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相关问题说明及概念界定

（一）本研究的意义

1.本书以“演变”为基点来审视晚清诗学，不仅是基于晚清诗学本身发展的逻辑事实，更加体现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历史意识与生成理念。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以“静态”的学术视野来考察研究对象，如对晚清具体诗学家的研究、某一诗派的研究。尽管纯粹知识性的探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往往容易割裂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缺乏一种宏观视野和整体意识。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晚清诗学的具体情况（处在一种双重话语体系中，并且体现了某种“流变”特质），这种研究就显得既不够科学，也难以深入和全面。

2.诗学转换古今衔接维度研究的缺失。以“传统”视角切入晚清诗学的演变研究，力图为我们以往的研究补上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的思考。当前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论转换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深我们对晚清诗学的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一个相互关联和影响的范畴，中国两千多年的诗学发展史形成了一套固有的“传统”价值体系，而诗学的“新变”显然不可能与“传统”瞬间决裂；在一定程度上来看，“传统”也可以通过转换成为“现代”的因子。晚清处于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因此，无论从政治思想或诗学思想来说，“接轨”都是双方面的。在晚清诗学理论发展史上，一方面，由于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刺激与启示，再加上沉重的社会苦痛与人生苦难，以传统精神所建构起来的诗学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另一方面，各种“现代”的因子也逐渐深入传统诗学领域，并且推动着晚清诗学演变的大幕。我们当前的晚清诗学理论研究在注重其转换与“新变”的同时，往往将其界定为西方“现代性”特质的引入，而忽视了中国古典的思维模式与诗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规律，更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其的规范与匡正。事实上，这种诗学理论的新变过程并非是平地惊雷，而是经过了一个并不短暂的酝酿时期，最初的表现不是外在力量的冲击，而更多的是学术自身的内在裂变，进而波及诗学本身。然而，当前我们对晚清诗学的研究往往受到局限，在整体上仍然缺乏一种传统文化的本位意识，很少将晚清诗学的演变作为一个整体放置于“传统”视阈中加以审视，而多是将其归结为“西学”冲击下的“必然结果”，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认识“外在化”了。本书以“今文学”与诗学的关联为切入点，发掘“传统”与晚清诗学演变在某些方面的同构对应关系，进而厘清晚清诗学在传统视阈下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理路，力图为当下的晚清诗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和理论阐释维度。

3.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本书选取以“今文学”与诗学的关联为中心进行晚清诗学演变研究，在对象上就更为典型，而且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学者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这就使本选题具有一定的开拓型与创新性。一方面，当前学术界关于晚清诗学与儒学不同形态的关联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如朴学与文论（陈居渊的《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经学与文论（马睿的《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与刘再华的《近代经学与文学》中仅有专章介绍晚清今文学家的文论思想）等，而“今文学”作为儒学中更具“变革”意义的形态，与晚清诗学演变的关联可谓更为紧密，值得关注与深入探究。另一方面，诗学一直以来都被作为中国传统文论的主要形态，而晚清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多种文论，尤其是“边缘”文论形态的发展，造成了晚清诗学相关研究的相对薄弱。为此，我们对晚清诗学的此种研究就极具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将“今文学”与晚清诗学的演变进行关联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性上，还是研究意义的现实性上，都是一个较新的尝试与开拓。

（二）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由于目前从“今文学”角度研究晚清诗学演变的相关成果较少，而且没有全面、系统、深入的学术专著。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突出历史意识与发展维度。第二，由于本书是以“传统”为着眼点，需要将研究对象放在“传统”的视阈中加以审视，在比较的视阈中把握晚清诗学的演变过程。为此，在具体论述中特别重视比较学的视野与研究方法。第三，研究对象的演变可能是多重原因合力的结果，晚清诗学的演变自然也不例外，本书选取的“今文学”角度也只是其众多因素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因素之一。因此，本书在叙述过程中尤为强调要尊重历史现实，将宏观与微观、系统与局部相结合，力求达到一种较为客观公正的叙述立场。第四，本书探讨的是意识形态和一般学术思潮与诗学的关系，这就特别需要文化诗学与阐释学维度的介入。为此，在学术视野上，本书也尽量做到开阔与全面。

（三）本研究相关概念的界定

任何研究要在学理上首先成立，就必须在研究对象上有明确的范围与内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本选题的相关概念作一定的界定。

首先，本书以“晚清”为时间范围，在此特指1821—1911年这一时间段。按照以朝代更迭为参照的习惯划分法，晚清可以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38]，本书在时间段的选择上与传统分法大致重合。但是，在上限上之所以追溯到1821年，主要是基于本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以学术思潮（“今文学”）对诗学产生实质性影响为起点。^[39]

其次，关于“诗学”的界定。当前的学者们习惯于在广义上使用诗学，将其等同于文学理论。本书取狭义的诗学概念，即关于诗歌的理论，“晚清诗学”就是指晚清的诗歌理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虽然在狭义上讨论诗学，但是狭义的诗学也是比较宽泛的，既包括形上层面关于诗歌的性质、功用、审美、价值等的认识与观念，也包括形下层面关于诗歌具体的语用、格调、手法、文体、修辞等问题的阐释。考虑到本书的宏观视野与所选取的理论基点（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以及晚清诗学演变的客观现实（重于形上层面而轻于形下层面），本书侧重于前者，即对狭义诗学做较为形上层面的探讨。

最后，关于诗学“演变”与“今文学”的界定。“演变”是本书对晚清诗学研究的着眼点，这里面隐含着两个问题：一是晚清诗学是否真的出现变化？显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晚清诗学的发展变化是不言而喻的。二是晚清诗学领域出现了传统诗学（主流诗学）与“新变”诗学的两条发展路径，本书既然立足于演变，其实对研究对象又有了进一步的框定，即与主流诗学相区别且处于“新变”中的晚清诗学。那么，以“同光体”等为代表的传统主流诗学就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了。虽然传统诗学仍是处于主流和正统地位。但是，晚清“今文学”家的诗学无疑更具活力与张力，其成为中国古代诗学向近代转换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尤值得重视。“今文学”出自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指清代肇始于考据学而又发生分裂与变化的今文经学，本书就在此层面上使用“今文学”概念，特指晚清今文经学，用以区别汉代的今文经学。关于“今文学”的具体论述将在本书的正文部分详细展开。经过以上相关概念的界定，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比较具体和明朗了，即从晚清“今文学”发展与诗学演变的同构关系入手，对1821—1911年这一时间段相对于主流诗学而处于“新变”的诗歌理论（具体来说，主要是指晚清今文学家的诗歌理论）做宏观的形上把握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