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在历史上，扬州地区曾是遐迩蜚声的东南重镇，具有襟带淮泗、控引江南的地理优势，利尽四海、民生所系的经济地位，磅礴郁积、精光勃发的文化积淀。山川形胜，人文氤氲，其影响力赓续至清初尤为彰显：漕运，特别是盐政，使扬州成为长江南北的经济枢纽；清廷派遣任职此地的官员，大抵既稳健干练而又风流儒雅；而大批陕、晋、徽籍人士的寄寓，其亦贾亦儒的生活方式，在此鼓扬起雅俗共赏的文化高潮，他们和本土的名士雅人，成为清初诗坛一个绝不能轻忽的重心。

顺康之际是近世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山飞海立，中原板荡，尤其是顺治初血腥的扬州十日屠城，成为易代之际文人心悸不已的一个历史交汇点；后来又有海警告急，郑成功、张煌言挥师直驱苏、皖腹地，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江南“科场”、“通海”、“奏销”诸大案风波迭起，这是东南局势最为动荡、江南文人最为不幸的一段岁月。置身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纠缠于夷夏、满汉、新旧、朝野等多重文化、民族、政治的冲突中，江南文人的立场、信仰、价值观、心态等复杂多样，情感体验深刻，是历史上比较突出的。

而此时的扬州，随着南明的覆亡，其战略地位已明显下降，且与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距离较远，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另外，又与当时处于抗清前线的浙闽沿海地区近在咫尺，四周更有比较偏僻的县邑如兴化、宝应、如皋等，“这样的地理态势，不管是对有志于恢复行动的还是韬光晦迹者，都是绝好的遁世渊薮”[1]。是以四方诗学名流云集于兹，形成一个地域性诗人群体。这个诗群阵容庞大，诗人们交游唱和，操持选政，繁荣一时。这是研究顺康之际士人生存空间与心态变化的一个切入点。对于一个阶段、一个地域的文人群体的解读，对了解整个文学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培恒先生说：“要从事此类研究，当然不能忽视作家流派的个案，但地域性的研究更为重要。因为过去和现在虽然都有特立独行之士，能与其置身的环境相抗衡，而绝大多数人都不能不顺应环境；而在交通相对不发达的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极为明显，地域对个人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所以，通过文化（包括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同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的不同世相；当这样的研究广泛、深入展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我国近世时期的社会、文化有具体的把握。”[2]可谓是对地域文学重要性的精到把握，给予了地域文学极高的评价。本书研究对象的选择正体现了地域文学的这一重要功能。

清初扬州诗群的地域性特征很明显，它与同时代其他地域的诗学活动联系密切，对于扬州其后的诗坛也有很大影响。但是，清初扬州诗群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域诗群，它具有与其他地域性群体不同的一些特殊性。首先，清初扬州诗群并非扬州一域之人，他们有土著、有侨寓、有邻邑、有宦游、有过客。其次，诗人的身份地位也不尽相同，有遗民、有新贵、有贰臣、有布衣。他们的情感是复杂的，有国破家亡，有易代兴衰，也有儿女情长、新愁旧怨。他们的表现也是不同的，有慷慨悲歌，也有浅斟低唱。因此，扬州诗坛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有清远蕴藉，更有性情贯注、真气淋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清初扬州诗群并没有形成一个诗学流派，但他们彼此之间有神气相通之处，他们的集会唱和与选政之操，更是明清诗风交接转化期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由于集中了四方诗学精英，而不是局限于一方，不同的诗风、流派在摩荡、扬弃、融汇中发生着嬗变，故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有清一代为“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3]的历史进程。

清初扬州诗群的研究，亦非纯粹的文学层面的研究。它的形成和发展，在清初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顺康之际，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文人之间的聚会、酬唱十分普遍，他们之间多有集体登览、友朋送迎、文酒之会、寓所夜话、书信往来。扬州诗坛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江南所有知名的诗人。研究扬州诗坛，不可能回避顺康之际特殊的社会时局、士人复杂的心理、知识分子的处境、思想史的发展等问题，其意义并不限于文学方面。他们的诗学活动，不仅是清诗发展的重要一隅，也是清初社会文化的一个维度，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

孙枝蔚在清初大江南北影响极大：选刊时人诗集，诗坛群彦争相与之交结，当时诗坛大家、名家几乎都与他有交游唱和；许多重要的文人雅集活动中也经常活跃着他的身影；他本人的诗歌创作成就也非常大。故以他为纽带，以其交游圈为切入点来考察扬州诗群，具有典型意义。本书选取清初以孙枝蔚及其交游圈为主的扬州诗群为研究考察对象，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阶段，一个特殊的空间视域和特定的诗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