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政治参与是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核心，“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1]。民主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但与古希腊雅典直接民主政体不同，现代民主政体都是代议制政体，“人民统治”的方式是先由人民通过定期选举产生代表（议员），再由代表（议员）产生政府机构代表人民进行统治。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有效运转要求政府部门倾听公众的声音，回应公众的要求，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政策。“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不断地对公民的选择做出响应。”[2]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政治参与是公民向政府官员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并要求政府作出相应回应的重要方式，“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参与给普通公民提供了一个向政府官员表达自己的关注和偏好，并施加一定的压力以促使其作出回应的机会”[3]。

平等是政治参与的核心，民主意味着政府不仅要回应公民的诉求，而且要平等地考虑每一个公民的利益，因此政治参与必须是平等的[4]。理想的民主程序的标准之一是在制定集体决策的过程中，每个公民都应当拥有充分和平等的机会来表达他们关于最终结果的偏好[5]。尽管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现代民主国家大多以法律或制度形式承认、授予并保障公民平等的政治参与权，以保证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机会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能通过同等的渠道向政府部门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法律制度规定的平等参与权在转变成人们实际的参与行为时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障碍，造成了现实中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等状况：有些人总是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政治，而有些人却很少甚至从不参与政治。参与，事实上的不平等与民主理念和法律规定的平等参与权之间的差距是政治参与的悖论之一，大量政治参与冷漠者的存在也被看成是对民主政体的潜在威胁。因此，西方政治学政治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探究具备哪些特征的公民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哪些人可能会是政治参与的冷漠者，从理论上如何解释政治参与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实践中如何解决政治参与事实上的差距等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因素：从宏观方面看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化状况等方面[6]；从微观方面看则包括由教育、收入和职业等组成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由年龄、性别、居住地、宗教、种族等组成的人口统计学因素，由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政治信息和公民意识等组成的政治心理因素，个人参与政治和非政治性组织的状况等组成的组织性因素，等等[7]。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并最终加剧或缓解了政治参与不平等。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把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与通信功能使其相较于传统媒体，表现出一定的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潜在影响力，这引起政治学家的极大关注。评价互联网对政治民主化影响的重要方面是判断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平等化效应，因此，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也就成了西方研究网络政治学的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已有的研究结论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促进论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互联网自由、平等、包容、去中心化和交互性的特点使其重新分配了影响力，挑战了传统精英对权力的垄断，增加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自由度，为公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地参与政治的渠道，减少了公民参与的成本，促进了公民之间的互动，扩大了公共领域，放大了普通公民的政治声音，从而将会促进更多线下政治参与方式下不参与或很少参与的公民，以网络方式或在网络的影响下参与政治，进而将有助于扩大公民参与的规模，减轻或缓解线下政治参与方式下公民参与的不平等状况。另一种是强化论观点，与前一种观点相反，这种观点则认为，前一种观点仅仅是人们想象的网络乌托邦，现实中由于“数字鸿沟”、网络集中与控制等因素的作用，互联网对消除或缓解线下参与方式下基于社会经济地位和非政治组织卷入差异，而造成的政治参与不平等现象实际上并没有积极影响，甚至还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政治参与不平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另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社会利益也在不断分化，建立在教育、收入、职业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逐步显现，社会结构分层日渐明显。随着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普通民众的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也在逐步增强，开始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以表达自身的诉求，维护自身的利益。现阶段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大致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政治参与模式由改革开放前的政府动员式政治参与向公民自主式政治参与转变，政治参与功能由自上而下地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向自下而上地表达公民自身诉求、维护公民自身利益转化；第二，公民自主性政治参与的数量逐步增加，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也在多样化，同时，由于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公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增长迅速；第三，在中国存在着政治参与不平等的现象，公民内部政治参与活跃度存在较大区别，既有少数积极参与者，也存在大量政治参与的冷漠者，政治参与活跃者和冷漠者的参与差距也在拉大。

政治参与行为是公民表达自身意愿、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方式，公民平等的政治参与对于平等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利益、推动政治民主化具有积极的意义。由于现行参与机制相对落后、参与渠道相对不畅，参与代价相对较高，在线下政治参与方式中：政治参与的积极分子往往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强势群体；而政治参与的冷漠者通常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相比较于社会强势群体，底层弱势群体的声音很难通过线下政治参与渠道让政府部门听到。由于参与者与非参与者往往具有不同的愿望和要求，政治参与冷漠者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就可能被忽视，而这些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的参与冷漠者可能更需要政府的帮助，却因为无法参与政治而使他们的利益进一步被忽视，或者在通过常规途径无法传递自己的呼声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以某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诉求，而这种方式又往往为现行法律和体制所不容，这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官民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因此实现政治参与平等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缓解社会经济不平等、缓和社会矛盾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互联网的出现使中国学者和民众看到了它巨大的民主潜力，特别是以孙志刚案件为起点的一系列网络监督事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时代的来临，这也坚定了人们对互联网将有利于推动公民政治参与平等化的乐观判断。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简单还需要冷静地思考，因为判断互联网的参与平等化效应，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参与方式所带来的政治参与总量上的增长，更关键的是要看谁在利用这种方式参与政治：如果互联网上的政治参与者或者受互联网影响而以线下参与方式参与政治的人群，主要来自前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参与冷漠者，则互联网具有一定的促进政治参与平等化的功能；反之，如果互联网上的政治参与者或者受互联网影响而以线下政治参与方式参与政治的人群，主要来自前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参与积极分子的话，则互联网的使用将会进一步强化这些优势群体的已有优势，因而会扩大已有的政治参与差距。现实状况究竟如何很难轻易下结论，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研究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平等化的影响都有一定意义。

从理论方面来说，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如何以及如何影响政治参与，这一问题在西方政治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相互对立的理论都找到了一定的事实依据，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功能究竟是促进还是强化这一问题并没有定论。中国学术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多侧重于规范研究和一般性介绍，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很少，本书将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因果路径模型，并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检验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参与平等化的具体影响，以期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作出尝试性的回答。

从现实方面来看，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平等化的实际效应如何，也关系到人们对互联网的政治功能应寄予何种期望。在今日的中国，人们之所以对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功能给予较大关注，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看到了它所具有的促进政治民主化的潜力，而政治民主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和人群的增加。在现行政治参与制度框架下，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相对有限、参与相对低效的现实，使得人们对互联网在促进政治参与平等化方面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期望是一个方面，事实是另一方面。如果互联网确实能起到促进政治参与的作用，能够促进更多在线下政治参与渠道下的政治冷漠者参与政治活动，则我们应该珍惜、呵护和培育这一普通民众重要的参与渠道；如果互联网并不能起到促进弱势群体更多参与的作用，甚至还会进一步强化线下政治参与中活跃者的已有优势的话，则说明单纯寄希望于依靠技术手段推动政治民主化将面临较大的困境，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制度建设的任务将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