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历史贡献
李捷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的历史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冲破“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羁绊,依靠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动力,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最为突出的思想羁绊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和压制,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时还有一个障碍,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算起,这一指导思想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长达16年之久。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
再有一个障碍,就是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在长期艰难的探索中,我们党既对社会主义传统观念产生过重大突破,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源头,也在很多问题上未能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束缚,致使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平均主义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总之,邓小平依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发出来的思想理论动力,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高度警惕“左”的思想长期影响,坚决抵制放弃党的领导、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思潮,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成果——邓小平理论。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不断克服“左”的思想长期影响,而纠“左”容易出右,这已成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项,都要一百年不动摇。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于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以此表达了既反“左”又防止右,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的坚强决心。他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此基础上,他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开启了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关系与南北关系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美建交、台湾海峡出现和平前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悄然间发生着重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对国际格局及其特征的基本判断,也需要随之做出改变。
邓小平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观察,于80年代中期提出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形成这一重大判断,源于对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在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确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一条线”战略,确认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树立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的国际形象。以此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实践证明,这两个变化,既拓展了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化中的回旋余地,也确保了改革开放赢得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
关于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另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存在。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发展问题,即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解决这个问题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这两件事汇合在一起,就是要打破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既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是20世纪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邓小平的上述重要判断,既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关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邓小平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
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邓小平指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同时,“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第四,科学总结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通过规划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程。
实现现代化,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着现代化标准过高、要求过急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谋划改革开放的同时,就在考虑对现代化目标和步骤作适当调整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他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五年之后,1984年,邓小平又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作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邓小平所说的“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等核心概念,都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独特贡献。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出了“三步走”战略。
“三步走”战略的时间跨度为1980年至2049年。在这60年间,第一步,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时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也已经实现。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这个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中,“小康社会”是一个关键性概念。它犹如一个中转站,把现代化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富强同人民小康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第五,从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的要求出发,提出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掀开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也掀开了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篇章。
这个新,首先新在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这个新,还新在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的完整表述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这个新,还新在赋予执政党建设新要求。这个新要求包括:第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第二,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第三,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这个新,还新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继续强调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不动摇。邓小平指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的功劳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常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这样,就把群众第一的观点和实践第一的观点统一起来,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集体决策结合起来。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一是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寻找切实可行的道路和解决方案,既不能搞教条主义、理想主义,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又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益,但是又不能没有公平正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既从中国国情出发,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得到的科学结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理论创新。
二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反复证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当今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之中,一个始终不变的着力点,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和前提。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再犯历史性错误。
与此同时,发展的内涵在不断变化。从粗放式的发展到集约式的发展,从单纯依靠投资、就业、外贸三驾马车拉动的总量扩张型发展到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智力投入、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从突出强调经济发展到经济社会、城市乡村的包容性发展,从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到绿色节能环保型的发展,从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到统筹公平与效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共富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当今正在面临的在发展问题上的重大调整与转型,是发展的要求,是时代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没有当年迈出的勇敢一步,没有粗放式发展、突出强调效益优先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转型发展。这就是发展问题上的辩证法。千万不能以今日之是来简单地断昨日之非。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志存高远,又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脚踏实地。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既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典型的具有高度务实精神的战略家。他从来没有对共产主义信念动摇过,始终对社会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又深深懂得,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要补足理想信念之“钙”,决不能得软骨病。同时,党员领导干部又要脚踏实地。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同时,我们又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