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扬州经济的历史发展与清代早期的经济恢复

一　扬州经济的历史发展与原因分析

据考古资料载，扬州地区是一万年前成陆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距今六七千年前，这里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稻作文化。据饶宗颐先生考证，这一时期此地出土的陶片上已经有类似甲骨文的文字。西周初期，淮夷的一部在现今的扬州建立了邗国。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古邗国的基础上建筑邗城并开凿邗沟，扬州城的历史即发轫于此。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扬州曾经历了三次辉煌，也曾多次遭到战火的毁灭。

扬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兴盛是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封兄子刘濞为吴王，都广陵。刘濞利用封地内南有铜山、东靠大海的便利条件“即山铸钱，煮海为盐”[7]。为了便利盐运通商，他还开邗沟支道向东通海陵仓（今江苏泰州），同时又对都城广陵进行了扩建。经过五十几年的大开发，“国用饶足”，扬州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期，当时刘濞的富足几乎等同天子。刘濞虽然在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兵败被杀，但他与春秋时的吴王夫差一样，对扬州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人曾在邗沟旁边将这两位吴王作为财神立庙供奉。

扬州历史上达到空前的鼎盛时期是在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于784年的“安史之乱”主要是在北方地区，战争导致中原残破，生产凋敝，但江淮地区却因僻处东南、远离战争而得以幸免。江淮地区物资丰富，当时唐政府平叛所费之资及此后的政府财用十之七八仰仗于此。扬州作为江、淮水陆交通枢纽，是东南物资北运的集散地；加之当时北人为避战乱大批南下，扬州地区人口激增；另外许多富商大贾也纷纷到江淮避乱，遂使扬州成为中国东南的经济大都会，社会经济达到历史上空前的繁盛。当时谚称“扬一益二”，谓全国之富扬州第一，益州第二。晚唐诗人许浑写道：“十万人家如洞天”，足见扬州之繁盛、富庶。扬州的这种空前的繁荣一直到唐末黄巢起义，持续了近一百年。

唐时，海上交通日益发达，扬州的繁荣也吸引了很多来自大食和波斯的商人，外商的汇集促进了扬州的经贸发展。当时扬州是仅次于广州的全国对外贸易口岸，9世纪大食地理学家伊本•郭大贝称扬州为东方四大商港之一，可见此时扬州的影响已辐射到周边国家和地区。

扬州历史上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繁荣，是在清朝乾嘉时期。因为本书所涉及的年代主要是清代早期（约1690年之前），扬州的第三次繁荣此时还只是处于萌芽时期，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纵观扬州历史上的经济兴衰，本书试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

（一）扬州经济发展的地利

扬州历史上的经济繁荣首先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在清代，历史学家谈迁就对此有所认识：“扬州分野正值城市垣，所以其地高易浩繁，非他处比。”[8]以现代的眼光看，古代扬州地区大致位于今江苏省之北，南濒大江，北接长淮，东至于海，西界安徽，具有襟带淮泗、控引江南的地理优势，这一地理优势是历史上促成扬州经济繁荣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扬州居江、淮之间，境内河道纵横，特别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水运大动脉后，长江与大运河在此交汇，扬州成为我国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承南启北的重要“门户”。从扬州沿运河向北可达中原地区，向南则是富庶的江南地区，沿江溯流向西是荆楚、巴蜀两个重要经济区，顺流向东则是长江口，因此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集散地。另外，隋唐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多位于北方，而经济重心却逐渐南移，政府财用主要仰仗江南地区。扬州为江、淮水陆交通枢纽，地当南北要冲，是南方漕粮北上的唯一通道。因此，自隋唐至清末，扬州地区舟车云集，商贾荟萃，商业高度发达。

其次，扬州地区光照充足，降水丰沛，土地平整，土壤肥沃，有利于各种农作物及经济林木的高产稳产；同时又依江傍海，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众多，兼有鱼盐之利，尤其是其江北滨海各地，产盐最为丰富。总之，扬州本身物产丰富，特别是盐业生产发达，是其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

最后，唐代以前，长江经由扬州地区入海，扬州地扼江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隋唐时期，是长江下游最大的天然通商口岸，同时又地处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上，具备衔接江、海、河之天然条件，这一态势犹如今日之上海。七八世纪时，有很多波斯（今伊朗）人和大食（今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多经由扬州入境或停留于此；我国远航日本、东南亚和东非的商船，也有从这里出发的。因此扬州在当时不仅是繁荣富饶的经济城市，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埠。唐代中期江水南移，同时海岸线也逐渐向东大幅延伸，使扬州失去了通海条件，这也是扬州经济在盛唐以后逐渐趋于衰落的原因之一。

（二）扬州经济的人和

讨论“人和”与扬州经济发展的关系，韦明铧在《扬州文化谈片》一书中谈到唐代和清代扬州的繁荣距离前一次的灾难并不遥远，以此证明扬州人“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和重建家园的能力”[9]，这种看法有待商榷。最大的疑问在于“距离前一次的灾难并不遥远”，人口恢复就成了一个问题，人口若不能恢复，“繁荣”就无从谈起了，至少仅凭劫后幸存的“扬州人”不可能完成扬州经济的复兴。故扬州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繁荣或经济复兴，从“人和”的角度来讲，主要得益于大量移民的涌入。

第一，在中国古代，由于人口稀少，一个地区人口的多寡往往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标志。纵观扬州的经济发展史，西汉初年的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唐代“安史之乱”后，北人大批南下；明清时期，扬州虽然两次遭到毁灭性破坏，但是由于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吸引了大量商人、手工业者、官员、文人学者迁移于此，扬州经济才又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从而出现了自汉唐以来的再一次繁荣。

第二，“扬州繁华以盐盛”，扬州有悠久的盐业生产历史，盐业经济高额的利润吸引了以晋、陕、徽等地为主的大批商人趋利而来，并由此带来大量资金，明代宋应星估计其数已不少于三千万两白银，到清代中期，“向来陕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两计”[10]。巨额资金加上江淮地区的丰富资源，又带动起其他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类型的移民涌入，如建筑业、木材业、花木业、粮食业、饮食业、药材业，以及其他商贸，甚至工艺美术业，都发展迅速。

第三，历史上的数度大移民，使扬州这座城市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使扬州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融入了更多的创造性与开拓精神。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来扬州经商或进行文化交流，各种文化交织融合，共存发展，进一步使城市经济得到充分发展。

总之，扬州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经济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而大量移民的到来反过来又推动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三）扬州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不可否认，历史上扬州地区的经济繁荣首先是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但同时由于地势低平，河网纵横，又极易受到洪涝等天灾的威胁；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不可避免地还要受到当时全国政治局势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综合考量扬州地区当时的气候变化及政治经济环境等这些“天时”因素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扬州在历史上的经济繁荣既有必然性，又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

第一，扬州的经济发展要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扬州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繁荣，都是发生在政局稳定、相对和平的时期；而在朝代更替、战火频仍的年代，扬州几乎每一次都是首当其冲，最终被夷为一片废墟。如扬州历史上经历的三次经济辉煌，以及相对繁荣的北宋、元、明时期，莫不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而在三国、南北朝、五代以及每次朝代更迭之际，扬州则往往成为战争各方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经济上则是生产被破坏，民生凋敝。唯一的例外是唐朝的“安史之乱”，因为战争主要发生在整个北方地区，而扬州由于地处东南而得以幸免，并奇迹般地因为这场动乱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第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扬州的经济发展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扬州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开凿了邗沟，四通八达，但由于当时南方广大地区经济落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故这种地理优势只体现在军事方面，而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而从唐代开始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同时政治中心又多位于北方，江南地区的大量货物要运往北方，扬州正当南北要冲，又有发达的水路交通，经济繁盛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到了宋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基本完成，南盛北衰的经济格局已然形成，刺激扬州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便随之减弱，因此，宋代扬州的繁荣也就不足以特别称道了。

第三，扬州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当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扬州繁华以盐盛”，西汉初年扬州经济的发展，除了盐业以外，还得益于刘濞在封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濞死后，汉武帝实行“禁榷”制度：“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实行政府专卖以谋利，而民间的商品市场则遭到严酷的限制，西汉初年扬州的繁荣也就随之没落。唐代刘晏改革榷盐法，宋代实行盐引制，到明、清两代又进而形成纲盐制。总的来说，这些朝代盐业的兴盛都与国家鼓励民间商业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而扬州在清代后期的迅速没落，虽然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实行票盐制，从而打破了扬州在盐业上的垄断地位所致。

第四，频繁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扬州的经济发展。扬州地区地势低洼，河网纵横，加以不顾一切的保漕工程，洪涝灾害频繁发生。根据方志记载，仅宝应一县，从明正统二年（1438）至道光二十九年（1840），约四百年间，水旱灾害就高达136次，平均每三年一次，而其中因决湖或决堤导致的水患就有百次。除此之外，扬州地区间或还会发生蝗灾和疾疫。这些自然灾害不仅给扬州城市周边农业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扬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从山东张秋穿运河东去，改道山东利津入海，大运河在长江以北的运道，大部分被黄河淤垫冲毁，加之运河山东段早已淤塞，扬州水陆枢纽的地位逐步被取而代之，以致运河废弃，经济逐渐衰落。

二　清代早期扬州的城市重建与经济恢复

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设立江南省，扬州府属之，因明制领高邮州、通州、泰州3州及江都、泰兴、仪征、如皋、海门、宝应、兴化7县。清代早期的扬州城基本沿袭明朝的规制，仍保留“新城”和“旧城”的格局。

清代初期，由于连年战乱和清兵的屠城，加之灾荒频发，扬州地区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城市残破，人口骤降，尤其是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清代统治者为了稳定社会局面和增加财税收入，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社会经济渐有起色。

第一，恢复人口与重建城市。首先，清政府采取了减免田赋、开垦荒田、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措施，“招徕流亡，渐复田亩”（1733年《扬州府治》），再加上盐业和漕运的逐渐恢复，扬州地区的人口开始逐渐增多；同时，在清初的十多年间，地方政府及民间人士对扬州城进行了恢复与重建，如1647年在晚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了城墙，1655年兴修养济院以收养战争孤儿，还重建平山堂，修建文选塔、县学、府学以及为放回的俘虏修建房屋等。

第二，恢复盐业生产。由于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争，卤池和盐池大量废弃，盐丁逃亡严重，盐商罹祸、逃亡或被迫歇业，加之运河淤塞、漕运停顿，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盐业生产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另外盐业专营又是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因此清政府非常重视盐业的恢复，实行了一系列的生产、招商的优惠政策。这些措施使两淮盐业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到乾嘉时期，两淮盐产量约占全国产盐量的三分之一。[11]对扬州地区盐业生产的恢复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一任两淮盐运御史周亮工。《扬州府志》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两淮底定，初设盐法道，即以先生任之。时广陵方罹兵燹，丘墟弥望。商家经屠剪后，喘息未苏。而积盐未彻日垣者，以商散亡，皆没于官。先生百计招徕，请以垣盐还商，俾失业者咸复其旧。又请捐旧饷，行新盐，商人鳞集，国课用裕，东南元气赖焉。”[12]

第三，治河与通漕。漕、河、盐为“东南三大政”，其中漕运是食盐运销及漕粮北运的最主要通道，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粮食供应与财用开支。漕运的畅通与治河密切相关，明清之际，由于水患频发，运河淤塞，漕运一度陷于停顿。康熙帝在亲政之初，即把治河、通漕与平定三藩作为最重要的三件大事。从1677年康熙皇帝任命靳辅治河开始，此后的几十年，对于大运河与黄河的治理几乎未中断过。漕运的畅通，既保证了食盐和粮食的运输，同时也使处于漕运枢纽地位的扬州在日后成为最繁盛的商品交易市场和集散地。

人口和盐业的恢复与漕、河的治理，不但是扬州在清代早期经济恢复的重要方面，也是日后扬州经济快速发展并达到又一个辉煌的前提。但是，总的来说，18世纪之前的清代社会还没有完全稳定，包括南明永历政权、台湾郑成功等在内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再加上朝政动荡以及后来的“三藩之乱”等，这一切使得清代早期扬州的社会经济恢复经历了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直到18世纪初，社会经济才开始快速发展，并逐渐达到其历史上的第三个繁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