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扬州的地域文化背景与清初扬州诗群的构成

第一节　清康熙以前扬州的历史沿革及地理疆域

一　此扬州非彼扬州

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同时又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地理区域。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名城的扬州与作为地域的扬州，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者却并没有太多的联系。而本书所论说的明清之际的扬州，显然是指历史文化名城的扬州。

“扬州”作为地名最初出现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的“淮海惟扬州”，是作为九州之一。后来扬州又被称为“惟（维）扬”，明代设立的“维扬府”，也都是源于“淮海惟扬州”。同样提到“扬州”为九州之一的还有《尔雅•释地》的“江南曰扬州”和《周礼•职方》的“东南曰扬州”。

从以上文献来看，作为九州之一的“扬州”，是指中国东南部或江南一带的辽阔区域，而作为历史名城的扬州当时虽然也可能包括在内，但直到西周初期，有一部淮夷在现今的扬州建立了一个方国——邗，名城扬州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才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邗国。显然，两个“扬州”在一开始并没有内在的关联性。

西汉武帝时，将全国分为十三刺史部，扬州为其中之一，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淮河以南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和湖北、河南部分地区，而后来的扬州却并不包括在内，而是属于另一个刺史部——徐州。

三国时期，魏、吴各置扬州。西晋灭吴后，两个扬州合二为一，治所在建邺（建邺之改名，后又改为建康），此时的扬州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江苏和安徽两省南部一带。这种行政区划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

这一阶段的扬州治所建邺，已是两朝都城，经济、文化都很兴盛。梁代殷芸的《小说》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里所说的扬州显然是指建邺。而有人把它套到后来的扬州头上，显然与历史相悖。后来的扬州之被称为“扬州”则是隋以后的事了，而在东晋、南北朝时，它的名称是广陵郡，还只是属于南兖州的一个边陲之镇而已。

总而言之，六朝以前的扬州，都不是后来的扬州，并且也没有管辖过后来的扬州，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二　六朝以前的扬州

扬州最早的先民是古代淮夷人，西周初期，武王早逝，周公摄政，淮夷人参与了管叔、蔡叔和商纣之子武庚的联合叛乱。历时三年，周公取得了平叛的胜利。淮夷人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最后在周势力鞭长莫及的长江北岸蜀冈上建立了一个方国——邗。这是扬州有名称的开始，也是扬州城最早直至唐朝沿用的城址。《说文》：“邗”从“邑”，“干”声，国名；《诗经•伐檀》的注释说“干”即河岸；现在的扬州市西北边仍然有一系列低矮的小山，即是当初的蜀冈。据此可以认定所谓“邗”就是建在地势比较高的河岸或江岸上的一个方国。

春秋时，邗国为吴吞并。吴王夫差胜越后，又决定北上伐齐，进而与中原的晋国争霸。吴国地处长江下游地区，而齐国则位于今山东淮水至山东半岛，吴军的主力是舟师，要北进伐齐，当时只能经由长江绕海路进入淮河。为解决进军路线和后勤保障问题，吴国在蜀冈原邗国的基础上筑邗城，这是扬州建城之始，同时利用扬州地区湖泊众多的地理特点，从邗城开始，因地制宜“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杜预《集解》），这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就是邗沟，至今尚有遗迹保存。邗沟的开凿，第一次成功地将长江、淮河两大流域贯通起来，对扬州地区后来的航运交通及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元前485年，吴将徐承率水师经由海上攻齐，次年，大败齐军于艾陵（今山东泰安），扬州（邗城）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其作为南北要冲的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也为此后成为“芜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473年，越灭吴，扬州（邗城）一带属越。公元前335年，楚并越，此地属楚。公元前319年，“楚怀王槐十年，城广陵”（《史记•六国表》），在邗城的基础上再次筑城，扬州自此始有“广陵”之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扬州属九江郡。公元前206年，秦亡，广陵为项羽占据。《史记》有“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江都”的记载，虽然事实上项羽是都于彭城，但这是历史上称扬州为“江都”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广陵则长期成为封建藩王的封地，并一再被作为藩国的都城，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邦仲兄之子吴王刘濞，他在扬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1]，开邗沟支道向东通海陵仓（今江苏泰州），同时又对都城广陵进行了扩建，开创了扬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兴盛。至东汉，广陵国虽然还是屡复屡废，但已不再被藩王长期占有了。东汉末年，曹操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陈登，字元龙，下邳（今江苏邳州市）人，以雄豪著称，深沉有大略。他在广陵太守任内兴修水利，鉴于最初的邗沟迂回曲折，且年久淤塞，不便航行，乃改凿西道，从樊梁湖开始，邗沟不再绕道东北的博芝、射阳二湖，而是径直向北沟通津湖（今界首湖）、马濑湖，复由射阳入末口，不仅大大缩短了江、淮之间的运输距离，还有利于农田灌溉。他是开发广陵的功臣。

三国时期，魏、吴之间的争斗，主要发生在江淮之间，广陵成为江淮军事重地。连年战乱，使广陵地区生产停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建安十八年，曹操迫使淮南人民内迁，“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万余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2]，致使广陵地区遂成为人烟稀少的空旷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宋书•州郡志》）。

280年，西晋重新统一中国，置广陵郡，治淮阴，又治射阳，领县八：淮阴、射阳、舆、海陵、盐渎、淮浦、广陵、高邮，但这次的统一局面仅维持了20年便又陷入了连年战伐的混乱中。317年，琅玡王司马睿在江南即位，定都建康，东晋建立，中国复进入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时期。东晋初期，“永嘉南渡”，北方中原地区的大量人口南迁，其中以青州、兖州、徐州一带的人口为最多，南迁后，他们大多侨寓江苏。为了方便管理，东晋政府在移民较多的地方设立原籍地区的行政机构——侨州郡。广陵地区最初侨立南青州，后来又将侨立于京口的南兖州迁至广陵，一直持续到整个南朝的结束，故扬州又有“南兖州”之称。“永嘉南渡”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南方的开发。自东晋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淮南一带相对稳定，广陵地区的经济文化重新得到恢复发展。

但是，好景不长，广陵地区很快又烽烟四起，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后来又是宋孝武帝派沈庆之率军讨伐南兖州刺史刘诞。广陵在十年中两遭浩劫，最后繁华荡尽，沦为一废墟。当时的诗人鲍照为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芜城赋》，自此，广陵又有“芜城”之名。552年，广陵城为北齐所据，改南兖州为东广州，置广陵、江阳二郡。573年，广陵又归于陈朝，恢复为南兖州。579年，北周占领南兖州，改为吴州，自此广陵又被称为吴州。

三　隋唐五代时期的扬州

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称帝，建立了隋王朝。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同年隋朝改吴州为扬州，以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镇广陵。广陵称“扬州”自此始，但之后并未一直沿用下来。次年又调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因治所“广陵”与杨广名讳不利，故改广陵为江都。从此，杨广便与江都（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广镇扬州共九年。604年，杨广取代太子杨勇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次年改元大业。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扬州于是改为江都郡，“凡县十六，户十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四，东渐大海，西包滁、泗，南割江东，北距长淮，延袤二三千里，自置郡以来未有若斯之雄也”[3]。

隋代对扬州、对当时的隋朝乃至后来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开凿大运河。开凿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历时六年，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成扇形分布的水运体系。大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4800多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连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而扬州恰好位于大运河与长江、淮河的交汇点，作为南北水运的交通枢纽，显示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大运河的开凿，在当时虽然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对隋唐以后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对以后扬州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唐朝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如果没有隋代的大运河，便不会有唐代扬州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

炀帝一生三次巡幸江都，每一次都劳民伤财，给国家和百姓造成巨大的苦难。最后一次巡幸江都是在大业十二年（617）七月，由于战火的阻隔，炀帝这次巡幸在扬州待了两年，直到大业十四年（619），他的亲信宇文化等人发动政变，杨广及爱子杨杲被杀。杨广死后先是被葬在江都宫西院流珠堂下，后又迁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唐武德五年（622）又与萧后一起移葬于扬州雷塘之北。唐罗隐诗云：“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即感叹此段史事。杨广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历史的宿命，“广陵”竟真的成了他人生最后的陵寝之地。但是，无论如何，隋炀帝杨广都称得上扬州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

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年号武德。李渊称帝之初，改郡为州，江都郡为兖州，后又改为邗州。武德七年（624），置扬州大都督府，府治丹阳江宁县，邗州属之。武德九年（626），李渊从父弟李神符为扬州大都督，迁州府及民众于江北，并治于隋江都故郡，复改邗州为扬州，“领江都、六合、海陵、高邮四县”[4]，自此广陵地区遂专扬州之名。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扬州属淮南道。玄宗天宝元年（742），改扬州为广陵郡，领七县，但只是增设县治，而实际统辖地区并未扩大。肃宗至德元载（756），设淮南节度使，治广陵。肃宗乾元元年（758），改广陵为扬州，仍称大都督，直至唐亡。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以后的又一个封建盛世，唐代初期的一百多年间，扬州地区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扬州达到其空前繁荣的第二个鼎盛时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直至唐末黄巢起义，持续了近一百年。

扬州在唐代是仅次于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第三大都市。关于唐代扬州具体的规模范围和城市区划，较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资料主要有两则：

一是日本和尚圆仁于文宗开成三年（838）来唐求法，途经扬州，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说：“扬州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这是关于唐代扬州城垣周长的最早记载。

二是北宋时代的沈括，曾在扬州任司理参军，他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中记述其时的扬州“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

沈括所记东西径与圆仁一致，南北径相差四里，显然沈括是将南水门一段也包括在内了。上述记载不但与唐诗中的“十里扬州”大致相符，也一致确认当时的扬州是一个南北长而东西短的长方形城市，而且这些材料也被后世的考古发掘所印证。

杜牧在他的《扬州三首》中写道：“街映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即言唐代的扬州是由“子城”和“罗城”这“两重城”构成的。新中国成立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现在已大致弄清了唐代扬州城的规模和形制。子城，亦称“牙城”，即衙城也，是大都督府及其他官衙所在地。子城位于蜀冈之上，是在原吴王夫差所筑邗城的原址上扩建而成的，大致呈东西长两千余米、南北长一千五百余米的长方形，东西、南北向各有一条大街，城墙周长七公里左右。罗城，亦称“大城”，与子城相接，位于蜀冈东南方的平原上，是一座民居城市，工商业十分发达。罗城是随着唐代扬州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大致在盛唐和中唐时期，在平原上新构筑而成。从发掘的土层来看，也非一次性完成。整个罗城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四千余米，东西宽三千一百多米，城内有古邗沟、官河等三条主要河道纵横贯穿，水道交错，富有水乡特色，杜牧的名句“二十四桥明月夜”即为明证。官河两岸即所谓“十里长街”，是扬州城最繁华的地段。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唐王朝任命的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高骈拥兵自重，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他好神仙之术，政事日坏，最终导致了唐末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六七年的战乱，再加上连年的饥荒、疫病，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连同“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5]。昭宗景福元年（892），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辖扬州、庐州等江东八州之地。昭宗天复二年（902），杨行密被封为吴王，都扬州，并改扬州为江都府。907年，唐朝灭亡，中国的又一个乱世——五代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927年，杨行密四子杨溥称帝。937年，徐知诰（即李昪）逼杨溥让位，建立南唐，都建康（今南京），以江都为东都。958年，后周世宗柴荣亲征南唐，南唐军弃守扬州，悉焚庐舍，驱民渡江，扬州遂入于后周。由于人口剧减，后周韩令坤在原城东南角另筑“周小城”，后来后周又派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镇扬州。李重进又对“周小城”进行了改筑，将城向东向南扩展，城周长二十里，称“州城”，后来一直沿用至北宋末年。

四　两宋时期的扬州

960年，赵匡胤代北周称帝，建立北宋。同年赵匡胤平定了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反抗，扬州归于北宋。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分全国州县为十道，扬州属淮南道；四年后，又分全国为十五路，扬州属淮南路。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分淮南路为淮南东、西路，扬州属淮南东路。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国家基本统一，政权相对稳定，扬州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但是整个北宋时期，却查不到关于修筑扬州城墙的历史记载，可见这一时期的扬州城在全国的地位已明显下降，其规模始终没有突破北周“州城”（城周二十里）的范围，更远未达到盛唐时“周四十里”的兴盛局面。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北宋灭亡。次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称帝，建立南宋，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江北淮南地区一直是保卫南宋政权的屏障，连年征战，使繁盛一时的“淮左名都”沦为“烽火扬州路”，包括扬州在内的江淮地区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1234年，南宋与蒙古合力灭金，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中原地区，扬州作为由淮入浙的要道，又成为南宋抵御蒙古入侵的战略要冲，常年设有重兵扼守。

南宋末年，扬州演绎了两宋时期最为悲壮的一幕。宋咸淳十年（1274），蒙古伐宋；次年四月，元世祖忽必烈命右丞相阿术进攻扬州，扬州保卫战拉开战幕。当时驻守扬州的是李庭芝和姜才，他们一再拒绝敌人的召降，在多次出战不胜的情况下，坚守孤城。后来元军攻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谢太皇太后与恭帝赵显投降，元朝派人持太皇太后与恭帝的诏书来扬州劝降，李庭芝严词拒绝：“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当年五月，李庭芝与姜才被新即位的宋端宗赵罡召回，扬州失陷，他们两人被追兵围困于泰州，最后被俘，押往扬州后慷慨就义。扬州百姓闻讯，无不落泪，后来扬州和泰州都设有“双忠祠”来纪念他们。在此期间，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兵扣留后逃脱，也曾在扬州一带历尽艰险。他作了20首《至扬州》诗，记述了当时道途的苦难和艰危，字里行间表达了不畏艰险、矢志报国之情。

五　元明清时期的扬州

元世祖至正十三年（1276），元灭南宋，置扬州大都督府，次年改扬州路总管府，领高邮府和真州、滁州、通州、泰州、崇明（今上海市）5州，并直领江都、泰兴2县。

1357年，朱元璋军占领扬州，改扬州路为淮南翼元帅府，寻改淮海府，属江南行中书省。洪武二十一年（1388），淮海府改维扬府。洪武二十六年（1393），改称扬州府，直隶京师（今南京），初领高邮州、通州、泰州3州及江都、泰兴、仪征、如皋、海门、宝应、兴化、六合、崇明9县，后分六合属应天、崇明属苏州，辖3州7县。

明初，由于遭受兵燹，扬州城经济萧条，居民锐减，驻守扬州城的张德林“以旧城虚旷难守，乃截城西南隅，筑而守之”[6]，即今所谓“旧城”，城市规模较前朝大为缩小，仅为宋代“州城”的西南角而已。进入16世纪，扬州人口逐渐增加，随着大批徽州商人来到扬州，商业和手工业开始发展，在旧城东面城墙和运河之间出现了一大片生机勃勃的商业区。嘉靖三十五年（1556），由于遭到倭寇的劫掠，扬州知府吴桂芳及继任者石茂华在旧城东廓又筑一外城，将这片商业区包入城内，是为“新城”。明代扬州城址，后来一直被清、民国沿用，直至新中国成立前。

1644年3月，明朝灭亡。5月，清军攻占北京。在全国的抗清斗争中，扬州人民在明末忠臣史可法的领导下坚守不降，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壮烈的一页。

明朝灭亡的当年，南方拥立福王即位于南京，是为南明。南明政权的兵力主要部署于淮、扬、凤、庐等江北四镇，扬州是其长江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时的弘光政权内则奸佞当权，腐化堕落；外则江北四镇不听调遣，相互攻杀。史可法受朝廷排挤，自请督师江淮，坐镇扬州。同年6月，四镇之一的高杰部移驻扬州，但是扬州居民抵制其入城，扬州遂遭围攻达一月之久。最后，高杰在史可法劝说下撤退到瓜州。扬州城虽未被高杰攻破，周围乡村却惨遭屠戮。1645年春，清兵南下。4月15日，扬州被围。史可法在各镇不听调遣、朝廷拒绝增援的情况下，以必死之心坚守孤城。清军统帅多铎曾五次致书劝降，均被拒绝。4月25日，城破。清军纵兵屠城，死者数十万，扬州城被毁为废墟，史称“扬州十日”。后来，曾亲历此劫的秀才王秀楚写了近万言的《扬州十日记》，对清军的暴行进行了详细披露。史可法城破后被俘，拒不投降，最后慷慨赴难。其副将史德威遍寻尸体不得，遂于梅花岭葬其衣冠为墓。乾隆年间，当地又在史可法墓址为其建祠立碑。至今，史可法墓和史公祠仍保存完好，他的高风亮节永世留芳。

清顺治二年（1645），设立江南省，扬州府属之，因明制仍领3州7县，直至雍正年间。清代早期的扬州城仍基本沿袭明朝的规制，保留“新城”和“旧城”的格局。

因本书所涉及的年代主要是清代早期，所以这里首先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清代是扬州的第三次繁盛期”，并不是在清代早期，而是出现在18世纪的乾隆时期。清朝顺治年间，由于战乱不息，运河年久淤塞，以盐业为主的生产活动遭到极大破坏，加上灾荒频发，扬州地区一片残破景象。至康熙早期，包括南明永历政权、台湾郑成功水师等在内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后来的“三藩之乱”又燃起战火，再加上朝政动荡不宁，这一切使得清代早期扬州的社会经济恢复经历了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直至18世纪初，在清政府采取了减免田赋、治理河道、恢复盐业生产等一系列措施后，社会经济方渐有起色，并逐渐达到历史上的第三个繁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