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建设的格局架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这些精神是我们提出文化建设格局架构的重要依据。
（一）构建“一体多样”“一主多元”的和谐文化格局
文化的本质是多元的。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文化多元及其发展的历史，是多元文化相互接触的历史。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生活方式。由于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人类所特有的理性，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必然发生接触。或因迁徙，或因种族的生存和延续，保护和争夺仅有的物质生活资源而与文化他者相遇。在前现代的久长时间里，人类对文化多元的感知和应对是不自觉的。人们只觉得他者和自己不一样，对非我族类者的文化好奇、警惕、防范、抗拒、冲突。在这段历史里，多元文化之间的接触是有限的，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氏族很少。接触，不管什么样的接触，文明的或野蛮的，都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各自发展，积累了大量关于多元文化相处、相离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记录、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一代一代的后来者不断享受着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中华民族延绵不绝而文化永远常新的重要原因。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人们对他者的文化总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于已有的生活习惯、风俗、礼仪和信仰，而信仰是与生命及未来直接相关的，切断信仰以及由信仰派生或影响的礼仪、风俗几乎就等于断绝了自己和后代的未来，即使在同一宗教或同一系统的宗教内部也是如此。这是历史过往中世界上宗教战争不断的根本原因或借以号召民众的口实之一。
处理与不同文化接触的方式，也因文化的核心理念不同而显现出明显的差异。总括起来，对待异质文化不外乎以德相融和以力相抗两类。以德相融，避免了相抗所造成的苦难，各自的文化也因为有了异质文化的刺激和启示，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去消化吸收他者文化中的营养而继续成长；以力相抗，其效果自然相反，除了死亡的灾难之外，遗留下来的恶果之一则是扩大了与异质文化的心理距离，不但自身的文化成果受损，而且一旦结仇，百世莫解，给后世的再一次相抗埋下可怕的种子。相抗双方有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有时则难判是非。如果姑且不着眼于对与错的划分，而从人类生存的历史长河看，对抗之不可取，是自不待言的。
文化多元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但是对于当代人类来说却是个新话题。自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智者加入到呼吁不同文明对话、和谐相处的行列里来。这些智者的文化背景、学术积累、呼吁的对象、研究的方法、预想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是主张不同文化应该对话，可以对话，应该通过对话相互了解、促进和平，是完全一致的。学界的声音在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下启民众，上达政要，起到了促使思考、增加选项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做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工业化、信息化和工具理性，正在以远远超过尊重文化多元化的力量在世界许多地方发威；武器的智能化正在准备着以越来越精巧的方式威胁着人民平静的生活和宝贵的生命。这些，也使得处理不同文化间关系的活动出现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变数。因此，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将是长期的、艰难的。对此人们都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1]
在当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三元并存的现象。面对这三种文化，我们在整体上不应绝对肯定或否定任何一种文化，而应当从实际出发，按照“以马为主，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多元一体，整合创新”的思路，构建“一体多样”“一主多元”的和谐文化格局。“一体多样”，是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整体，内含精英高雅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为主要表现的多样文化；以书刊、报纸、广电、影视、网络等为主要传播途径的媒体文化。也可以按照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传统文化的分类来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多元或多样性。“一主多元”，是指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主流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有益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多元文化。这样的文化格局是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世界文化格局及交流传播的必然结果。文化反映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同时也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在经济和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其文化信仰也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由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整个文化建设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吸收中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使各有其位，各显其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竞争中扬长避短，在学习中整合创新。
1.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是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方面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发展性和价值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需要所决定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受到各种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挑战，在国内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但是，只要我们的改革开放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就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当然，这“四项基本原则”之间是相互依赖、彼此支持的关系，任何一个方面的坚持，必然有利于另外几个方面的坚持。思想文化阵地是国家的核心阵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丢失，就会丢了老本，政亡人息。当今时代是社会大变革、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空前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现直接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手法进行渗透攻击，意图过于明显，再按原来的套路搞“和平演变”很难奏效，于是改变策略，变“直接攻击”为“文化软着陆”，通过文化传播与我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他们利用宣传媒体鼓吹西方文化思想；利用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现，每年邀请所谓的“明日之星”免费去国外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政府出资赞助学者到中国巡回讲学，传播美式文化，推销西方理念。资料显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其高新技术产品，也不是军火，而是流行文化，其每年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法非常高明，有着很强的欺骗性、隐蔽性。这种“文化殖民”如同“温水煮青蛙”，很容易使青年一代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抵抗意志。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上甘岭战役，我们的一些阵地已经被蚕食，还有部分阵地摇摆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占领。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守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同时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外文化宣传和文化产品出口，在文化交流交锋中展示文化实力，争夺文化阵地。
有学者曾用“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和“当代形态”几个概念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演变，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其实，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演变，都可以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称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把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人理解、发展和实践过的马克思主义称为“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革命家所理解、发展和实践过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称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我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其“当代形态”，除此之外，也包括其他形态。集体主义道德观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全过程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早已渗透到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之中，成为凝聚亿万人民力量的精神源泉。尽管这种价值观不断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挑战，但其科学性、价值性和主导性仍然不可动摇。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最大挑战者，但自由主义在西方也遭到社群主义的批判。虽然集体主义与社群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但是二者之间毕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无疑也能增加我们正确回应自由主义挑战和坚持集体主义道德观的信心。我们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具体到伦理文化方面，就是要发挥“当代形态”的集体主义道德观的主导作用。[2]
2.在坚持集体主义道德观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也要让“自由—公正”精神在我国市场经济领域发挥激励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世界视野来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一样，首先是一种政治主张和思潮，但它们都有一定的伦理意蕴，其中自由主义的伦理意蕴就是凸显个人主体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有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理论。不过，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同个人自由和机会公正的优先性，正是这一点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之类的观念区别了开来。各类自由主义者都通过高度抽象的推理来解释他们心目中的个人主义理想价值观。有些思想家坚持自由主义是“天赋的”或合乎人性的；有些思想家认为自由主义是合乎历史进步规律的，因而也是当前和未来的趋势；也有些思想家认为政府和社会的自由法则是靠社会正义原则和契约建立起来的；还有些思想家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是通过个人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成本效益分析确立起来的。“应然”是以“必然”为基础的。自由是万物的本质，是天然的状态，是发展所需要的秩序。因此，自由就是自然，自由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的状态就是自然发展的状态。自由也是人性的必然要求，符合自由的就是符合人性的。人的本性包括了追求自由发展、自由表达、自由交往、自由行动、自由生活、自由放纵。由于人性、社会和万物都是渴望自由的，所以符合自由的原则，也就适应了它们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曾把共产主义的本质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自由则是人类解放的理论基点。自由是一种最自然、原始、合理的状态，自由是发展的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过程。在我国现阶段，民主是政治的自由，市场是经济的自由，表达是思想的自由。在多元思想文化的背景下，非常需要加强文化领域的民主法治建设。
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自由—公正”原则，与“当代形态”的集体主义道德观有相通之处。它不仅是指导个人行为选择的伦理原则，也是一种指导政府执政和社会制度安排的原则。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以承认个人对自身需要、利益的自由追求为人性基础的。换言之，市场经济体制是按照人性中的“自由—公正”要求建立的，反过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自由—公正”伦理原则的存在奠定了社会基础。我们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就必须承认“自由—公正”原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应有之义。毋庸讳言，在邓小平理论中就已经渗透了明显的“自由—公正”精神。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已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自由—公正”精神的合法性，而在于是要无序的，还是要有序的自由和公正；是要极少数人要求的自由和公正，还是要广大人民群众所要求的自由和公正。
3.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无疑能起到一种缓冲、调和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及其伦理精神，有其存在的历史惯性和现实基础。有中国传统文化作缓冲，本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才不会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生正面冲突，从而实现文化及伦理精神的和谐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早已发生了变化，那么，现代人为什么还能认同传统伦理的一些内容？而且，传统伦理在国外也还有一定的影响？这个问题不能用“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来机械、简单地解释，而要用传统伦理的内在价值和人类生活的共性需要来解释。儒家伦理思想有“德性论”和“义务论”两种流派。儒家德性论以人性、人格、人生为立论依据，把道德范畴、规范和理想建立在人的社会角色或身份之上。比如回答的是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为夫、为妻、为长、为幼、为友、为师、为徒者应当如何的问题。人在社会关系中总要承担一定的身份或角色，这一点古今中外是有很大共同性的。在家庭生活中，古今中外都有夫妻关系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职业生活中，古今中外都有师徒关系、同事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古今中外都有礼节性、秩序性的要求，等等。正是这些内在特点和共同性需要，才使儒家伦理具有了超时代、超国界的普适性价值。儒家义务论以外在于人的“天”或“天理”为理论依据，把履行道德规范视为个人对神灵、对祖先、对自然、对国家、对家庭等应当承担的义务。由于这些理论依据带有很大的神秘性和非科学性，在近现代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冲击下，已经走向衰落，或者被新的理论依据所代替。无论德性论还是义务论，都把建构道德规范体系的过程看成是建立理想社会秩序的过程。比如“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行“仁政、王道”，等等。这些理想只是供政治家选择的理论构想，并不意味着真正能够实现。由于儒家伦理充满理想主义，就难免出现了重视“道义论”，轻视“功利论”的倾向，因此也经常受到功利主义者的批判。加之，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价值观表现，就是由重道义向重功利转变；由重等级、重身份向重自由、重平等转变。这些情况也决定了儒家伦理的现代地位和作用，都不可能是政治伦理和主流性的，而只能是非政治、非主流的习俗性、社会性和补充性的。[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尤其是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也不可忽视。老子以虚怀若谷、宽容谦虚的思想品格，恬淡素朴、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积极进取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出了积极贡献。老子哲学的最高成就在于以“道”为核心建构了独特的理论体系。“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核心思想，老子提出并阐发了一系列见解，诸如尊道贵德、返璞归真、自然和谐、无为不争、俭朴慈善、平等宽容等。这些思想和品德对于缓和、调节乃至化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如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社会冲突、精神压力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老子到庄子，“道”的本体论落实到人生观上，便是“自然”，即打破生死、有无、彼此、是非的界限，一切顺归自然本性。庄子从“道”衍生出来的理想人格，是充满自由精神的逍遥人格。庄子所重视的是生命本身的自然本性，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保存生命的本然状态，一切人为的都是造作的，都将使人丧失原始的淳朴，为人生带来无穷的困惑。庄子的“我”是原始的、自然的“我”，而且他认为只有原始的、自然的“我”才是真正的本质自我，只有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生命状态，才能祛除来自社会混浊对生命的污染，追寻到本真自我。庄子描述得最完整的是“真人”。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在精神上比较能够代表庄子理想人格的是《逍遥游》中对“神人”的描述。庄子对“神人”的描述，并非一种可以达到或者可能达到的实然状态，而是一种精神向度和精神超越的企求。总体说来，庄子的伦理观发展了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安时而处顺”，完全顺从自然；另一方面又追求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至人”或“神人”境界。庄子和老子一脉相承，形成了道家内部的老庄学派。老子、庄子及其后学所传达的处世原则、方法和生活智慧，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之一，而且不断地推陈出新，以崭新的面貌影响着世界。
任何文化思潮的拥护者都可能有极端派和温和派之分。其极端派是相互冲突的；其温和派则是可以统一的。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化居于统治地位，但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强力冲击。伦理文化本身虽属于观念文化，但也蕴含于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之中。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整合的机遇期，深入探讨伦理文化的三元整合问题，能够为伦理文化的创新提供宏观性、战略性的指导方针和发展方向。出入马、中、西，整合马、中、西，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通过跨时空、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整合，创造和谐伦理文化也是历史大趋势。整合马、中、西，首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原创性和流变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的本质。从价值观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自然本位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个人本位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本位主义。从思维方式上看，西方传统文化是由神本位到人本位；中国传统文化是由自然本位到社群本位。近代中西方文化论争的核心是个人本位与社群本位的冲突。所以，我们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整合中国的整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体主义。辩证法要求认识事物时不割裂、不片面、不极端；要有联系、有分析、有取舍、有综合。坚持唯物论，就是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事物。简言之，所谓整合马、中、西，就是要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唯物辩证地对待中西方的传统文化，积极吸取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历史上的一些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的经验，对我们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比如，西方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有维护基督教信仰的极端实在论，也有反对这种信仰的极端唯名论，还有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温和派。最终被历史选择的成功者是温和派，而不是极端派。在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儒、释、道之争，也有极端派与温和派之分，宋明时期的温和儒家最终成功整合了儒释道。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推崇传统文化者，都必须以温和而不是极端的立场来对待其他流派。坚持文化温和主义，反对文化极端主义，这也是整合伦理文化的重要前提。
整合离不开中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调和折中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中西方的伦理学之鼻祖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一致提倡中道原则。这条原则对文化的整合创新也很有指导价值。中和才能安泰。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许多人对此甚为认同。费孝通先生主张“多元一体”的和合文化观，许多人亦很认同。如果对二先生的主张做一点整合，就是笔者所一贯主张的“多元一体，整合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和谐。和谐的本质是规范；多元的本质是自由。所以，和谐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转换为规范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有规范，才能达到有序、统一、和谐；有自由，才能有民主、人权和发展。和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要求，自由是人性和人的信仰的要求。和谐与多元，或者规范与自由，是一对矛盾的组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序的多元、规范的自由，是和谐的基础。我们不能否定多元，但也不能接受无序的多元。我们不能否定自由，但也不能允许排斥规范的自由。自然界的和谐是自发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是自为的。规范，包括调整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自然、人与信仰关系的规范。规范是实践理性的产物。规范依次被道德化、法律化、政治化、宗教化、艺术化。先有规范，后有道德，而不是相反。人性、社会、自然、信仰，都是行为规范的根源。在社会由一元向多元、由冲突向和谐、由义务向权利的转型期，要求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社会的制度安排，都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转变。比如，共生共荣、商谈伦理、中和克让、自由自律、民主秩序。从道德的四维基础或根源中，可以引申出道德的四条基本原则，即合乎人性的原则；有益社会的原则；顺应自然的原则；尊重信仰的原则。
人们对社会和谐的不同理想和主张，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和谐观。不同的社会和谐观又根源于不同的价值观立场和社会历史条件。古往今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定及和谐。一部人类社会史，就是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历史。因此，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算和谐，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主张和追求。这同人们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价值观密切相关，也同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及利益密切相关。人们的社会和谐观，既是关于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又是评价现实社会的价值尺度。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及利益不同，对于和谐社会的理想也不同，因而对现实社会是否和谐或合理的评价也就不同。
人们的社会和谐观不仅是由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且是由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的。人类已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上，人们的社会和谐观是很不相同的。当代中国社会，仍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在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环境中生存的人们，对社会和谐必然会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和主张。所以，我们要建构的和谐社会，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使其至少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而不能是非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第二，必须是把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社会和谐观融合在一起，包含着差异的和谐。第三，必须是以人为本，能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的和谐社会。第四，必须是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内在和谐及相互和谐统一起来的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道德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数代领导人一贯坚持的价值观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幸福为最高理想的，因而按其价值观的核心来说都是以人为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民族解放和阶级平等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幸福的先决条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幸福的先决条件，就是加快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采取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由于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某一种要素的优先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必然会出现与其他要素的不和谐。为了保持社会系统的相对平衡与和谐，以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就必然要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这也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这种转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都有表现。但是，在最深刻、最本质的层面上则表现为由“以物为本”的社会转向“以人为本”的社会，使人被物役转向物为人役。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不仅是一种价值观，而且已上升为一种历史观，即科学地选择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不仅要求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要求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适应，并要以人的发展程度来衡量社会发展的程度。人的发展应该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应该坚持全面、公正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调整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其他方面发展的思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做更加科学、准确地理解。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中心，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发展也要围绕中心配套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和谐，不仅表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及不同体制之间的不和谐，而且表现为相对超前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同相对滞后发展的政治、文化、生态文明之间的不和谐。所以，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首先要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加大政治、文化、生态建设的力度。其次，就是要努力实现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和生态和谐。经济和谐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要实行保护中产阶层、限制富人、帮扶穷人的经济政策。政治和谐的核心是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自由与规范的关系，要把法制与德治结合起来，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和谐起来。文化和谐要求教育、科学、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的协调一致，要加强党在文化方面的执政能力。生态和谐的核心是实现“天人合一”，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建设生态工程，治理环境污染，倡导绿色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为当代人造福，也为子孙后代负责。
（二）形成核心、边缘、共享“三层组合”的文化架构
对一个社会文化构架的分析，可以有多种角度。很多人将文化现象分为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核心层的精神文化。其实，我们也可以将一个社会的文化构架分为核心部分、边缘部分和共享部分。
文化架构的核心部分就是与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的部分。例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此相一致的文化现象，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当然，官方提倡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回事，民间实际奉行的核心价值体系可能是另一回事。例如，有人以“生命”或“道德”等信仰作为核心价值，有人却把“钱”或“权”作为核心价值去追求。从人性的结构和需要来看，自然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的任何一个维层，都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被凸显为价值观的核心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大环境，凸显了人们的经济需要。在现实的物欲被强化的同时，崇高的精神需要被淡化。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多的社会腐败现象、违法背德现象、不公正现象、低俗媚俗现象、族群冲突现象等都出现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没有形成清晰的文化架构。美国人对国家的信仰、对生命的尊重等，就是文化架构。没有文化架构，人心就无所皈依，就有无数问题出现。
无论是微观的企业文化，还是宏观的国家文化，都是由中心、边缘和共享三部分构成的。在传统中国，以华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为中心，以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杂家文化为边缘，以少数民族文化中能被汉民族认同吸收借鉴的部分为共享。其中，儒家文化又以“内仁外礼”和“内圣外王”为核心。学统、道统与政统相互利用或倚重，但道统高于学统和政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处在转型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文化架构，即政统高于学统和道统，后者服从和服务于前者。就当代中国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心，以儒、道、释等思想观念为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和民俗文化为边缘，以欧美等西方文化中能被中华民族认同吸收借鉴的部分为共享。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应成世界文化‘第三极’，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巩固、被人们认同遵守、代代相传的一种核心价值以及基于这种核心价值生成的民族精神；二是吸收借鉴欧美等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我们必须有自觉的文化发展思维和战略。面对强势文化的包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应有全球意识，加强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自己的坐标。欧洲文化的崛起伴随着19世纪的殖民主义，美国文化的崛起伴随着20世纪的霸权主义，作为‘第三极’的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崛起不同于二者，不是为了排斥，而是为了包容，不是为了独占，而是为了共享，不是为了封闭，而是为了开放”[4]。
重建文化架构并不容易。有人认为如今的振兴文化产业，与重建文化架构南辕北辙。这种观点可能有点偏激，但不无启发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振兴文化产业就不是振兴文化，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产业的规则是市场、收入、利润，文化的标准则是精神、思想、理想和价值。越是强调利益，就与精神越远。现在我们的文化领域中，出版、影视、网络中，都是以出版量、码洋、收视率、点击率为标准的，这都是经济指标，而且是唯一的指标，如何能够承担重建文化架构的责任？甚至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审丑的时代，媒体上的新闻大部分都是写丑的，是揭露阴暗面的，不写丑的东西，就没有人看。就文学来看，揭露和歌颂对社会、对人同样都有感染力，对揭露来说，每个人可能都有窥私欲，都有挖掘隐秘的天性，所以揭露更容易引起共鸣，而歌颂要写好就不容易了。文学就是人学。真实生活中的人，往往很复杂，善和恶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泾渭分明的，脸谱化的。怎么样写出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是创作者更需要考虑的。美丽纯真的爱情受人推崇，然而现实中的年轻人们，对爱情的追求却总是被物质所左右，金钱、房子、汽车都成为衡量爱情的必要条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爱情被物质所约束，这是文化生态、是制度的设定所造成的。可能有人觉得逐利是人的本性，其实不然，这只是人性的一面，而且是恶的一面。其实每个人都有情感的需要，这是和钱无关的。但是社会的文化环境不鼓励他追逐纯粹的情感。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状态。近200年来，中国的经济、百姓的生活水平无疑以现在最高，但不代表着就是幸福的，这还是因为文化架构没弄好。人们对于描写纯情的文学作品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屑一顾，不相信现实中有这种爱情；另一种就是明知现实中不存在，还仍旧向往、羡慕。有第二种想法的人，肯定是一个好人，因为他有对美、对善的渴望，这和人的本性是吻合的。
将马、中、西的多元文化，按照中心、边缘、共享的架构整合起来，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努力，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积极探索，我们已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植根于中国社会，立足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吸收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造福人民、振兴中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向前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目前形势下，特别要注意防止文化发展中的两种“迷信”：一是“市场迷信”。文化走向市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也有其弱点和潜在的危险性。单纯迷信市场，容易导致文化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变得浮躁和浅薄，使“忽悠”成为时尚。这将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低俗化、消费化、短期化、快餐化，压抑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进而形成文化沙漠。二是“话语权迷信”。因为文化的实力和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掌握话语权，以为占领了话语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和头脑，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阵地，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迷信观念。这种对话语权的迷信容易导致文化圈子化、精神割据、文化宗派主义、圈地运动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化。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文化“圈地运动”的危险。多元文化是本来就存在的，但是多元文化中的每一元都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占领公共文化空间，只谋取自己的精神权益，却不对国家民族的公共文化负责，这即是一种不好的“文化圈地”现象。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与灵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取向。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武装干部、党员和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对于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一共同理想既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的集中体现，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面对当前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充满挑战和风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时代精神代表人们精神世界的主流，反映历史进步的方向。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理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荣辱观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普及教育，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使之成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共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既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为整合和引领全社会的价值观念指明了方向，而且顺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因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也正在随着社会转型而变迁。社会转型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共同变迁转型的过程。价值观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个体的还是社群的价值观，都反映着社会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人们价值观的变迁进行理性审视和科学引导，是深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促进整个社会转型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从宏观上看，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主导性价值观的形成；从清晰到混浊，再到价值观念的清晰明确，这可能是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我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利益基础是全社会的。为了民族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而英勇献身，是一切具有革命觉悟和高尚道德的人们的必然价值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人们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于是，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居于统治地位，与此不同的价值观则一概受到遮蔽、压抑或批判。这就使得只有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在流行，其根本特点是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唯一依据是对社会有利。“社会”被解释为国家、集体、人民。这被人们称之为社会本位的一元价值观。由于这种价值观过分强调了复数的人，忽视了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事实，使作为实体存在的单数的人在一切价值理论话语中失去了地位。这种情况不只是当时理论工作者的偏颇，也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样化，呈现出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自然本位、信仰本位等多元价值取向并存的局面。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性中的主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精神性要素的必然表现。主体的性质、地位和精神境界不同，其价值观中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也不同。因此，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自然本位、信仰本位的多元价值取向，可以是不同主体的价值观表现，也可能是同一主体在不同社会地位或不同精神境界层次上的价值观表现。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不仅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呈现为多元一体、合而不同的矛盾组合，而且许多个体的价值观也是亦新亦旧、亦中亦西、亦正亦邪的矛盾组合。
主体的多元价值观取向中，起主导作用的那种核心价值观是需要培育的。这既是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社群培育和引导的结果。对社群来说，应该张扬和培育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与人们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价值观。在我国现阶段，社会本位主义价值观总体上仍居主导地位，但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地位正在上升。不过，在许多人的含混诠释中，依然存在着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民（或社群）本位主义两种价值观取向的分歧。传统的民本主义价值观与现代的社会本位主义价值观有混同之处，而个人本位主义则与社会本位主义相对立。此外，较前卫的生态主义价值观和较传统的宗教信仰主义价值观也在一定范围内流行。
在社会转型期到来之前，人们的价值观念是清晰明确的；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变得混浊模糊。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关系及秩序为客观基础的。随着我国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各方面制度和法规的健全，社会关系趋于稳定之后，人们就会形成与新型社会秩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到那时，社会评价是非、善恶、美丑的价值标准才会明确起来，主流价值观也才会完全形成并占据统治地位。当前，人们仍处在价值观念的混沌时期，表现为许多人的价值观念是新与旧、中与西、正与邪的矛盾组合。同一种现象，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一些人看作是先进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先进与落后、应当与不应当、合理与不合理、善与恶、美与丑、有价值与无价值，甚至还有成功、快乐、幸福、和谐，这一切的价值标准都变得难以确定。任何一种观点，都会受到反驳；任何一种理论，似乎都带上了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色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皆是由于社会价值标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发生了变化。在社会关系的转变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主体部分也发生着变化，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价值观念并存，反映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诉求的价值观念都登上了历史舞台，各种理论思潮竞相出现。加之，人们的社会流动频繁，交往空间扩大，不同文化及价值观念的传播手段先进，各种信息都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混沌的价值观念还使许多人的心态陷于迷茫和失衡，看不清时代特点，也不能正确定位和评估自我，迷失了前进方向和精神动力，导致不可理喻的怪异行为充斥社会。
（三）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尊重、包容、和谐
一个社会的和谐，既要求经济、政治的和谐，又要求文化的和谐。文化和谐的核心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和谐。我们要构建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以先进文化为指导，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的文化价值观体系。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8月28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已经崛起并成为超级大国，并将在未来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面对中国崛起给美国造成的压力，美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于2014年1月22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布，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他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既昭示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了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战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习近平强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崛起，便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外国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即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这种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是绝对荒谬的。习近平在接受专访中谈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中国复兴之梦。“中国梦”，就是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高度掌握了国际话语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三重身份的国家：东方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新兴国家。中国的多重身份，折射出中国梦的多重内涵：东方文明复兴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梦，新兴大国梦。中国的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梦不只是单纯的中国的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也是世界梦、文明梦。中国是一种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期待。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创造人类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以其二元对立观在世界制造了冲突、隔阂与对抗，陷入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毁灭”怪圈。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将是开创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探索人类新文明的过程，这既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人类文明的期待。外部国家提出“中国威胁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军事崛起的速度之飞快、规模之宏大，令欧美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目不暇接，深感意外，既无法阻止，也不可抗拒，又难以适应，因而产生国家危机感、民族心理受挫感；从经济、政治、安全到心理、自尊都感觉受到强大崛起的“中国威胁”。尤其美国举国上下都强烈意识到崛起的中国正在赶上，甚至在一些领域已经超越美国，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时刻挑战着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于是乎大造“中国威胁”“中国恐惧”的国际舆论，借以孤立中国、遏制中国。二是虽然新时期崛起的中国其自身的历史文明、现实文明、发展文明，在本质和理念上都与历史上崛起的帝国例如英德美日帝国有根本的区别，但是中国对自身先进的文明理念、发展理念、崛起理念，在文明宣传上严重滞后，在传播上严重落后，而且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话语权缺位，运用更是乏力。因而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症”，从理论到实际只是被动应对，破解无方，化解无力。针对上述两个原因，从中国政府到民间都应做审时度势的调整，采取积极、主动、冷静、理性且富于创意性的战略和战术行动来逐渐化解对中国崛起的恐惧。[5]
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统一，本质上是创造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相统一的和谐价值观。我们所追求的和谐文明或和谐价值观，既要适用于国内，又要适用于国际。就国内而言，引导人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整套制度体系，由根本层面的制度、基本层面的制度、具体层面的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不同层面的制度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共同构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层面的制度，体现着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根本层面的制度，就是在制度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反映了制度体系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特征，体现了制度体系“质的规定性”，是一种制度体系区别于其他制度体系的主要标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层面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我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更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之所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层面的制度，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政体，提供了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途径和方式，与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这一根本地位，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它、不断完善它。
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基本层面的制度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民主协商、肝胆相照的合作型政党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各民族共同利益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扩大基层民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基本经济制度是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反映着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采取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作为具体层面的制度，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层面的制度由根本层面、基本层面的制度派生出来，是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实现根本层面、基本层面的制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需要由具体层面的制度来确定具体的组织制度、管理权限、运转方式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体层面的制度是指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这些具体层面的制度，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可以也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具体层面的制度中某些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改革创新。如果具体层面的制度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就有可能妨碍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律形式确立制度，并通过各种法律规范为不同层面制度的贯彻落实提供良好法制环境。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了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通过法律形式确立制度，使制度更具权威性、稳定性。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和长远利益出发，形成了各种法律规范，为不同层面制度的贯彻落实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全党同志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执行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部署，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扎扎实实抓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战略任务的贯彻落实，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工作，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结合新的实际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独特优势发挥好，这是我们全部事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风险而继续前进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坚持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教育、团结、鼓舞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是巨大的理论优势。我们党坚持远大理想与具体历史阶段奋斗目标相统一，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建立和执行铁的纪律，这是巨大的政治优势。我们党集中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数量众多的先进分子，集中了全国各个领域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建立了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力，这是巨大的组织优势。我们党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形成并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和蓬勃活力，这是巨大的制度优势。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这些优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党的宝贵资源。我们党靠这些优势起家，靠这些优势成就伟业，也一定能够发挥这些优势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