或者说曾经在中国现代历史长河中一直被压抑的各种异质性话语力量，都以反现代性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35]王德威似乎是以消费文化时代的心态去审视晚清“现代性”的，而这种致思方式在当下的中国也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也就是说，王德威的这种思维方式为那种曾经受到压抑和排挤而在当今社会中又重新燃起的异质文化提供了活动的舞台，特别是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更是对以往的现代性认知和研究具有某种强烈的反思与颠覆意义。因此，“被压抑的现代性”之说在以消费为主导的价值诉求中逐渐被合理化与合法化了，甚至成为反思“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王德威等人关于晚清“现代性”的阐释与开拓是值得肯定的，即使他们的论述多少带有某些“解构”与“想象”的意图。但是，他们毕竟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开放与喧哗的“僭越”舞台，并且意味着另外一套话语与价值体系的“发现”与“生成”，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将“晚清”重新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不管是作为“启蒙与革命”的现代性，还是作为所谓的“颓废”“滥情”“虐仿”的现代性，都在不同层面上试图接近晚清现实（包括文学、诗学现实），以便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一个可能的观测视点，从而完成对历史的当下叙述与建构。
总的来说，晚清诗学相关问题的研究有逐渐走向显学的趋势，而晚清诗学不受重视与认同的地位在当下多元化、多义化的研究态势下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关注。晚清诗学“过渡性”问题既是晚清诗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又是晚清诗学研究的关键所在。而晚清“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成为晚清文学、诗学新的理论增长点。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晚清诗学地位的确立、晚清诗学的“过渡性”、晚清的“现代性”等问题，都需要面对“传统”，离不开对“传统”的抉择与态度，甚至依赖于我们对“传统”的可能阐释才得以全面展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绝不是什么对象化的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36]可以说，如何对待“传统”，成为我们做出判断与结论的重要维度。晚清诗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将我们的研究视点潜在地引向了传统维度，如何理解“传统”？如何确定“传统”在晚清诗学演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何以可能？“传统”作为一种资源如何被“发现”？……因此，如何寻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观照“传统”，并以此为基点来审视晚清诗学的演变或转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重要性”“过渡性”“现代性”“传统”等构成了当下晚清诗学问题的关键词，而且对其进一步的思考也促生了笔者关于“晚清诗学演变”选题的最初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