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践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兼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主题
魏胤亭
1.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第一次明确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一年之后，在会见津巴布韦客人时又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在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体系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是同一基本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述方式。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破解这一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了一个为社会主义矢志不渝、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了党和国家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也正是在不断破解这一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历史新成果——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承上启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进程。可以说，邓小平在新时期不断破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过程，也是他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深入思考和审视这一基本问题的另一表述方式，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宝贵财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观的有机统一；应该说，邓小平在新时期开创这一伟大历史功绩的时候，“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观理应是一个更加深层、更为根本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进一步说，继承邓小平的遗志，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同时学习和践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必须同时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搞清楚，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个更加长远、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
2.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是一个极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党，又是一个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一诞生就立即投入极端残酷凶险的革命斗争乃至军事斗争的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指导，又只能在实践的锤炼中逐渐学习、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经常面对的不仅是各色各样、极其强大凶恶的外部敌人，还要经常面对自己内部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总要发生的思想理论分歧，而这些分歧又总是经常归结为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事关党和国家的根本前途与命运，绝不是什么小问题、绝不是枝节之论。
如果再考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成立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有着组织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考虑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势必要经历一段真诚但盲目地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指挥、领导，不懂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各种重大问题的幼稚。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一伙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远在国外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竟然能颐指气使地凌驾于全党之上，一支英雄辈出、将才荟萃的人民军队竟然能让一个所谓的“外国顾问”指挥一切；就能理解为什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当年会发生一场关于“山沟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尖锐分歧和激烈斗争；就能理解对上述争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回答一旦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竟会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险遭灭顶之灾。
惨痛的失败和血的教训教育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就是在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斗争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把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以一种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生死攸关的基本问题摆在全党面前。人们不会忘记，正是经过这场斗争，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为了党内正确路线，即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因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曾经被划为邓、毛、谢、古所谓“毛派的头子”而遭受排挤和打击，它恰恰从反面标志着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开始作出了正确回答，标志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初步形成。
3.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包含一系列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求和科学信仰，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要义。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求是邓小平一生的坚守，那么，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则表现为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毕生求索。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和信仰是坚定的又是科学的。
1926年1月，邓小平在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中，讲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经历，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他说：“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5]纵观邓小平一生的革命岁月，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和信仰始终是坚定的科学的，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不管革命道路如何坎坷、不管个人处境如何艰难，始终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始终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逆境，邓小平充满信心地告诫我们：“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6]“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7]苏东剧变后的1992年，年逾90岁的邓小平在他的政治交代（即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8]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我们的一些同志纠缠于“姓社”、“姓资”无谓争论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外学者却在明确肯定着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斯比奈特认为，中国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中国并不是一个慢慢脱去一层层共产主义外衣，悄悄滑入西方国家所准备好的资本主义外套的国家”。德里克认为，“中国领导人从未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奉”，与以往相比，“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似乎更加清晰”，这种社会主义具有“超越资本主义视界的前景”，它反映了“为资本主义寻找一种替代的持久冲动”。他们大都认为，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已经度过了其最黑暗的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人类在21世纪最好、最切实的希望。[9]
4.学习和践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就是以总结、阐述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结束的，这样的精心安排别有深意不是偶然的，值得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思考。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0]邓小平的谆谆叮嘱清楚地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践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基本问题，他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把这个基本问题搞清楚，他愿意把自己用毕生实践和理论思索锤炼而成的马克思主义观留给后人。只有一个一辈子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忠实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只有经历了无数艰难坎坷、风雨洗练的社会主义实践家，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如此言简意赅、大道至简式的解读和诠释，才能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留下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嘱托。邓小平不是专门的理论家、哲学家，他本人也从未刻意构造什么专门的理论或哲学体系，然而就是他的这种高屋建瓴、简约精辟的概括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永远牢记和践行的马克思主义观。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其主旨说到底就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应当有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髓和本性的科学态度。正如毛泽东当年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炫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特征，要求人们在学习它的时候，必须采取有的放矢的科学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邓小平坚持的正是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他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2]“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3]
5.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既是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创造性发展，也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提法，并将其与“保守路线”相对立的时候，已经把“解放思想”当成了实事求是的固有之义，认为只有这样，党才可能胜任“创造新局面”的任务。所谓“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包含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尊重实际、特别是尊重中国共产党人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构成的革命斗争实际，若脱离这一实际，是无论如何想不出好办法、打不出好主意的。二是勇于创造、特别是依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进行的独立创造，若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如果说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创建了新中国，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根本在于他为我们党提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则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辟了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根本在于他为我们党重新确立、创造性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一句话，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又有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其突出标志就是将原先内在包含于党的思想路线中的解放思想之内涵，提炼、凸显、与实事求是并列共同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
“十年内乱”之后的中国，积重难返、百废待兴，“两个凡是”盛行、万马齐喑，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旗帜鲜明地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亲自支持和指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的每一指示和决策，在时间、地点、条件等方面均有其针对性，离开这些一味照搬是不行的。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决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决不能搞“两个凡是”。他认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一定要继续发扬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决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关系到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分歧。“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4]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根本方针。也正是这次讲话，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也完成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新发展、新概括。
6.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本质，直面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新情况，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解决前人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真谛，也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新发展、新概括的真髓。
当年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时候曾形象地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新时期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就是这种生动、鲜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5]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它突破了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紧紧捆在一起的旧观念，从根本上拓宽了人们理论探讨和实践运作的视野，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最终确立指明了方向。为此，邓小平评价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它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的一些新问题，说出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1987年2月，邓小平对上述这一立足于解决新问题的新话又作了更为明确的引申：“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6]1992年春邓小平审时度势，根据新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了他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认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邓小平这些老祖宗从未说过的新话，早已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讲新话、解决新问题，不断开辟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局面，是邓小平的最大心愿，也是他对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说，如果有一天他的“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18]邓小平的肺腑之言，不仅体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格，也为我们理解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真谛提供了一个真实、鲜活、感人的样本。
7.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世界观，也是一种充满着对中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人类博大之爱和终极关怀的价值观。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没搞清楚，归根结底，是没搞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和终极使命。中国共产党人要胜任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必须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刻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又是为了什么？正是这些审视和拷问，成为了新时期邓小平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践行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逻辑起点。
回顾新时期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和拷问，人们一定会发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是从一连串否定式的回答开始的。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这种以否定的方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的一系列分析和判断，排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种种偏颇乃至歪曲的认识，对澄清和逐步提炼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对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搞清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和终极使命的认识，起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在邓小平上述每一个精辟论断的背后，都包含着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坎坷，都有值得总结并永远记取的经验教训，其中最值得注意、也最具原点意义的就是他那个振聋发聩、让人永志不忘的朴素命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8.一般认为，新时期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和拷问源自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19]，其实不然，真正触动邓小平，让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是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什么还那么穷、还那么苦、还没有根本的改善？！
每一个从“十年内乱”中走过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艰难，“贫穷”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各族人民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更不会忘记，就是在那种贫穷的状态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论调却甚嚣尘上、一度占据着舆论的主导地位。就是面对这一现实，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质问：“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们生活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20]他尖锐指出：“‘四人帮’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得很！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21]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几内亚总统杜尔的谈话中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984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2]不到一年，他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3]
可见，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论断，不仅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性认识的深刻理解，更源自他对仍处于普遍贫穷中的中国各族劳动群众的深情大爱和终极关怀。为此，他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4]为了帮助全党牢固地确立这一根本理念，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诫：“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25]一定要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集中精力、顽固一点，一天也不能耽误。“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26]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我们终于打通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9.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对人民无比热爱，孜孜以求增进人民福祉，始终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属性，体现这一根本属性的点睛之笔就是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7]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集中体现了新时期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观的锤炼过程。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8]1987年他又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9]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继续深化和提炼了他的上述基本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0]他再三告诫全党，一定要以人民的利益、以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为最高标准，不论到什么时候，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要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否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10.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让中华儿女真正过上文明、富裕的新生活，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深切夙愿，也是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好继承。
为了实现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而且规划了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由“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让老百姓吃饱穿暖；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主要还是要让老百姓的吃穿用更好一些，而且还要住得更好一些，生活环境更好一些；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让中国各族人民真正过上文明、富裕的新生活。
为了让人民群众的生活真正实现由“普遍贫穷”到“共同富裕”的跨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构想：即关于先富和共富的构想。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得愈来愈富，穷得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多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31]
1993年邓小平继续完善着这一构想：“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2]面对邓小平的这一构想，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会叹服他的远见卓识，更会感到肩负的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在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引下，永远牢记根本宗旨和终极目标，直面当代中国正在出现的、以后仍会不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像邓小平当年率领全国各族人民闯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一样，全面深化改革，卓有成效地破解各种新问题、应对各种新挑战，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邓小平的最好告慰和纪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担当和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2]同上书，第13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5]《伟人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党的文献》2014年第5期。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1页。
[7]同上书，第346页。
[8]同上书，第383页。
[9]参见《理论视野》2014年第8期。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1]同上书，第17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16]同上书，第203页。
[17]同上书，第373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
[19]参见《东岳论丛》2014年第6期。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2]同上书，第6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25]同上书，第27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27]同上书，第36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30]同上书，第372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