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吴越族起源及浙江地域史概要[2]
一 吴越族的起源与越国迁都琅邪
（一）吴越族的起源
在1.5万年前，东海海平面约是现在的-136米，也就是今舟山群岛以东约360公里都是陆地，这片广阔的平原是古代于越族人的聚居地。这时钱塘江口约在今河口以东300公里，当时的平原面积约是现在浙江的两倍，是于越族人繁衍生息的乐土。但是随后便开始了名为“卷转虫海侵”的海平面上升运动，到距今1.2万年前后，海平面到达现在的-110米的位置上，到1.1万年前后，上升到-60米的位置上，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位置上。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海平面超过了现在的海平面高度，东海海域内伸到今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也就是浙江大地除山地和丘陵外，都成为一片浅海。我们的祖先于越族人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逐渐迁移，距今7000—6000年的这次迁移对后世于越各族的形成影响最大。于越族居民在这次迁移中的主要路线，估计有三条：他们中的一部分，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区；另一部分随着宁绍平原自然环境自北向南的恶化过程，逐渐向南部丘陵区转移；还有一部分则向外迁移，主要居住地在今三北半岛南缘和南沙半岛南缘的丘陵地带，最终随着海平面的上升，与舟山群岛的越族居民一样成为岛民。[3]
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区的于越族居民，后世形成句吴族。“句吴与于越属于一个部族的两个分支，这是非常明显的。《越绝书》曾经两次提到它们‘为邻同俗’、‘同气共俗’的话。”谭其骧也认为句吴和于越是一族两国。[4]
留在宁绍平原的居民，不断向南部的高地迁移，最后进入会稽四明山区，《越绝书》称之为“内越”。居住在三北群岛、舟山群岛甚至更远岛屿上的居民，《越绝书》称之为“外越”。由于越族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所以内陆的越族与外海的越族，仍然互有往来。有学者认为“内越”和“外越”是卷转虫海侵时期迁居山地和海岛的两个相互有着密切联系的越族分支。[5]
于越族7000年以来的历史有考古资料为证。根据目前已经获得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于越族人的聚居地发现的最早新石器遗址是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据C14测定，距今约在7000—6000年之间。与河姆渡文化在地层和年代上密切衔接的是嘉兴的马家浜文化，根据C14的年代测定，这种新石器文化距今约在6000—5500年之间。与马家浜文化相衔接的是上海青浦县的崧泽文化，其年代据C14的测定距今约在5800—5200年之间。比崧泽文化更接近越人历史时期的是余杭县的良渚文化，据C14的年代测定，距今约在5200—4300年之间。在良渚文化时代，越族居民在今杭嘉湖平原的分布已经相当广泛。在湖州的钱山漾和杭州市半山附近的水田畈都是该时期的遗址。紧接着良渚文化的，则是上海市闵行以北的马桥文化，这个遗址的最下层，其年代测定距今约在3900—3200年左右，仍属良渚文化层。[6]
于越人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公元前1040周成王二十四年，今本《竹书纪年》就有记载“于越来宾”的记录。今本《竹书纪年》虽然成书较晚，但此条记录却是可信的，因为它不是孤证。王充《论衡·超奇篇》曰：“白雉贡于越。”[7]其《异虚篇》说得更为详细：“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8]周公的生卒年份虽然不详，但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在其还政于成王后仍居于丰，成王二十四年时，周公虽然已不再执政，但由于他的崇高声望，于越使者为了表示尊敬，在聘问周朝时向他献雉，这是很可能的。[9]
其后句吴和于越的见于史籍的活动出现于春秋时代。《左传·成公七年》（前584年）有“吴伐郯”和“吴入州来”的记载。这是句吴登上春秋历史舞台的最早史料之一。于越在《左传》的出现比句吴要晚得多，《春秋·昭公五年》（前537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越人作为一个诸侯伐吴的配角而被写入这项史料。[10]
句吴和于越两国连年交战不断，最早记载两国交战的是《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阍弑吴子余祭。”[11]《左传》曰：“吴人伐越，俘获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12]
关于句吴与于越两国的国界有两说，一种是《国语·越语上》所说：“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韦昭注：“今嘉兴御儿乡是也。”[13]其地约当今桐乡西南。另一说始于《史记·货殖列传》：“浙江以南则越。”这是说两国以钱塘江为界。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国语》所说的吴越国界，是句践战败入质于吴之前的国界，而吴王夫差将句践放归越国后，至越灭吴之前，两国则是以钱塘江为界了。秦统一中国后，浙江分为吴、会稽两郡，也是以吴、越两国旧界钱塘江为界。[14]
（二）越国迁都琅邪
越国的王族或先在今山东之地，后世通过海上通道，一迁至今江苏、上海之地，再迁至今浙江绍兴，并与内、外越土著融合形成新的分布于内陆与海上的百越民族，而其中的于越族建立越国。越国灭吴后，将其国都迁回今山东之琅邪，统领着内、外越族人，为建立百世之霸业而努力。也有学者认为琅邪或只是越国的都城之一，越国没有放弃其在浙江的会稽之地。
据文献记载，越国始受封于夏。《吴越春秋》谓少康“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15]《史记》肯定了无余受封的事件，《越王勾践世家》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16]少康封无余是“奉守禹之祀。”禹之祀为何在会稽呢？《史记·夏本纪》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17]禹之葬处称“会稽”，故封无余在“会稽”是“奉守禹之祀”。这里的会稽，钱穆先生认为不在今浙江绍兴：“禹会诸侯于会稽，后世言地理者，率谓会稽在浙江绍兴，禹迹之远，今人疑之者多矣。余考《吕氏春秋·有始览》言九山、九塞：‘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太行、羊肠、孟门；何谓九塞？太汾、冥阸、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自殽以上皆在大河两岸，井陉以下稍远，亦均冀州山。‘九山’、‘九塞’独会稽僻在南越，决不类。故知古人所谓会稽必别有所指，非后世浙江绍兴之会稽也。……禹会诸侯于会稽，会稽山本称茅山，以地望之，其相当于河东大阳之山乎？《水经·河水注》大阳之山亦通谓之为薄山者是也。”[18]钱穆先生引《吕氏春秋》认为，一是会稽与泰山等山并举其地应相近，二是提到了会稽或在河水之东。其他学者继承了其观点，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证据，并认为古会稽在山东境内。
《管子·封禅篇》、《史记·封禅书》均曰：“禹封泰山，禅会稽。”罗香林认为“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礼，封、禅二地不会相距很远。”[19]《淮南子·汜论训》：“东至会稽浮石。”[20]高诱注曰：“会稽，山名。浮石，随水高下，言不没。皆在辽西界。一说会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禅于会稽’是也。”高诱则直接指出了会稽有在太山下一说。泰山之地是明确的，那此“会稽”当也在山东之地。
又“禹会诸侯江南”之江南或并不是长江之南，因为夏代初年的疆域其实还没到今浙江一带。有学者认为古代的大河都可以称江，则此江实为“河水”，如是则可以得出夏初越国都城会稽在今山东的结论。[21]
“会稽”在今山东还有一证，《春秋·桓公元年》曰：“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22]杜预注：“垂，犬丘，卫地。越近垂，地名。”鲁桓公与郑伯相会之地首先在“垂”，垂属卫地，在今定陶县，春秋时曹地。第二次是在“越”，该地称越或是越人曾经居住过地方，故称之为“越”，或此处即是越国之“会稽”。由于“垂”与“越”相近，罗香林认为两地“据邹钜兴《春秋战国地图》，列于今山东菏泽与濮阳之间，即古雷泽境上。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所谓‘当在兖州府曹州附近，今称曹地’者，大致亦合。”又曰：“其地昔时所曾居止之越，按其年代，非自越国灭吴称霸后所移植，盖越国势力向北扩展，乃在周元王三年即西元前473年以后，而鲁桓公元年，鲁与郑伯相会于越，乃在周桓王九年即西元前711年，其时期早于越国称霸二百余年，夦地之被称越，当由来已久。”[23]
越国都城迁移或是从山东附近的海上迁至今上海、苏州一带。董楚平认为“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时期，山东与江南海路畅通。江南‘会稽’地名与越国王室宗族，都是从山东经海路迁来”[24]。其从山东出发的港口，应该就是琅邪。《吴越春秋》卷五：“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曰：“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怪山者，往古一夜自来，民怪之，故谓怪山。”[25]《太平寰宇记》曰：“龟山，即琅琊东武山，一夕移于此。”三条文献所记都是同一事件，都与“琅琊”有关，都是说越国在今浙江之会稽筑城时，出现了一座由琅邪飞来的山峰。山或不会飞来，但这个传说却是越国王室与琅邪有关的证明。从逻辑上讲，越国王室必定先在琅邪，后至浙江之会稽，才有可能出现在浙江之会稽筑城时出现有山峰自琅邪飞来的传说。那么，这三条文献或可证明越国王室正是从琅邪迁来。
苏州南有“越城”，据考古发掘报告“越城遗址又称越王城、勾践城或黄壁山，位于苏州市西南郊，距胥门7公里，地处横山之下，石湖之滨。遗址原是高出地面5米的土墩，由于长期耕作和自然力的破坏，现高出地面1.5米。南北长约450、东西宽约400米，面积约18万平方米。西、北两面残留有高4.5米的夯土城垣，即春秋末年的越城遗址”[26]。这个越城有文献为证，《越绝书·吴地传》曰：“阖闾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城中有小城二。”[27]吴国国都称吴越城，说明吴越城处原为越国都城所在地，而其中之小城之一，或即是“越城”。上海附近也有故越王城。《越绝书·吴地传》曰：“娄门外鸿城者，故越王城也。去县百五十里。”[28]即距前吴越城一百五十里处有故越王城。
前面提到的上海地区的考古发掘出现的“马桥文化”，或可以说明越国王室宗族从山东迁至上海、苏州地区，并与当地土著融合的过程。据宋健的研究，“马桥文化的陶器分为三群，它们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因素，说明马桥文化是若干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产物。分析这些因素的来源，实际上就是追寻马桥文化的来源。根据本文分析，马桥文化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另一个是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在马桥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和山东半岛岳石文化的影响”[29]。“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和山东半岛岳石文化”或即是由越国王室宗族带来的文化因素。
越国王室最后迁至的都城是在今浙江之会稽。之后即发生吴越争霸之事件，勾践先败后胜，终于灭吴。但灭吴后，勾践迁都琅邪。据今本《竹书纪年》，勾践灭吴后于周贞定王元年癸酉（前468年）“于越迁都琅邪”[30]。此事《越绝书》亦有记载，其卷八曰：“越王夫镡以上至无余，久远，世不可记也。夫镡子允常，允常子句践，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句践子与夷，时霸。与夷子子翁，时霸。子翁子不扬，时霸。不扬子无疆，时霸，伐楚，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主为君长。之侯之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岁。”[31]
此事《史记集解》曰：“《地理志》：越王句践尝治琅邪县，起台馆。”[32]《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越王句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吴越春秋》云：‘越王句践二十五年（前472），徙都琅邪，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即句践起台处。”[33]可证越王迁都琅邪之事。
后世之学者大多数对勾践迁都至偏于山东大陆一隅的琅邪迷惑不解，但如果了解了两个问题，一是越国王室本就是从琅邪迁至浙江之会稽，二是“对于海洋民族来说，大海是联系的通道，而不是阻隔，越王句践徙都琅邪，就是一个典型事例”[34]。那么，对于越国灭吴后，为了争霸中原而迁都琅邪的事件就应该表示相当的理解了。
不过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前文所述“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岁”当是“一百二十四岁”之误。钱穆考证曰：
然自句践徙瑯琊下推一百二十四年，则适值楚围徐州后一年，而世次亦适得八代。（句践一，鹿郢二，不寿三，朱句四，王翳五，无余之六，无颛七，无颛之后则八也。）《水经·渐江水》注云：“越王无疆为楚所伐，去琅邪”，则越都琅邪，实至王无疆时始离去。则《越绝书》《吴越春秋》两书所载，固有依据，非尽凿空向壁之谈。[35]
以上越王世系为金文所证。传世的出土文物或收于文献的越国金文“共有58件。其中兵器有35件，有‘句践’名字的只有二件，还有四件仅铭‘戉王’，未铭王名，权作句践之器计算，共6件。句践儿子者旨於赐有8件，其孙不寿有10件，曾孙州句有12件。礼乐器23件，王翳时期的铜器，目前只发现一套豪华的《者氻钟》。纵观现有的越国金文，最早是《越王之子句践剑》，作于允常时；最晚是《者氻钟》是王翳为太子诸咎所作，越国金文用实物证实了从允常至诸咎七代越王的连续世系，这为别国所罕见”[36]。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其中详述了“琅邪”一地与道教的紧密关系。《太平经》的出现便与琅邪于吉、宫崇有关。后世葛玄、葛洪；天师道之孙秀、孙泰、孙恩均是琅邪人，而琅邪王氏亦世代奉道。陈寅恪曰：“案，琅邪为于吉、宫崇之本土，实天师道之发源地。”[3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寅恪先生所言之“天师道”与我们现在认可的张陵一系的天师道或不同。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论述，陈寅恪先生所言之天师道或即是“道教”，这个“道教”并不是由张陵所创的，而是由多个点同时发展的，应该包括了张角的太平道、帛家道、李家道、于君道等各种原始道教的种类，或还包括张角太平道以前的孕育《太平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心理基础上体现出来的原始道教基因。刘屹认为：“陈先生所言的‘天师道’，与今之一般学者认为的‘天师道’不同。他既承认天师道与张陵祖孙的传道有关，又认为天师道本起源于东方滨海地域，后来才由张陵传入巴蜀地区。”同时，我们“不应该否认或忽视在东方滨海地域还可能存在着不晚于汉末三张的早期道教的‘东部传统’。因此，陈先生关于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的论述，至今仍有尚待阐扬的价值。但前提是要重新界定‘天师道’的内涵，并非只有张陵祖孙所传才是‘天师道’。这恐怕是重新认识早期道教史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前提”[38]。
东部道教传统最有影响的道教派别是太平道，“从《玄妙内篇》到《三天内解经》和《大道家令戒》，天师道对《太平经》的传统都是一种虽然不喜欢，但又不能不提及的态度。这是因为《太平经》是东部道教传统的标志，来自西部的五斗米道——天师道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对此传统的存在置若罔闻”[39]。太平道也使用“天师”之称，《太平经》卷三十五载：“今天师为王者开辟太平之阶路，太平之真经出。”[40]魏晋时代江南地区的所谓天师道或都是具有东部传统的道派组织，并非都是由蜀地传来的三张天师道。“所谓‘天师’、‘祭酒’和‘静室’、‘治’等通常被认为是西部米道专有的概念，汉末以降的东部道教传统也在使用。”[41]这些“东部传统”上承的是什么文化？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曰：“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42]也就是说陈先生把近于齐地的琅邪作为齐国的土地，故而认为道教的起源与齐文化有关。但琅邪之地，一开始似就非齐国所有，后又为越国国都一百余年，则琅邪之地的文化渊源应该以越文化为主，以其地近齐，故又可能受齐文化之影响，但仅可能是受到一些影响而已。如此则道教起源之滨海文化之渊源当可另行考证。越国迁都琅邪则是这个问题中的一个非常关键之点，如果从琅邪及琅邪以南都是越国的土地，则这所有的东部道教传统是否都与吴越的文化有关？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研究课题。
（三）越国迁都琅邪后疆域考
研究越国迁都琅邪后疆域的目的，是要确定越文化的影响地，从而对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所提出的孕育道教的滨海文化所包含的文化传承，作一个新的考证。
越国迁都琅邪后疆域考证，首先要从对琅邪的考证开始。因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曰：“平公即位，田常为相。……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43]钱穆也指出，勾践徙都琅邪之时，“田常尚在，其势方盛”，故勾践能否入主琅邪都是一个问题，更何况以此为越国国都。辛德勇认为：“纵观战国秦汉间行文之通例，可知似此某一属地‘至某地’云云，本不必一定要将其所‘至’之处包括在内”，并举例予以说明，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其中的大海、朝鲜、北向户均不在秦朝版图内。[44]所以《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田常之属地“至琅邪”当不包括琅邪。并且，此琅邪指的是“琅邪山”，而不是琅邪之地。
《战国策》卷八载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45]所谓“四塞”之“塞”是要塞之义，即齐国四方皆有险固。所以文中四面的名称都指山川形势而言，南面有太山山脉，东有琅邪山脉，西有黄河天险，北有大海为屏障。这虽然是说齐国的地理优势，同时也阐明了齐国的疆域。其中东至“琅邪山脉”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从地形图上看，齐国的南面是泰山山脉、沂蒙山脉，而其东南的“五莲山脉”与沂蒙山脉相连，将齐国国土与“琅邪”一地相隔开，今称“五莲山脉”或即是当时所称之“琅邪山”。齐国的疆界以这些山脉为界，这从战国齐长城的修筑就可以清楚看到春秋时期齐国的南疆所至，基本为这些山脉的中线。[46]琅邪在齐长城的南面。直至战国，齐国扩张后，琅邪仍不在齐国疆域中。也就是说田常之属地“至琅邪”是指其属地抵达“琅邪山”之北麓，而琅邪在“琅邪山”南麓，并且琅邪面向大海，有一块狭长的海边平原，为其提供必要的耕作，以作粮食的来源。
第二个问题是琅邪与长江以南的会稽是否陆路隔绝，只有海上通道相连的问题。《史记·楚世家》曰：“（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47]《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曰：“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48]《越绝书》卷十四则说得更为详细，“越王勾践即得平吴……，于是度兵徐州，致贡周室。元王以之中兴，号为州伯，以为专勾践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时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期（沂）、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49]
有学者认为：“句践或与楚，或与宋，或与鲁，总之完全放弃了淮河北岸的所有土地而退居于江、淮以南的吴越故地。”也就是认为越国由于北上争霸的道路被阻，所以才迁都琅邪，以求从海路北上，以琅邪为基地开展霸业。[50]其实不然，《史记》虽然说淮北之地由楚所占，却还说：“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也就是在江、淮东面靠海的地区还是由越国所控制。越国有舟师之利，又因为江淮之间有邗沟相连，所以沿海之地当为越所控制。越国的国土从琅邪以南为郯，郯之南为徐，徐之南为吴，吴之南为越故地。勾践称霸后，上述之地基本还是为勾践所占领。徐国于公元前512年为吴所灭。越灭吴之后“度兵徐州，致贡周室”，徐当为越所有。《春秋·成公五年》（前586年）有“吴伐郯”的记载，约公元前414年，越灭郯，则郯亦为越所有。越国占有这些地区，可证越国的疆域在长江以北是沿海而狭长的地带，而过长江以后，则基本占有今浙江之地，其腹地较大。
吴、越、徐、郯均以鸟为其信仰，各国或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吴越人借助凤鸟来制定自己的时令，即是神话传说中的“凤鸟司历”。杜预《左传集注》曰：“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51]文献记载的“凤鸟司历”似与春秋时郯人之祖先有关。《左传·昭公十八年》曰：“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52]郯国在鲁之南面，与徐相邻。郯、徐同为嬴姓，《史记·秦本纪》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53]徐与吴相邻，且徐人与越人在上古有十分密切的交往，至今在浙江境内仍有许多徐人的遗迹。故上述郯子所述鸟官之名可能是上古东夷族的后人，包括吴、越、徐、郯人共同的习俗。
所谓琅邪之地的滨海文化，以琅邪与齐为琅邪山脉所隔，并为越国国都一百二十四年来看，琅邪之地的文化主要应该是以吴、越、徐、郯人所共有的以凤鸟崇拜为其象征的夷文化。由于琅邪近于齐国，所以会被误认为琅邪是在齐文化圈内，其实不然。琅邪由于地近齐国，或是会受到齐文化的影响，但其主流文化来看，应当是以吴越文化为主。
于越一族有内越、外越一说。外越是居住在海岛中的居民，后世孙恩亦是琅邪人，其起事后，失利往往退入海外，然后再集合兵力进攻内陆，其基地当在海外之海岛上，这说明居于海外之外越，其宗教信仰与“天师道”有共通之处，或其信仰即是与原始《太平经》有相同基础的原始宗教。此可以旁证琅邪一地的文化基础，与外越人有相同之处，而外越人的信仰当与内越相同。以内外越的信仰情况来论证，琅邪一地的文化当以越文化为其主流。
后世东部之道教，琅邪为《太平经》的起源地，吴地先为帛家道的信仰地，后又为上清派的起源地，越地为杜子恭教团之所在地。以此观之，则后世东部滨海之地的道教都在古越国的地区内，故道教的“东部影响”与吴越文化或是有传承关系的。
二 秦汉以后浙江地域概要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浙江北部属会稽郡、南部属闽中郡。大约是南部的台州、丽水、温州境内属闽中郡，其余属会稽郡。会稽郡还包括江苏南部太湖流域。
西汉时，会稽郡之辖地包括了秦时闽中郡之地，所以西汉时浙江大部分都是会稽郡属地。属会稽郡辖下东西南三部都尉之地。浙江西北有部分属丹阳郡地。东汉时分会稽郡为会稽郡与吴郡，故杭州及以北大约属吴郡，原浙江西北仍属丹阳郡，其余属会稽郡。
三国时浙江属吴国，又将东汉时的会稽郡分为临海、会稽二郡，丹阳郡又分为丹阳、新都二郡，则浙江属吴、丹阳、会稽、临海、新都五郡。丹阳郡所辖为安吉及天目山地区。新都郡所辖为今淳安县等地。临海郡主要辖地为今台州、丽水、温州。会稽郡主要辖地为今绍兴、宁波、舟山、衢州。吴郡主要辖地为今湖州、嘉兴、杭州。
西晋浙江属扬州部。西晋时将吴郡分为吴郡和吴兴二郡，杭州、嘉兴属吴郡，湖州、天目山属吴兴郡。并将丹阳郡缩小，故浙江不再属丹阳郡。又将会稽郡分为会稽、东阳二郡，东阳郡辖金华、衢州，会稽郡辖今宁波、舟山。则浙江分属吴郡、吴兴郡、新安郡、会稽郡、东阳郡及临海郡。
东晋又从临海郡中分出永嘉郡。温州、衢州约属永嘉郡。
南朝时期，从扬州部分出东扬州。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诸郡属东扬州。梁时，又改临海郡为赤城郡。
隋朝将吴、吴兴郡重新分为吴郡和余杭二郡，湖州、嘉兴属吴郡。杭州属余杭郡。又将新安郡分为新安、遂安二郡，建德、桐庐等新安江流域属遂安郡。永嘉与赤城二郡并为永嘉郡。则隋初浙江分属吴、余杭、遂安、会稽、东阳、永嘉六郡。
后置吴、杭二州总管府（改东扬州为吴州，废钱塘郡置杭州）及婆州、处州、睦州等，大业初（约605年）改为会稽、余杭、东阳、永嘉、遂安五郡及吴郡。
唐时，浙江主要属江南东道，设州。湖州、杭州、台州、温州、衢州均如今名。今嘉兴在唐苏州南部，今绍兴设越州；今宁波、舟山设明州；今丽水设括州；今淳安、建德设睦州、今金华设婺州。唐代起，各州的行政区划已经与现在的各市相接近。
五代时，浙江为吴越国，即今嘉兴之地与苏州分开，增置秀州。其余诸州不变。
北宋浙江属两浙路，所领十三州，除常州、苏州外，其余十一州基本均为浙江之地。十一州为秀州（今嘉兴、上海）、湖州（今湖州）、杭州（今杭州大部）、睦州（今杭州之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县）、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舟山）、婺州（今金华）、衢州（今衢州）、台州（今台州）、处州（今丽水）、温州（今温州）。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分两浙路为东西两路。改秀州为嘉兴府，改杭州为临安府、改睦州为严州，改越州为绍兴府、改明州为庆元府，其余各州名称如旧。
元代浙江属江浙行省之浙东道宣慰司。将前嘉兴府分为嘉兴路（今嘉兴）和松江府（今上海），各州均称路。浙江各州称嘉兴路、湖州路、杭州路、建德路、绍兴路、庆元路、衢州路、婺州路、台州路、处州路、温州路。
明代浙江置行省，各州改路为府，庆元改称宁波府、建德改称严州府、婺州改称金华府，其余各州名称如元代，只是路改为府。
清代属浙江行省，行政区划基本与明代同，共领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金华府、衢州府、严州府、温州府、处州府。
现浙江省管辖地级市11个，分别为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舟山市、丽水市、台州市。东西和南北的直线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6%，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省常住人口为5442.69万人。[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