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题背景与时空说明

（一）选题背景

1997—1998年，为完成《贵州清水江干流沿岸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与）、《贵州人口史》（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长期项目、独立承担）等课题的研究工作，笔者在查阅（民国）《贵州通志》等贵州地方文献时，发现“插花地”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笔者开始了插花地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在对插花地的基本内涵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后，笔者便意识到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在笔者家乡——贵州省思南县鹦鹉溪镇大溪口村，各自然村寨耕地、林地的犬牙交错现象极为普遍，个别村寨的耕地、林地甚至飞到了别的乡镇境内，远达10公里以上。如此之插花格局，给家乡父老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1998年，笔者便撰写了《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一文，在得到恩师（西南大学蓝勇教授）的首肯后，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1期。此后因忙于其他课题的研究任务及繁重的行政事务与教学工作，而将该选题研究暂时中断了，没想到这一“暂时”中断就是10年！

2008年，承蒙恩师不弃，将笔者以同等学力身份破格招收为博士研究生。在讨论研究方向时，恩师便指定笔者做插花地研究。于是，搁置了10之久的研究工作才得以继续。

在研究方向确定之时，笔者尚承担着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男性弱势群体的婚姻边缘化问题研究》，因受结题时间的限制，笔者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工作中，插花地研究只能时断时续，直到2009年12月底，完成该项目的所有研究任务后（成果为20余万字的一部专著，2010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才得以将主要精力投入插花地研究中。2011年3月，笔者以“贵州与云南、四川、重庆交界处插花地问题研究”为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有幸获批立项后，笔者更坚定了将插花地问题深入研究下去的信念。

需要说明的是，此项目立项名称为“贵州与云南、四川、重庆交界处插花地问题研究”，而本书取名为《插花地研究：以明清以来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为例》。从表面看来，研究的地域空间似有缩小，其实不然。因为在申报项目时，虽然将研究的地域空间命名为“贵州与云南、四川、重庆交界处”，但实际上研究地域是指向赤水河流域的，即本书中的“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西段”。而本书名称中虽然去掉了“云南”，但并不等于缩小了研究的地域空间，因为“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不仅包括“交界地区西段”（即赤水河流域），而且包括“交界地区东段”。因此，本项目实际研究的地域空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做这样的调整，是为了使研究的内容更为充实、连贯，便于读者对插花地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为叙述方便，本书不少地方都用“川（含渝）黔交界地区”加以表述，这与“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这一表述方式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在1997年以前，重庆一直是四川的一个组成部分。

笔者之所以首选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作为插花地研究的突破口，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类型多、代表性强。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一是种类齐全；二是数量多；三是产生的原因复杂；四是影响深远。就种类来看，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不仅有犬牙之地、飞地两种基本类型，而且包括除了国家之间插花地以外的所有政区层级插花地，如省（市、区）际插花地、市（州、地）际插花地、县（市、区）际插花地、乡（镇）际插花地、村际插花地、村民组际插花地，历史插花地、经济插花地、政治插花地、民族插花地等也都广泛存在。就数量来看，在明清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插花地都广泛存在于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就产生的原因来看，犬牙交错的政区划分原则、“山川形便”的政区划分原则、明代的卫所、元明之土司、土地私有制下“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等，都是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产生的根源。就所产生的影响来看，插花地的广泛存在，对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的行政管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等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对以“美酒河、英雄河、生态河、美景河”著称的赤水河流域的影响则更为突出。这些特征决定了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有着很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便选择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作为插花地研究的突破口。

第二，对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的情况较为熟悉。笔者土生土长于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1993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在重庆读书生活了4年，工作以后，又长期致力于贵州人口问题及地方史研究，曾多次深入有关地区做过田野调查，对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的情况较为熟悉，将研究的地域范围确定在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有利于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较好地统一起来。

（二）时空说明

插花地是伴随着行政区划的产生而产生的。虽然早在明代以前，今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就已有行政区划存在，可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以前，贵州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划，自然不存在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问题。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以后，贵州与四川、重庆的交界线才初步形成。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线一经形成，就产生了不少插花地。随着交界线的不断变化，原有的一些插花地虽然得到了清理拨正，但一些新的插花地又因此产生。清雍正六年（1728）以后，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线虽然再无大的变化，中央政府对交界地区插花地也进行过多次清理拨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清理拨正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故时至今日，插花地在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因此，笔者将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在明、清以来，不仅有利于研究插花地的形成演变情况，而且有利于研究插花地遗留问题，把历史与现实问题较好地结合起来。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标志着川（含渝）黔交界线初步形成。但当时的川（含渝）黔交界线并非当前的川（含渝）黔交界线。在当前的川（含渝）黔交界线正式形成以前，曾有几次大幅度调整：第一次是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第二次是在康熙五年（1666）；第三次是在雍正五至六年（1727—1728）。为与历史保持一致，本书尽可能按这几个时点划分历史阶段，但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为叙述方便或因资料之不足，又不一定完全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将研究的地域范围限定在川（含渝）黔交界地区，但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在历史上川（含渝）黔交界线有过多次大幅度调整，川（含渝）黔交界地区自然不会保持固定不变。为与历史保持一致，在长时段内，本书的研究地域是“动态”的；在短时段内，本书的研究地域又是“静态”的。为使研究内容更为丰富，说服力更强，有时又不仅限于川（含渝）黔交界地区，但始终都没有把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