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周时期尤为重要。《荀子·大略》曰：“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礼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先秦思想家看来，礼是天地运行、万物生存必须遵循的规则，是无可非议的绝对真理。“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既然如此，治理国家就必须依据于礼，“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礼记·哀公问》）。调节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必须依据于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也必须依据于礼，从而有别于禽兽，“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显然，礼仪制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礼节、仪式，而是包含了政治制度、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一整套体系。至少在西周时期，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模式，成为政治制度的核心，贵族社会生活的准则，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研究两周历史，礼仪制度应当说是一把钥匙，必须着力加以研究，舍此则无法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人物行为做出合理的描述和解释。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动之中，旧的秩序、制度被打破，旧的思想观念被改变，旧的礼仪制度当然也被破坏，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但在这个变动过程中，礼仪制度并未被消灭，而是内容发生了变化，所起的作用有所改变。与此相应，思想家们对礼仪制度的看法也有了较大分歧，例如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而商鞅则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因此“贤者更礼”（《商君书·更法》）。研究这一时期礼制的具体内容，把握其变化脉络，不但可以对当时社会变革形成更为细致具体的认识，仅就礼制研究来说，可以上溯研究西周礼制，以补葺其材料不足之缺憾，下延研究秦汉礼制，以把握其形成之源头，实为礼制研究之最佳切入点。景红艳博士慧眼独具，以此作为突破点，选取《左传》为基本材料，上溯研究西周礼仪制度，既可补充西周材料之不足，又可由其变化把握西周礼制之特征，从而获取了许多新的结论，加深了对西周礼制的认识。

景红艳博士曾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数年，我深感其勤奋、踏实、聪明。学习及工作期间，着力于两周制度研究，特别是礼仪制度，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可以期待，她在这个领域一定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集腋成裘，蔚为大观，为先秦史研究做出一份贡献。

袁林

2015年6月于陕西师范大学