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道教史在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意义(自序)
道教在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似乎显得颇为稀少淡薄,浙江道教亦然。但在古代却不然。记得2005年我筹办“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一位道教学者说过:“写不出浙江道教史,就写不好中国道教史。”言下之意,浙江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地位很重要。这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洞天福地,仙境广布。在宗教地理学上,全国十大洞天,浙江占有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占有九;七十二福地,浙江占十八。具体地说:
十大洞天在浙江的是:第二委羽山洞,周回万里,号曰大有空明之天。在台州黄岩县,距县三十里,青童君治之,即今台州黄岩区城南二公里的委羽山。第六赤城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上清玉平之洞天。在台州唐兴县,属玄洲仙伯治之,即今台州天台县赤城山。第十括苍山洞,周回三百里,号曰成德隐玄之洞天。在处州乐安县,属北海公涓子治之,即今台州仙居县内。
三十六小洞天在浙江的是:第九四明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曰丹山赤水天。在越州上虞县,真人刁道林治之。今为距余姚梁弄镇南八里的白山石层峰北瀑布出水处的岩洞,叫祠宇观,又名白水宫。第十会稽山洞,周回三百五十里,名曰极玄大元天。在越州山阴县镜湖中,仙人郭华治之。今为会稽山旅游度假区宛委山景区。又名“阳明洞天”、“禹穴”。虽名为洞,实为一群山回抱的山谷。相传黄帝曾建侯神馆于此。第十八华盖山洞,周回四十里,名曰容成大玉天。在温州永嘉县,仙人羊公修治之。今为温州华盖山西麓的石窟蒙泉。第十九盖竹山洞,周回八十里,名曰长耀宝光天。在台州临海,属仙人商丘子治之。盖竹山位于临海城以南约十五公里处,盖竹洞天则在盖竹山上。第二十七金庭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金庭崇妙天。在越州剡县,属赵仙伯治之。今为绍兴市嵊县东三十五公里处金庭乡的金庭观,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故宅。观内原奉有王羲之塑像,建有右军书楼、玩鹅亭、右军祠等。又一说,此洞乃天台之桐柏山,即今日桐柏宫所在地。第二十九仙都山洞,周回三百里,名曰仙都祈仙天。在处州缙云县,属赵真人治之。今为缙云县仙都风景区。第三十青田山洞,周回四十五里,名曰青田大鹤天。在处州青田县,属傅真人治之。今为丽水市青田县鹤城镇北隅太鹤山公园。相传唐朝道士叶法善在此炼丹试剑,丹成得道,跨鹤升天而去,故被列为道教胜地第三十洞天。第三十四天柱山洞霄宫,周回一百里,名曰天盖涤玄天。在杭州余杭县,属姜真人治之。今为临安市青山镇大涤山主峰天柱山。第三十六金华山洞,周回五十里,名曰金华洞元天。在婺州金华县,属戴真人治之。现为金华双龙风景名胜区之双龙洞。
七十二福地在浙江的有:第二盖竹山,在台州临海,真人施存治之。今为台州临海盖竹山。第三仙磕山,在温州梁城县十五里,近白溪草市,真人张重华治之。一说即今雁荡山,有待考证。第四东仙源,在台州黄岩县,属地仙刘奉林治之。清《委羽山志》则称在委羽山委羽洞“洞前百余步”。新《黄岩县志》疑县东5公里朱砂堆山上的叠石山即东仙源,不知所据。第五西仙源,在台州黄岩县峤岭一百二十里,属地仙张兆期治之。今为台州温岭市温峤张老桥村西源山。第六南田山,在东海东,舟船往来可到,属刘真人治之。据《舆地纪胜》称,在浙江青田县南田,南田山在青田县城南一百五十里处。第七福地玉溜山,在东海近蓬莱岛上。台州玉环县珍港镇的玉环岛,旧称玉溜山或木榴屿。南朝梁陶弘景于天监七年至十一年(508—512)间曾携弟子居此,并遍游大雷山。第八福地青屿山,在东海之西,与扶桑仙境相接。今为台州温岭县青屿乡的青屿山。据传古仙人刘子光在此修道。第十二大若岩,在温州永嘉县东一百二十里,属地仙李方回治之。今为温州市永嘉县境内楠溪江风景名胜区。第十四灵墟,在台州唐兴县北,是白云先生隐处。今为天台县北60里华峰乡天封村后石笋山。第十五沃州,在越州剡县南,属真人方明所治之。今为新昌县东25华里处沃洲山。第十六天姥岑,在剡县南,属真人魏显仁治之。今为新昌沃洲湖风景区之天姥山。第十七若耶溪,在越州会稽县南,属真人山世远所治之。今为会稽山旅游度假区中的若耶溪景区。第二十八陶山,在温州安国县,陶先生曾隐居此处。今为距温州市区西北15公里的瑞安市陶山镇陶山。第二十九三皇井,在温州横阳县,真人鲍察所治处。今为温州瓯海区仙岩镇境内之仙岩风景区。第三十烂柯山,在衢州信安县,王质先生隐处。今为衢州市东南13公里处的烂柯山,又名石室山、石桥山。第五十七天柱山,在杭州于潜县,属地仙王伯元治之。今为余杭天柱山。一说与第三十四天目山洞同。第六十司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北,是李明仙人所治处。今为天台县城西北三十里的司马悔山。第六十三福地茭湖鱼澄洞,一说在四明山茭湖,即余姚茭湖纱帽岩,又一说在西古姚州(今云南姚安),有待考证。[1]
由上可见,浙江洞天福地占全国的比重很高,这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浙江在全国道教中的地位之重要。
第二,道派林立,传播活跃。在宗派方面,如把道教分为符箓派和丹鼎派的话,可以看到,张天师后裔曾在浙江一带传播,灵宝派、上清派的诞生和发展与浙江有密切的关系,茅山宗曾在浙江传播并与浙江道教有互动交流关系,叶法善道教世家是天师道的重要传人,温州籍道士林灵素是神霄派的创始人之一。署名宁全真授,林灵真编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长达三百二十卷,是《道藏》中篇幅最大的著作,该书是科仪之学的集大成著作。道教与民间宗教相交融而成的闾山夫人教等符箓类支派在浙江也有传播。就丹鼎派而言,丹鼎派最重要的著作都是由浙江籍道教学者所撰写的。《周易参同契》被誉为“万古丹经王”,它的作者是绍兴上虞人魏伯阳。《悟真篇》是内丹术的代表性著作,被誉为“千古丹经之祖”,它的作者张伯端是天台人。张伯端也是丹鼎派南宗的始祖,后人以他为祖师而开出以清修为主的紫阳派和刘永年递传的双修派。明清时期,浙江是全真道,尤其是龙门派传播和“中兴”的重镇。湖州金盖山古梅花观的嗣龙门派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广泛的影响。华山派等全真支派在浙江也有传播。上述这些道派在浙江的传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影响深远。
第三,高道辈出,人才济济。浙江在道教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浙江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长期在浙江传道、讲学。他们中较为显著的有葛玄、葛洪、杜子恭、孙恩、卢循、许迈、陆修静、陶弘景、孙游岳、顾欢、司马承祯、杜光庭、闾丘方远、罗隐、施肩吾、张伯端、林灵素、胡莹微、白玉蟾、莫月鼎、王惟一、刘大彬、杜道坚、林灵真、黄公望、金志扬、冷谦、何道全、傅金诠、闵一得、卫真定、李理山、陈撄宁、闵智亭等众多宗师、学者。他们要么因开宗立派,要么因传道布教,要么因著述传世,都对后世道教有较大影响。例如,孙恩、卢循发动的暴动严重动摇了东晋的政权,是晋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晚唐杜光庭是道教史上的一个大学者,他的著述遍及道教的哲学、教义、历史、文学、地理、道术等各方面,种类众多,并在多个领域的著述活动中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提炼,从而对道教道、学、术的交融和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集大成的贡献。
第四,著述宏富,异彩纷呈。前面提及的浙江籍道士或长期在浙江传道的著名道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著述传世,在道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闵一得的著作有《金盖心灯》八卷,编纂有《古书隐楼藏书》。《古书隐楼藏书》收书三十种,一部分为他的著作,这类书是:《读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管窥》、《天仙心传》、《养生十三则阐微》、《管窥编》、《二懒心话》、《琐言续》。一部分是对他人之书的注释,这类书是:《牺云山悟元子修真辩难参证》、《阴符经玄解正义》、《皇极阖辟证道仙经》、《泄天机》、《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吕祖师三尼医世功诀》、《雨香天经咒注》、《智能真言注》、《一目真言注》、《增智能真言》、《祭炼心咒注》、《密迹金刚神咒注》、《大悲神咒注》、《西王母女修正途十则》、《李祖师女宗双修宝筏》。另一部分是闵一得对他人著作的重编、订正,如《太乙金华宗旨》等。
第五,影响深远,价值重大。浙江道教人士观念开放、务实,注重创新。南宋之前的大批道教学者及其思想构成了浙东学派诞生的部分前奏和思想背景。南宋之后,他们的思想构成了浙东学派发展的思想背景。浙东学派的诸多大家,如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等,他们虽然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对道家、道教多有批判并有较强的门户之见,但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在早年多与道教人物有交往,研究、阅读过道家、道教著作,思想上受道家、道教影响很深,成年后往往也没有完全割断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这使得他们的思想中杂有道家、道教的成分或有鲜明的受道家、道教影响的痕迹。同时,道家、道教的影响使得浙东学派形成了一些独到的特点和富于特色的面貌,如功利观念较强等。此外,浙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领域都深受浙江道教的影响,例如,元代四大画家有三人均为浙江人,且均为道士,最著名的就是《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在浙江诞生或传世的一些著作甚至有世界性的影响。例如,闵一得订正的《太乙金华宗旨》在20世纪初对荣格创立分析心理学影响很大,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时至今日,不少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都深深地印有道教的痕迹或者本身就是道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畲族民歌、俞源村古建筑群营造技艺、诸葛村古村落营造技艺、磐安县“赶茶场”(又称“茶场庙庙会”)、磐安县炼火、象山县石浦妈祖信仰及迎亲习俗、道教音乐(如平阳东岳观道教音乐、苍南道教正一派科仪音乐、松阳道教音乐——月宫调、洞头海岛道教音乐)、洞头妈祖祭典,等等。今天,浙江道教文化的不少内容,对建构和谐社会,发展养生、休闲、旅游、文化等产业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第六,道士云集,信徒众多。过去,浙江的道士人数和信徒人数比较多,这为古代浙江道教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正因为有过去的底子,今天,浙江道教的宫观数量和信众人数在中国大陆地区各省中也是最多的,全真、正一道士人数都占中国大陆地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同样在全国道教界占据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浙江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为道教大省。为此,我们从2002年就开始了浙江道教史的研究工作。2003年10月,我在宁波筹办并成功召开了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二十多篇文章涉及浙江道教的研究,我提交了《浙江道教史发凡》的论文。2005年5月,我在浙江省社科联和天台县政府的支持下,筹办并成功召开了“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学术史上首次针对浙江道教而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提交的论文中有关浙江道教的占了很大比重。2008年,我筹办并成功召开了“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也有数篇论文涉及浙江道教。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2006年我以“浙江道教史”为题申报了浙江文化工程研究课题并获得批准立项。考虑到工作量巨大,我于是邀请韩松涛、王巧玲参与,三人精诚合作,苦心竭力,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耗时四年多,数次修改,终于完成了《浙江道教史》古代部分的写作。应该指出的是,浙江道教史跨度长,问题繁复,不像江西道教史有张天师和许逊两条清晰的主线,而是缺乏明晰的主线,各时期的点多且分散,梳理颇为不易。近现代部分,受精力和课题结项的时间限制,更重要的是近现代部分搜集资料比较困难,田野调查耗用经费很高,而研究经费严重短缺,加之古代部分即已达到六十万字的篇幅,我们不得已先完成古代部分,而把近现代部分付诸未来。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我们多年辛勤耕耘的答卷。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章由韩松涛写作,第八、第九章除第七、第十一节和章前语外的部分为王巧玲写作。他们二人完成初稿后,由我统改。其余部分由我写作。限于我们的学养还有待提高,研究受多方面的条件制约,所以,倘有错漏不足之处,尚请方家不吝指教。应该提及的是,在我们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湖州道教协会副秘书长王宗耀热情帮助并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湖州道教,尤其是张志和的一些资料。给予我们帮助的还有不少同志,不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在完成获得浙江省社科规划办结项提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责任编辑认为书稿质量颇佳,建议我们申报国家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我们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申报成功,在获得经费资助后,我们采纳了评审专家们的建议,并做了一些田野调查的工作,对书稿进行修改,增加了近十万字的篇幅,形成现在的样子,呈现给读者,敬请批评指正。
孔令宏
2011年8月21日草于香港旅途中,2012年2月3日改于杭州,2013年11月27日再改于浙江大学
[1] 《道教洞天福地旅游攻略——浙江篇》,http://hi.baidu.com/168000/blog/item/764b0d2418-49c439c9955994.html,201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