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晚清朴学的裂变与“今文学”的兴起
纵观晚清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求变”仍然是其各个阶段的话题与主旨。而且“言变”的社会发展主题还渗透到一般思想领域，“一部晚清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社会变革史，晚清思想界就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所提出的一切观念、思想和主张以及发生的一切争论甚至斗争，实际上都是围绕要不要变革，如何变革，以及变革的目标、方向和途径展开的。……‘言变’‘求变’既是晚清各个时期思想界的共同话题，也是晚清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44]。晚清思潮的变动是全方位的，具体到晚清学术思潮的发展现实，以朴学为表征的晚清学术思潮出现了裂变，“亦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45]。“今文学”又再度兴起与发展，这种学术思潮的演变不仅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在具体的情境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和凸显。
一 清中后期的朴学发展概况
清代的经学形态一直处于某种分裂与自我分裂的矛盾运动中，而经学内部的异端思潮也贯穿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始终。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情境，作为汉学一脉的朴学又成为清代学术思潮发展的主流形态。然而，朴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学术成就，并没有成就清代学术的一统局面与渊源长流，而被清代文化专制政策与风气“驱赶入专鹜考据的狭小天地里”的“汉学家们何尝以饾饤式的征实为满足？”[46]清代中后期朴学的式微为晚清学术思潮的演变提供了有利契机。
清代学术之所以称为朴学，主要是指它在方法运用上以经史考证为基础，而其在学术风格上则立足于文字音韵、章句训诂而显得严谨朴实。当然，清代朴学的兴起是有其特殊背景的，作为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族贵族，他们主张采取“以夷制夏”的统治策略，长期以来的文化专制政策使文人志士们逐渐远离了社会现实。而加之“当时社会认为，考据是一种能够验证并延续古典智慧的可行性话语”[47]，皓首穷经的学术理路又重新成为有清一代学者的现实选择。此外，从中国经学的发展逻辑来看，通经致用的学术立场造就了清代文人志士对理学、心学空谈误国的反思与批判，“明末清初的社会批判思潮与否定理学末流的明道救世精神相呼应，是理学向朴学转轨的最直接的内在动力”[48]。为此，一种倡导实际的学术思潮孕育而生，从实学向朴学的路径转换，就是在学术立场与现实情境的矛盾张力下的现实选择，“伴随整个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明末清初崛起的实学思潮也循着自身内在矛盾运动的理路，逐渐转向朴实的考经证史的途径，最终演变成一代朴学，亦即清代汉学复兴乃至鼎盛的局面”[49]。
从学术思潮的发展阶段来看，清代朴学经历了萌发、发展与衰微三个阶段。在清代朴学的萌发阶段，理学的衰颓和实学的兴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阎若璩与胡渭是其代表。他们以翔实的证据和考据方法考辨了《古文尚书》《传》《河图》《洛书》等古籍，为后世朴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清代朴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确立、高峰与总结三个过程。惠栋与吴派学者为朴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惠栋首倡汉学，其与吴派学者大多致力于对汉代儒家经典的发掘、阐发和推进，确为朴学的发展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清代朴学到戴震与皖派学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使有清一代学术得以达到高峰，“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震）出而集其成焉”。[50]阮元与扬派学者则在传承前人的基础上，试图审视一代学术，并力图有所突破，最终实现了对清代朴学的总结。
任何学术思潮似乎都要经历由发展到衰微的客观过程，清代朴学同样如此，“18世纪晚期，考据学派发展到顶点，但是，即使在反义理之风充斥于多数考证著述之时，含蓄的不满声音已经出现”[51]。就清代经学发展历程来看，理学与朴学的矛盾冲突就一直长期存在，晚清文化专制策略并没有彻底摒弃宋学，“由分裂的文化心态导引出的分裂的文化政策，在我看来是解释清代经学史的一个关键”[52]。也就是说，由分裂的文化与心理所造成的门户纷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朴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此外，朴学发展到清代中后期出现了衰微，这不仅是朴学自身发展的归宿，也是清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至清代中后期，文化专制主义背景下的朴学业已发展到了极限，其自身面临着一些难以逾越的困境。朴学家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古籍的整理与考订之中，既远离提倡心性义理的儒家“内圣”之道，又漠视主张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外王”之道与士人精神，而这恰恰形成了一种闭塞与狭隘的学术风气，以及较为空虚的学术价值取向。为此，朴学的这样一种程式化、琐碎化、书斋化的学术路径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和挑战，“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53]。因此，“当雍乾时代密集的文字狱造成的恐怖氛围略有淡化，汉学内部便必定要分化出自身的对立物，首先被否定的就是把音训考辨当做学问归宿的取向”[54]。更有甚者，清代中后期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及其所联动的社会转型，而朴学的价值取向与学术风气，则已经远离了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前所未有的，证据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实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55]当清代中后期的文人志士再次将民族危机与现实矛盾作为自身学术的一种“担当”时，如“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56]。那么，狭窄陈腐的朴学，其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和生命力的枯竭，终究会使其遭到抛弃与奚落。也就是说，朴学发展到清代中后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境，它“提供了带有科学因素的方法和整理古籍的具体成果”，“却不能提供系统的思想体系”[57]。义理的缺失、价值的失落、形式化的弊病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必将会发生裂变的历史命运。
作为经学在清代学术思潮中的主流形态，朴学发展至清代中后期逐渐衰微，“传统”与“主流”的话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冲击。而晚清新的学术取向与价值抉择，也正是在朴学的此种困境中才得以重新孕育与生成的，“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不只是造成了官方的控制言论的习惯做法，而且也造成了文化界的自我拘束、眼光狭窄的学风。这就是说，清代中期文化界面临着一个必须解放的局面”[58]。因此，朴学在清代中后期的发展遭遇，实际上为晚清学术思潮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内部话语转换的情境。
二 “今文学”的提出及源流分析
晚清学术思潮发生了裂变，一些传统学者开始质疑和反思清代正统学术思潮的代表——朴学。随着清代中后期学术观念的演进，学者们已经逐渐发觉到传统学术的弊端，并试图扭转学术本身浓厚的尊古、嗜古情结在清中后期的过度膨胀所造成的限制与伤害。早期朴学家的自觉反思，角度是从传统内部开始的，方法仍然是立足传统的。为此，他们提倡“今文学”，即侧重自我阐释的汉代以后之经学。晚清“今文学”肇始于朴学，进而从朴学中决裂，再经过了自我丰富与发展，成为晚清学术思潮演变中最为突出的历史事件。
“今文学”的概念出自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用来指称从晚清朴学思潮中分裂与演变出来的一种经学形态。从理论渊源上来讲，“今文学”与汉代今文经学具有历史传承性，晚清学者提倡“今文学”，也正是借用了汉代经学发展史上今、古文经学争斗的实际情形而切入到晚清学术思潮的发展现状的。梁启超提出“今文学”概念，是基于对清代学术思潮发展历史的梳理与确证基础上的客观认识：
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59]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思潮的二元划分在整体上是符合清代儒学发展形态的客观现实的，而对于“今文学”肇始于清代中后期的朴学裂变，梁启超的认识也尤为深刻：
道、咸以后，清学曷为而分裂耶？其原因，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
所谓发于本学派自身者何耶？其一，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其二，凡一有机体发育至一定限度，则凝滞不复进，因凝滞而腐败，而衰谢，此物理之恒也。……其三，清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既尊古矣，则有更古焉者，固在所当尊。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
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何耶？其一，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以自藏。……其二，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其三，“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60]
清代中后期朴学的分裂，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学术困境，另一方面也缘于晚清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因而随时出现的实用需求，包括时君的意向，时髦的幻想，矛盾的愿望，驳杂的信仰，便会不断被装入‘经学’的篮子里。直到它溢满而变质，就是说旧形态的变异，当然必定伴随着新旧形态的长期而渐趋激烈的冲突”[61]。晚清一部分传统学者从朴学的内部矛盾出发，结合学术思潮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了积极的反思与尝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最终选择了“今文学”，用以重振晚清学术及其精神旨趣。“今文学”思潮的兴起，在推动晚清学术思潮的演变与发展的同时，也较为广泛地影响到晚清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在政治上有力地抨击封建专制的罪恶，冲击旧制度的根基，推动社会的变革。在思想学术上，冲破正统思想禁锢下‘万马齐喑’的局面，为迎接西方进步思想的输入和创立‘新学’推波助澜”[62]。
作为从朴学内部分裂而出的晚清“今文学”，其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汉代今文经学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中国经学形态发展至汉代，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学以秦统一以前的儒家经书为基础，基于民间藏书与出土文献，否定与怀疑西汉以来学术研究经典的完善性与真实性。它往往强调文字训诂之于治经的重要性，便形成了一种古文经传的学术传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刘歆、贾逵、马融等。今文经学以汉代通行的文字为据，以经秦焚书坑儒后且在汉初流传下来的经典为基础，注重义理的阐发，将学术取向与汉代天人感应的神权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有关汉代经学正统的学术传统。今文经学在汉代设有“博士”，深受统治阶级的支持。虽然其至西汉中后期一直处于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中，但“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63]。今文经学作为汉代的官方学术，其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不断地演变。西汉初年，今文经学还主要盛行于民间，并且保持着较为质朴的学术特征；时至董仲舒，其将经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比照和参附，使今文经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尔后的石渠阁会议，今文经学逐渐神学化，并且在政教合一的模式中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东汉白虎观会议以后，今文经学被掺入了谶纬之说，其形态与意义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整个汉代儒学发展形态来看，其内部的今、古文经学虽然在字体、文字、名物、制度、解说、方法、学术取向、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有所差异，而且它们各自还试图在学术传统上树立自身的权威与正统地位。但是，其争斗的实质却是“禄位之争，是对古学官的位置的争斗”[64]。也就是说，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论争已从单纯的学术研究渗透到汉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汉代的今、古文经学的争斗到汉末走向了合流，经学大师郑玄最终完成了二者的融合。而“郑学”的产生正是两汉今、古文经学斗争和融合的历史产物，其在取得了民间学术中独尊地位的同时，也宣告了今、古文之争的基本结束。此后，随着经学的谶纬化和烦琐化，以及中国社会形态的变迁，儒学形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汉代经学相继走向衰亡，“及桓灵之间，党议祸起，太学罹难，所诛党人，十九皆太学生也。官学之徒，一时几尽，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或隐居乡里，闭门授徒，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65]。而今文经学直至晚清才又得以重新燃起。显然，同样作为儒学内部形态的晚清“今文学”的兴起，与汉代今文经学之间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首先，“清代的经今文学，是以回到西汉中叶出现的《春秋公羊传》的研究为开端的”，[66]它在学术经典选择、治学理路、方法论、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与汉代今文经学具有明显的传承与呼应关系。其次，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晚清“今文学”是对朴学学术取向的突破与否定，这与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学术取向与旨趣的差异化具有某种相似性。而且晚清“今文学”甚至常常被看作是对汉学的“否定之否定”，即在对宋学、心学学术取向和以考据训诂为特征的朴学学术取向的双重否定中，走向注重微言大义和适度面向客观社会现实的“今文学”，如“有清一代，论者号为经学复兴，以为承元明积衰之后，而能轹宋超唐以上跻两汉之盛也”[67]的看法，则为多数后世学者所共有。
当然，晚清“今文学”是被称为“西汉博士的裔孙”[68]的，但是，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却体现出了自身的特殊性。首先，晚清“今文学”产生于特殊的背景与语境下，直接原因在于清代学术的自我分裂，客观上则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对学术义理缺失的纠偏和扬弃。而这显然不同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学术发展理路。其次，晚清“今文学”传达的是有清一代的学术传统和价值抉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学术层面，在政治层面上也往往产生了忽左忽右的功效，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政治性和阐释性。再次，晚清“今文学”思潮少了汉代今文经学的宗教神学意味，即天人感应的唯心论与神秘主义色彩，其理论归宿在总体上与社会现实和政治关系更为紧密。最后，晚清“今文学”思潮体现了较浓厚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并且逐渐走向一种异端之学，为西学的进入提供了有利契机。总的来说，晚清“今文学”思潮虽然从汉学中演变而来。但是，其仍然在“变”中彰显了自身的学术情境与发展维度，从而在客观上符合与适应了整个晚清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现状。
从中国经学形态的发展逻辑来看，晚清“今文学”显然在发展道路上传承了汉代的今文经学，并且从汉代今文经学的学术传统中获得了宝贵的话语资源与价值旨趣。但是，作为后世重新开始兴起的一种学术思潮，晚清“今文学”又具有自身的学理内涵与特殊属性。
三 晚清“今文学”的发展变化
晚清学术思潮的演变是处于复杂的环境中的，“今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源于清代学术思潮自身的裂变与对以往学术的“否定之否定”，而且与晚清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变迁息息相关。“今文学”作为晚清最具时代特色的学术思潮，其嬗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并且体现出有清一代的学术特色与精神理路。
关于“今文学”在清代的起始，学界尚有一些异议，有学者认为，“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把《春秋》的‘微言’，当作‘帝学之本原’，列为经筵必讲的经典”[69]的做法，客观上成为清代“今文学”的滥觞。但是，就清代“今文学”兴起的实际学术理路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学者们还是大多认同“晚清的今文经学者，多半归‘宗’于庄存与”[70]的看法。晚清“今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常州学派的崛起，其标志着晚清学术思潮的一变及“今文学”的兴起。常州学派于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代表人物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以常州为中心，遵奉《春秋》，倡导微言大义与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独崇《公羊》。他们以复兴汉代今文经学的举动，试图扭转清代以来的陈腐、琐碎的考据学风，“18世纪今、古文之争的重新出现使一些清代学者从新的角度审视儒学传统。常州学者是第一批探讨西汉今文经学的学者……内在而深刻的无法调和的差异在崇尚经典考证的汉学序列中出现了。常州今文经学家引发了汉学自身的分裂”[71]。庄存与“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72]。他不拘汉宋门户之见，其《春秋正辞》取法致用，对晚清“今文学”具有开创之风。刘逢禄治群经却专取法今文经学，治《春秋》而专宗董仲舒、何休之说，反对东汉许慎、郑玄等古文经学的为学理路，并且对烦琐、陈腐、古板的乾嘉考据之学着力批判，真正扬起了“今文学”的大旗。而宋翔凤则以《论语》研究来实践“今文学”的微言大义和介入晚清社会现实批判，把“今文学”思潮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龚自珍、魏源的“今文学”思想是晚清“今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73]。“龚自珍、魏源都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继承今文经学阐释经书的方法论，想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救裨当世’。”[74]龚自珍的“今文学”思想，其治经范围进一步扩大；他对《公羊》“三世说”、《尚书·洪范》、《春秋》等的发挥，都是在微言大义的基础上而大放高论，并据此批判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倡导变革主张与思想解放，“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75]。魏源对乾嘉学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其《书古微》《诗古微》集中体现了其“今文学”思想。他充分发挥了以经议政和干预社会的学术旨趣与现实立场，主张“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76]。龚自珍、魏源对晚清“今文学”的再造，使其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在文化学术界激起了较大的影响，“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77]。
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今文学”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皮锡瑞、廖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皮锡瑞精研群经，力图通达古今之变而主张经世致用和变法，“通经所以致用，汉人治经，皆切于时用，故经学莫盛于汉。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以《洪范五行传》警人主，此皆汉儒微意。若谓谈经学不必及时事，则五经真同刍狗，而经义可废矣”[78]。为此，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著作，也都在经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晚清著名经学大师的廖平，其一生思想经历了多次变化（一般认为有“六变”：平分古今、尊今抑古、古大今小说、天学人学、天大人小、以《黄帝内经》释《诗》和《易》等）。他不仅总结了晚清“今文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且将晚清“今文学”思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廖平越变越暗的“今文学”理论，也似乎暗示了晚清学术思潮的潜在演变，即“今文学”思潮需要予以变化和改造，才能在获得新的活力与激情后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先生在中国经学术上，既具有相当地位，而在晚清思想史上，亦握有严重转捩之革命力量。由先生而康南海而梁新会而崔觯甫，迄至今日如疑古玄同、马幼渔、顾颉刚诸先生，均能倡言古文学之作伪，更扩大而为辨伪之新运动”[79]。
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维新派接过了晚清“今文学”思想发展的大旗，以传统的形式装载新的内容，最终导致“今文学”从多彩走向了异端，从而构成了晚清“今文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康有为的思想比较庞杂，其经历了古文经学到“今文学”的嬗变，又好心学与佛学，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也大力提倡。总的来看，他的“今文学”思想是以传统经学为旗号的，并且托古改制，以孔子为招牌和权威进行“今文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康有为的经学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其“今文学”思想，“《新学伪经考》的主要方法是指明东汉以来所传的儒家经典大部分是刘歆所伪托，从而湮乱了孔子的‘微言大义’，目的是为了恢复今文经学的权威，这种做法带有摧毁经学旧殿堂的性质。而《孔子改制考》则是以‘六经’为孔子的‘托古改制’之作，从正面来阐明孔子的‘改制大义’，树立孔子改革家的权威，这又具有筑造儒家经学新殿堂的味道”[80]。再加上其“三统”“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以及其他的经学著作，都在总体上为他的变法维新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梁启超早年好“今文学”，“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81]。梁启超师承康有为的“今文学”思想，将变法维新作为“今文学”运动的内在动力，其对《春秋》《孟子》《论语》《左传》《诗经》等的论述，也都暗含了“今文学”的价值旨趣。而且，尔后他又将“今文学”与西学相结合，促使“今文学”思潮进一步异端化。但是，中后期的梁启超不似其师那样保守，“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而“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82]。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今文学”思潮，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在学术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83]。而且也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缺口和提供了有利契机，“在三十年来，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84]。显然，“今文学”思潮的异端化走向在西学与中学之间架构起了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